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0年，到了我的三姐家大约半年多，我也到了13岁，我的伤早已痊愈，由于害怕日本鬼子到韩庄找我麻烦，我只好在三姐家常住下来，那时生活异常艰难，三姐无力养活我，为了生存，经别人介绍，我就到离家十里路外的柳泉煤矿当童工。当了童工，我才真正亲身看到并体验到日本鬼子的凶残。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为缓和国内经济危机和能源紧缺的困境，于是在侵华战争中推行其“以战养战”的政策。柳泉煤矿就是由日本人占领的一个老竖井煤矿。日本侵略者为了多出煤、快出煤，以支撑其侵略战争，便对矿工进行残酷地剥削和压榨。我们这些矿工大部分是来自当地的穷苦矿工、农民，有一小部分是从外地逃荒来的难民，井下工作环境及工作条件极为恶劣。工人在井下赤臂劳动，大都是用手镐刨煤，根本不使用炸药爆破。矿工手推矿车，巷道不平，到处是积水，井下用矿石灯照明，塌方、透水、瓦斯爆炸等事故经常发生，矿工的生命安全根本没有保障。
我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床，随着大人们一起步行十里路才到矿区，接着每个人领一个矿石灯就乘缆车进矿井，再由小把头分配工作。除去半小时吃饭时间外，开始连续8个小时的不间断工作，矿工的劳动报酬极其低微，日本人的钱粮本来就不多，大把头又从中克扣，到矿工手里的钱粮更是微乎其微，矿工生活困苦，不堪言状。
由于我当时年龄小，就被分配当小工，所谓小工的工作，就是在低的洞口（高度1米以下），将煤用筐子拖出来，再倒进主洞内的小歪歪车（矿井里运煤的小火车）里。由于进出的洞口低，我只能用口含着矿石灯在地上爬行，几乎每天都被顶棚将头碰破、背部噌破，殷红的鲜血混着汗水顺着身体向下滴，常常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
当时日本鬼子对矿井的管理是：日本人管大矿，通常是只管每天的出煤量而不下矿井，可一旦下矿井，矿工们就要遭殃，因为日本人直接负责管中国人的大把头，再下一层就是小把头、监工等。
记得我当童工不久，还不懂日本鬼子的所谓的“规矩”，这一天，我在井下工作4、5个小时以后，恰好一个叫左贺武郎（译音）的日本下来巡视，看见一个小工刚停下来，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棍棒劈在那个小工的头上、身上，痛的他满地翻滚，可日本人的棍子并未因此停止，还不停地棍打脚踢嘴骂，大把头、小把头还在一旁帮腔……，我在一旁吓呆了，不自觉地停了下来，谁知立即日本人的棍子转而落在了我的身上，本来已伤痕累累的我再挨上这毒辣的棍子，几乎要昏撅过去……。渐渐地，我把对日本鬼子的仇恨积在了心里，越积越深，越积越深，我常常想，总会有一天，我会长大，我会报仇。
由于当时矿井设备简陋，根本就没有安全保障，大小事故时有发生，而当时最可怕的事故莫过于塌方、透水和瓦斯爆炸了。一旦发生事故，矿工家属都哭喊着拥向洞口，因为谁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的亲人遇到了不幸，一旦看到自己的亲人生还，就在一起抱头痛哭，其状惨不忍睹，如果不亲眼所见，简直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而在我三年的童工生涯中，却多次亲眼目睹过这样的惨状。后来，日本人觉得这样影响矿井里挖煤的速度，就向外封锁消息，出了事故不准讲。当工人们从井下抬出一具具尸体后，日本人又立即逼迫我们下井挖煤。
然而，终于有一天，这样的厄运降临到了我的头上。这天，我正在洞里拖煤，就听见里面有人喊“快跑啊，塌方了”，我吓的把煤筐一扔，就向洞口连跑代爬地摸去，由于出事故的时候，所有的矿石灯全部熄灭，我又在小洞，所以只能凭感觉和平时的熟悉，快速摸索前进，突然，我被绊倒，原来我已到了主洞，是被歪歪车的铁轨绊倒的，这时就听到洞前洞后都是人的喊叫声，由于看不见，不少人就踩着我的身体冲向洞口，我也拼命喊叫，可丝毫不起作用，我就感到洞顶的煤灰“唰唰”地落下，时而伴随“膨膨”的大石块塌方砸地的声音，我知道那是塌方后的“余震”，忽然，“膨膨”二声巨响，在我的脚后和身旁塌下二块大石，距我都不足20公分，如果不是我当时身材矮小，早就没有命了，我吓的趴在铁轨上，半天不敢动作，也不知过了多久，周围没有丝毫声音，伸手不见五指，我只知道只要顺着铁轨不停走，就能走出困境。于是，我就一只脚踏着铁轨，一只脚随后挪动，两只手伸在前面慢慢摸索向前，直到有人将我救出。后来听说，有一对兄弟遇险，弟弟重伤后死亡，哥哥轻伤，而他家还有一位长兄，一年前也是在这个煤矿里被砸断了双腿，一直躺在家里。
为什么日本人要这样疯狂地逼迫我们挖煤？记得有一天，负责搞安全的一个日本人叫山田幸石（译音）的在巡视矿井时说：“这些煤要运到大日本储存起来，等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世界的煤不多了，我们照样有煤用”，原来，日本鬼子不但剥削和欺压中国人们，还在不断掠夺我们的资源。
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