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是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她为人宽厚善良，一辈子吃苦耐劳，遇事沉着冷静，当家庭遇到重大事件时，出主意想办法，起到决策作用。四个子女都为抗日救国做工作。为支持革命做出了贡献。
以下是母亲回忆姥姥的摘抄：
从我有记忆起，从来没有见过母亲抹眼泪，不论遇到多么困难的事，不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母亲从不埋怨，从不绝望，从不掉泪，只是一心一意想办法克服困难，解决困难。记得在1941年冬天日本鬼子大扫荡，因为我和二哥薛允鹏已经参加了革命，我们家属于抗属，就被日本鬼子封了门，全家老小有家不能归。我大哥薛允述用独轮车推着父亲母亲的行李和煮饭用具，带着二嫂及两个月的小侄女（克明）逃难。当时十冬腊月，天气非常寒冷，没地方取暖，没有饭吃，一路上讨饭，这件事只有母亲去做，别人都不好意思去讨饭，母亲讨来饭给全家吃。当时克明太小，又没有小棉被包，母亲用棉袄大襟裹在怀里抱着，但还是被冻得浑身冰凉发紫，昏死过去了。母亲很难过，总不能眼看着孩子冻死吧，就去求一位老大娘，可怜可怜孩子，借她家灶房暖和一下。天下穷人心联心，好心的老大娘让我们全家到她家灶房里暖和一夜。母亲把小侄女（克明）抱在灶前慢慢的烤火，烤到半夜后，孩子又慢慢的活过来了，捡了一条小命，大家高兴极了。她们就这样边讨饭边走，一直走到江苏省赣榆县。什么村记不清了，到此村住下后，政府了解我父、母亲全家是抗日军属，是被日本鬼子封了门，被赶出来的，无家可归，讨饭吃才来到此地的，政府就开始给他们发点救济粮。知道我父亲、哥哥有织布的技术后，当地政府就让父亲、哥哥生产自救，参加生产合作社，为其织布挣点工钱。大哥在每个赶集的日子，去到六、七十里外的合作社所在地大店镇领纱线，回来与父亲织布。织完一批布后给合作社送去，然后再领纱线回来继续织。那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全靠我大哥用一根扁担把沉重的布匹和纱线一趟又一趟的挑来挑去。一次要挑二百多近斤。
在外逃难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母亲也非常劳累，六十好几岁的人了，每天给父亲、大哥做三次饭，还得抽空帮助父亲大哥做织布用的穗子供织布用，要带孩子。（有一段时间二嫂离开了此地，去做地下工作去了，任村支部书记），全套的家务就由母亲一人担当，母亲的辛苦劳累是可想而知的。
1947年日本鬼子投降不到两年，国民党又大举进攻解放区，对老区人民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尤其是国民党还乡团，还乡团的成员，是在土地改革中被批斗的地主、汉奸。这些人投了国民党，跟着进攻解放区。还乡团回乡后专门找共产党员、村干部、土改中的积极分子，贫雇农算翻天帐，疯狂地报仇，谁曾经分了他的地，他就杀谁。
我记得我三姑家的表哥是村里的民兵队长，被还乡团抓住后上了电刑，最后被电烧死了。这些人相当残忍。这时候，共产党员、村干部、军属、抗属、土改积极分子都逃往他乡，父母亲也带着大哥全家第二次逃离家园。一路上没吃没住，非常困难。先是到亲戚家借点粮食吃，但别人家也困难，后来连红薯藤也借不到了，只有到处讨饭吃。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母亲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断，认为不能这样全家八、九口人等着饿死。就同父亲商量，要带着大哥全家到东北牡丹江去投奔二哥，因为当时二哥已随组织进军东北了。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现在讨饭都讨不来吃，只有走才是活路。就这样，父亲、母亲带着大哥全家到了东北牡丹江投奔了二哥。母亲的决策在关键时刻帮助儿孙们求生存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大哥的七个孩子都健康的长大成人了。他们有的当了国家干部，有的还读了大学，有的当了工人。他们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工作，对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
母亲虽然是一个很平凡的、连大字都不识的农村妇女，但她却有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老人，爱护小辈，妯娌相处和睦，仁慈待人，吃苦耐劳，宽宏大量，不斤斤计较，更难得的是她遇事不惊，沉着冷静，平静而坚强地应对一切困难。就在父亲被日本鬼子抓进据点，吊起来鞭打、灌水时，她没有掉一滴眼泪。我工作在外，隔七、八年才能去看她一次，临别时她也没有掉一滴眼泪。正因为如此，她才健康、长寿。她老人家活到了九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