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煤矿当了三年的童工，我的爱人孙敏进入了我的家庭，由于孙敏的哥哥是共产党干部，她的父母和妹妹都被抓进日本鬼子的大牢，自己无家可归，经我婶母即孙敏姨娘介绍，孙敏来到我的家，家父母给我们结了娃娃婚，当时我只有十六岁，她也只有十五岁。
当时孙敏同志的大哥孙振华同志是三八年地下党，三九年就任运河支队政委，其后又任峄县县委书记，枣庄、徐州、藤县等日本鬼子对他狠之入骨，想方设法要抓他，可就是抓不到。最后，日本鬼子在抓不到他的情况下，就将他父母抓进了大牢，两位老人每年总有七八个月在牢里度过，每天不是鬼子抓去审问就是汉奸抓去审问，有时还故意放出来，引诱地下党来探望……。然而二位老人面对鬼子的种种逼问、拷打，面对艰苦的牢狱生活，始终没有动摇支持儿子抗击日本人鬼子的信念。（现山东微山县党史里还记载着当时孙振华同志活动情况）。我和孙敏结婚时，其父母还在日本鬼子的大牢里，日本鬼子投降后，在1946年国民党还乡团又来抓两位老人，坐牢、挨打。就在那年秋天，还乡团还抓我原村长、农会主席等十八人去活埋，当埋到十五人时，我地方部队赶到，赶走了国民党还乡团，救下了这三个人，而这三个人中，就有孙敏的父母。当时政府认为，两位老人长期在日本帝国主义及还乡团的牢狱和严刑拷打，始终支持自己的二个儿子和二个媳妇及女儿女婿抗战，无论生活条件多艰苦，生存条件多艰难，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所以二位老人从1944年秋起就由地方政府批准享受和战士同样的待遇，直到1951年，孙振华同志亲自打报告说明家庭收入状况良好，请求组织取消二位老人的生活费，二位老人由子女负担。
1944年夏末秋初，我和孙敏结婚第二年，当时我在煤矿当童工，孙敏在我三姐家暂住。一天，孙敏的二嫂齐明同志提了一篮子的红枣来看孙敏，告诉了孙敏一件天大的喜事，日本鬼子在将孙敏父母关在大牢里折磨三年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抓住孙振华，故意将二位老人从大牢里放出来，而当时的地下游击队将计就计，趁机将二位老人救走，送到八路军黄丘套根据地去了（所谓根据地就是敌占区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距我们住的地方只有30里。当她看到孙敏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时，就动员孙敏和我一道到根据地参加革命去，二人商量完毕后又到煤矿找到我，把想法告诉我，我立即同意。早在煤矿里我就听说在微山湖有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运河支队等队伍，打鬼子，杀汉奸，为老百姓出气，心中早就向往已久，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机会，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我们立即商定马上就走。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我们三人都没有回家打声招呼，就直奔黄丘套根据地。路上遇见了当地的一位我喊杜妈的人，问我们去哪里，我们回答说回父母家办点事情，然后就上路了。
经过大约二个多小时的行程，天黑前赶到了黄丘套根据地。孙敏看到自己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父母，异常难受，大家抱头痛哭。很长时间孙敏的父母缓过神来，给我们烧了一餐晚饭，还打了一个鸡蛋，并告诉我们，如今政府决定每月给他们发粮食，他们也帮政府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推磨等，尽管仍然还很危险，但已经很满足了。当二位老人知道我们的想法后，毫不犹豫地支持我们，并告诉我们孙敏的二哥孙立淮已经投奔孙振华去了，为防止万一，要我们三人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立即赶到峄县孙敏大哥哪里，峄县离黄丘套大约还有110公里。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起了床，孙敏的母亲给我们准备好早饭及路上的干粮后，我们就立即牵着一头毛驴上路了（毛驴是孙敏当时家里的唯一家当），路上我们不敢休息，轮流骑着驴，经过整整一天的跋涉，晚上终于赶到了峄县，见到了孙振华同志（当时任峄县县委书记）。见到孙振华，大家又免不了一阵悲伤，一阵高兴，孙振华让警卫员搞了二个菜招待我们，并告诉齐明，二弟孙立淮已到军区投奔革命了，并对我们说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劝我们也投奔革命，参加革命工作。几天后，孙振华给大山里的军区写了一封信，就让交通员送我们投奔革命。
当时到处是日本人的碉堡，几里路一个，白天不敢走，只有晚上才敢赶路，当天夜里到了一个叫作黑风口的山谷，住在一个庙里（当时也是一个联络点），交通员送来了几个月饼，我们抬头看见漫天的星星和一个满月，才知道已经是八月十五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赶到了大山军区根据地，交通员在山脚下拍了二下巴掌，山里回了二声，不久就出来一个人，交通员和他对过暗号后，将孙振华的信和我们三人交给他后就回去了。至此，我们三人真正地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当时孙立淮齐明只有二十岁，我十七岁，孙敏十六岁。
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那个让我踏上革命道路的1944年的八月十五夜晚，自从那个夜晚起，我和我的爱人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的命运也同中国革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为了纪念这个对我们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夜晚，自参加革命的那天起，我和孙敏就将这一天定为我们的共同生日，我的子女也都在八月十五给我们二人共同贺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