李守咨97岁，1940年入党。抗战期间在沂蒙山区坚持敌后工作。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江湾区区长、徐汇区区长、上海市围垦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等职务。
我是1918年生人，出身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小时候上过私塾也念过小学。1936年，我被抽丁去沂水县第十区乡农学校，后来又到临沂专署乡农学校。这些乡农学校是国民党办的，目的是训练地方武装。西安事变以后，临沂乡农学校就解散了。这段时间学到的东西，在我参加革命后打游击、与敌人周旋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1937年下半年，日本鬼子进攻临沂。当年冬天，山东地下党领导了徂徕山起义，我就加入了抗战的队伍。1938年到1940年那段时间，日本人占领城市，共产党就在乡村里逐渐发展起来，建立政权。
我们在敌后工作，主要几个内容：动员参军，征集公粮，还有就是与鬼子作斗争。
我们那时候的口号是“有人出人，有粮出粮，有枪出枪”，那是全民抗日。当时有个歌的歌词里唱“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都是有具体事迹的。有名的彭大娘，送独生儿子参加八路军，儿子牺牲后，又继续动员侄子参军。八年抗战，沂蒙地区参军人数有20多万，牺牲也很大，烈士陵园里的烈士榜上有6.2万多人。
我们当时武器装备非常落后，什么也没有，国民党说我们“游而不击”，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正规部队都没多少子弹，武装带里好多都用树枝塞着，装装样子。我有一把匣子枪，一共只有4发子弹，哪里舍得开枪，有大刀、红缨枪甚至木棍就是武器了。
当时很重要的工作是征集爱国公粮。1938年我参与了土地清查丈量工作，把土地分为三等九级，上上地一亩算三亩，下下地三亩算一亩，中中地是一亩算一亩，这样就按土地好坏合理负担，老百姓很拥护。靠这个政策，基本保证了八年抗战期间党政军民的吃饭穿衣。
1941年冬季，鬼子对沂蒙山区进行了大扫荡，修建了封锁线，沂蒙根据地被分割成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三块。有一次我从河西游击区去河东的敌占区侦察敌情，走在河滩上，西北风刮着沙打得脸疼。突然两个鬼子朝我过来了，他们端着枪上来，一刺刀就把我的棉袄刺了个洞。鬼子知道我听不懂他们的话，就在地上写汉字，来盘问我去哪里。我就装作不认字，摇摇头，指指前面据点所在的村庄，假装是要去那边，鬼子就上来仔细地对我搜查。幸好我过河之前做了准备，把枪、笔记本、钢笔都藏起来了，没带在身上。鬼子没看出破绽，就放我走了。
当时鬼子沿着交通线往游击区里安据点，要一点点蚕食我们。我们就一方面晚上去拆桥破路、割电线，另一方面瓦解伪军，通过关系搞情报，画地形图，主力部队根据情报拔掉据点。过段时间鬼子再安据点，我们再拔，就这样打拉锯战。
鬼子那时候经常搞夜间突袭、拂晓合围、拉网搜捕等，我们损失很大。为了防范，我们有时夜间躲到野外休息，有时在活动的地方挖隐蔽的地洞藏身。最主要的还是老百姓都恨鬼子，帮我们站岗放哨、通风报信，躲过了不少危险。那时候为了不让鬼子安据点，老百姓把家里的围墙、楼房都拆掉。抗战八年，死了那么多人，我们依靠老百姓，前赴后继才终于胜利了。
口述人/李守咨 整理/晨报记者 吴箫旸
2015年09月03日新闻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