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
1、祖上概况
我的原籍是山东枣庄市峄城区阴平镇中治寺村人，家中的辈份是：玉、照、保、承、茂、景、晋、忠、齐、言。现孙家的言字辈已用，再续了十辈，我已不知道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山东大灾，祖父孙茂彬带着妻子及伯父孙景峨（时年12岁）、姑妈（时年10岁）、父亲孙景岩（时年8岁）、和叔父孙景岚（时年6岁）一家6口逃荒到了山东现住地周营镇单楼村，投奔祖父的连襟单茂荣家。
单家当时还算殷实，家中有土地可以保障全家吃用。我的祖父在单楼落根后，先是租种当地地主孙家的少量土地，到年底时收成进行4-6开，即地主取6成，祖父拿4成。随着子女逐年长大，慢慢开始帮助祖父下地干活后，生活逐步好转。我的祖父非常能干，又能吃苦耐劳，加上全家省吃俭用，逐步有点积蓄，开始在当地购置土地。当地有这样一句话：“一本万利不如种地”、“千生意万买卖，不如在家搬坷块”，由此可见，在农民的心目中，土地代表着一切，永远是自己的命根子。
等到我的父辈长大后，我的祖父对家里的人员进行了侧重分工。除叔叔全力帮助祖父种田外，伯父侧重于种菜，父亲侧重于做大馍，这样可以在保障解决吃用的基础上，增加额外收入，用以购置更多土地。在祖父的精心照料下，日子日益变好，等父辈们陆续成家，养育后代，人口达18口，祖父决定分家时，已购置了土地近40亩，大伯、父亲、叔叔每家分土地12亩，姑妈分得土地3亩。
游山孙、迟山殷、南山楮、兴义陈是当地四大姓，我们属于游山孙家。当地流传这样的话，老家离沙沟18里、韩庄18里、临城（现薛城））18里，阴平18里，实际的距离应大于18里，据说此说法来源于宋朝包公放粮故事，当年包拯奉旨放粮，每天只发放18里，为了早点获得救助，方圆30里都号称离放粮地18里，这也就是我父亲所说的“最大不超过18”的来历。
2、伯父孙景峨家庭情况
我的伯父孙景峨是全村人公认的好老头，他的口头禅是“吃亏人常在”，全村人都喜欢他。后来育有二男二女，分别为孙昂、孙晋鹭、及二个女儿（当地女孩是没有名字的），后来孙昂随我大哥参加革命，随部队转战至武汉定居，其后再转广州，这一支现全部在广州，其子女：孙萍、孙中南、孙新生、孙利明、孙芸芸、孙林林、孙磊。孙晋鹭终身务农。大女儿长大后嫁到当地一姓刘家，取名刘孙氏，终生务农，小女儿孙耀霞随孙昂到武汉，后在武汉成家。
孙昂个人情况：大堂哥孙昂原名孙晋轩，1922年出生，1939年3月参加抗日游击队，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妻陈瑛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党员,现我国百度百科评价孙昂为“抗日英雄”。孙昂入伍后，多次参加战斗。1941年与战友在一座山上被日伪包围袭击，在敌众我寡、无法脱险的情况下，他与战友一起跳下悬崖，战友们壮烈地牺牲了，他却奇迹般地幸免于死。伤愈后，组织调其从事党的机要工作，直到全国解放。
孙昂历任山东省峄县青年委员会宣传员，鲁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山东省峄县支队政治处青年干事，鲁南军区政治部组织干事，八路军115师机要科机要员，滨海三分区司令部机要组组长，鲁南军区司令部机要科股长，徐州警备区机要科科长，徐州政务院机要处科长，第二机械工业部机要处副处长，第四机械工业部710厂副厂长，湖北省机械工业厅生产计划处处长，中南局计委二机局三处处长，广东省石碌铜矿革委会副主任，广东电子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湖北省电子科研所所长兼党支部书记等职（13级干部）。1951年他任政务院机要处科长时,曾随刘少奇 赴苏联、朝鲜访问。1982年1月22日逝世，享年60岁。
3、姑妈家庭情况
姑妈后嫁到中治寺姚家（我祖父的老家），中年时丈夫去世，留有一女、一子，其女后被土匪抢走，终生无音信。儿子姚元成，学的一手好农活，终生务农。
4、叔父孙景岚家庭情况
叔父孙景岚育有一子一女，女儿长大后嫁到楮家，终身务农。儿子孙晋鹤，抗日战争时期，受大哥的影响，参加革命队伍，后在淮南煤矿被日本人抓进了大牢，在共产党组织的帮助下，逃出日本大牢，逃出后转入地方工作，晚年享受离休待遇。
5、我的父母及家庭情况
父亲孙景岩娶我母亲孙楮氏，育我兄弟姊妹四人，大哥孙晋鸣（参加革命后更名孙振华），二哥孙晋凤（参加革命后更名孙立淮），我是老三，参加革命后取名孙敏，妹妹孙晋英（解放后取名）。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封建思想特别严重。表现最明显的就是重男轻女，首先是女孩没有名字，只有男孩才有取名字的权利，如果一家有几个女孩，自己家就起称呼大妮、二妮，外人则称呼**家的大妮、二妮，在将来嫁到某家，就取名**氏，我的母亲姓楮，嫁到我父亲家后取名孙楮氏。我原就没名子，家人称呼我大妮子，参加革命我们才都有名字。其次，我们老家女孩在家是没有任何权力，包括在家的话语权，家里来人女孩是不能见人，吃饭不能上桌，无论年龄，包括我的母亲都必须回避，是新社会给了女人享有与男人同等的权力。
我的家庭情况：
我的家庭属于典型的中国小农经济社会家庭，父亲是一家的主心骨，在家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既能干又霸道，其能干表现在无论是农活还是手艺方面，都是一流的，家里的吃、喝、用，无论哪方面都依靠父亲挣得，过去北方有赶集的风俗，当时我们家离韩庄集镇约30里（尽管号称18里），父亲基本是逢集必赶，通常天蒙蒙亮就起床，挑几棵白菜（当地的一颗白菜20多斤），赶到集镇去卖，平时带子女围着田地转，记得我5-6岁的时候就跟父亲下地了，家里挣来点钱，供我大哥和二哥上学，当地有一个地主办的小学，请了一个私塾先生给当地的小孩上课，主要是识字和学三字经等，当地的传统是学校是男孩的专利，我们女孩只能在家。父亲的霸道表现在家的权威性，无论子女和妻子都不能违背，在我的印像中父亲脾气不好，一旦有人和他顶嘴，就拿棍子打人，我们全家都怕他。有一个电视剧《闯关东》，我仿佛从朱开山的身上看到我父亲的影子。父亲完全继承了祖父的观念，经常教育我们全家，“土地为本”、“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人勤地不懒”，父亲的理念就是全家围绕土地，子女围绕父母，所谓的官与民，其根本就是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父亲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中国一个普通农民的真实写照。
我的母亲孙楮氏，具备了中国劳动妇女所有的特点，勤劳、善良、忠厚、老实、本分、吃苦、耐劳，母亲经常教育我们：“生活要俭朴”、“吃穿不能要求过高”、“是饭都充饥，是衣都御寒”、“酒肉穿肠过，不吃又如何”、“人勤地不懒，劳动最本分”。在母亲的心目当中，女人一生的主要任务就是相夫教子，母亲尽管不识字，但母亲将她一生的爱给了丈夫和孩子。我们兄弟姊妹都喜爱和母亲在一起，和母亲谈心。母亲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裹着小脚，成天在田里地头，在家里省吃俭用，冬天来临前，独自到外面收集树枝、树叶、野草等烧火材料。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尽管很穷，但到了冬天我们还有取暖的柴火，大伯家的柴火早就用完了。北方的天气很冷，母亲用勤劳的双手，给我们兄弟姊妹做了衣服和被子，大姑家却连一床盖的被子都没有，只能用麻袋装上麦秸，盖在身上，脚冷就将双脚伸到锅灶里，我们在母亲的照料下，有着一种优越感。母亲就是这样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兄妹长大。
抗日战争时期，我大哥首先参加抗日队伍，受大哥的牵连，1942年我的父母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拘压于枣庄，后又转入日本警察局，前后半年多时间，受尽折磨及虐待，1943年秋季在共产党的营救下逃到解放区，这段经历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有详细的介绍。1947年父母又被国民党还乡团逮捕，再次受尽国民党还乡团的各种毒打、当时有15个共产党干部家庭遭敌人活埋，由于群众掩护，父母最终逃离敌掌，可身心遭受严重的伤害。新中国成立后，父母及妹妹随大哥去云南生活多年，60年回到安徽合肥和我们一起生活，一年多后回老家。1965—1966年父亲瘫痪，1966年1月1日最终在老家去世，享年76岁。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和我一起生活，直至1985年去世，享年9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