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匪完成后，师部转移到寿县，我们隶属的一团到了风台（我们隶属九零师268团），团长蒋汉卿，副团长王克（后改名王宪克），政治部主任徐峰。
在团部，蒋汉卿的名气最大，尤其在他的河南家乡，当时基本上都知道他，部队里的很多指战员都是他从家乡带出来的，他是河南省永城市蒋口乡人，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汉卿联络进步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7月，率领一区区大队编入新四军游击支队一团，任一营副营长。1941年春，在3个月的反顽斗争中立特等功，1944年任永城县总队第二大队队长，1945年8月下旬，率部配合主力解放永城县城。1947年5月起，先后任豫皖苏军区九团团长、五团团长、十二团团长。1949年任淮南警备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任安庆军分区副参谋长。1951年赴朝作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我退休以后，和陈明以及合肥一批老战友还有意邀请他过来来玩玩，并且和蒋汉卿还有书信联系，1996年他原计划到合肥和我们一些老战友见个面，却不幸因车祸突然去世。
我随团部在风台，当时正在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主要是肃清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在大陆留下的一大批特务、土匪等反革命分子。当时的社会状况比较混乱，特务们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如炸毁工矿、铁路、桥梁，烧毁仓库，抢劫物资，杀害干部等。记得当年经常可以看到部队压送抓来的反革命分子，每次枪毙人都要排队，通常一次在10人以上，枪毙人之前部队吹号，当地的老百姓纷纷拥入街头，人山人海观看，大快人心。陈明当时就有批准枪毙人的权力。
1951年底到1952年期间，开展了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即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其目的是防止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同时防止在革命队伍里出现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现象。
我被分配到部队的“三反五反”办公室，当时要求每个人找出几个大老虎，我感到非常害怕，找领导说：“我不会找”，领导说：“查家庭成份有问题的人作为批斗对象”。
当时，家庭成份有问题的基本都成为批斗对象，人员也基本是内定的，罪名也是各不相同。有贪污公款、有贪污出差费，有贪污布匹、鞋子，甚至还有贪污鸡蛋、油条、马饲料等，总人数占百分之三十以上。
我们部队有个会计杨春和，属于旧社会出生，被列入批斗对象，天天让他坦白交代，逼他说自己是特务，最后没有办法，他就胡编说“我是特务，因为有一天一个人对我说，你参加了中美合作所”，部队战士大多是大老粗，不懂什么是“中美合作所”，以为是卖油卖盐之类的合作社里面的特务，“三反五反”结束后杨春和被开除回家。
到了部队以后，我看到战士们练习匍匐前进，也想跟着学，白天不好意思，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就自己偷偷跑出来，一个人到操场练习，学滚爬、学匍匐、学队列，最终也能学个差不多。
我们部队原计划调西安，由于1952年2月1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决定批准一批师级战斗单位集体转业到经济建设前线,从事经济建设任务，于是我们90师改编成转业师，当时定为水利一师，我们团属于水利1团。
当时的转业还不是正式转业，仍然属于部队编制，有点象部队支持地方的形式，其生活标准也是部队标准，武器全部在手。
动员大会在风台召开，副团长王克做动员讲话，他说“走一千走一万，不如淮河两岸,吃米有米,吃面有面”，参加地方建设是革命的需要，与部队相比有很多好处，同时宣传了未来的生活方式，未来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来水引到家里等等。
我们听了都很激动，也不理解，电灯我还没有见过，更没有想过我们也能有电灯，特别是自来水，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很奇怪水怎么能够自己来，还能用管子放。我们部队有个管理员黄永贤，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当年他随部队攻克淮南后，看到电灯，感到非常奇怪，就对着电灯点烟，点了半天点不着，一气之下用烟杆将灯泡敲碎，我们听后都哈哈大笑。
1952年，我们集体转到佛子岭去修水库。佛子岭位于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境内。是集蓄洪、灌溉、航运、发电、养殖等为一体的大型水利工程，该工程于1952年1月开工建设，至1954年11月工程竣工，历时2年又10个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水电项目，中国官方将它称为“新中国第一坝”，其规模在当时也是全亚洲最大的，由著名水利专家汪胡桢设计。
由于当时还存在国民党、反动派、特务之类人员的捣乱，我们在建设的同时还按上级要求坚持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为保质按期完成水库建设任务，水库党委除安排老技术工人带徒弟，知识分子上文化课和技术课，在全工地掀起了包教包学运动。
到了佛子岭后，首先解决住房问题。其实方法非常简单，盖房子采用就地取材的方法。当地最大的资源就是竹子，满山遍野都是竹子，当地组织了一个盖房队伍，在当地砍竹子，回来以后将竹子从中间劈开，再编在一起，就是墙了，在地上挖个坑，大约半米深，直接将“竹墙”的底部埋在坑里，房顶也是用竹子做粱，上面铺上稻草之类的，再用竹竿压实，一排房子就盖好了。这样的房子尽管简陋，可挡雨防雪，可不挡风，两家房子之间还透光，没有私秘性，好在当时还属于部队，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已经非常不错了。当时盖房子的速度很快，每天能完成一百间以上，其中最大的竹房子就是我们部队的大礼堂，可以容纳数千人，建筑高度有三层楼的样子。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最有趣的是开春季节，由于我们的房子都是建在竹林里，春雨过后到处都是竹笋，经常早晨起床看到笋尖将房里的桌、椅、盆等顶的七扭八歪，有时稍不注意就给房里的竹笋拌一跤。对于房子里的竹笋必须经常清理，不然没多久，就会长成一根室内的毛竹。
由于当时属于部队，整个伙食全部按部队的标准，食物大多从外地运来的，可能是地方照顾的缘故，基本上能保证战士们吃饱。在当时的环境，这样的伙食标准是非常高的了。
战士们到了佛子岭以后，人员也进行了分工，有的分到洋灰队、有的分到砂石队、有的学电焊、有的学油漆。我当时负责新生队，所谓新生队主要负责到地方上招一批女孩子，重点解决营级以上干部对象问题。我当时在蚌埠招了一批女孩，并在水库办了一个妇女班，组织她们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当时部队里很多干部都没有对象，他们一有空就找我，我也乐意给他们解决个人问题，结果我那里就成了干部们空闲时间活动最多的地方。
我除了带新生队的女孩学习以外，大部分时间还是带她们参加劳动，干的最多的工作就是抬沙子，在那种热火朝天的劳动环境下，大家的工作热情都是特别的高，往往工作到半夜也不知道累，感觉浑身都有用不完的力气，全工地现场，昼夜施工，机声隆隆，白天传来阵阵开山放炮的声音，也许就是天天放炮，当地基本上见不到野兽。
当地的老百姓非常质朴，他们基本上都不识字，我们有时也到附近的市场上转转，常常和他们开玩笑，当地的老百姓卖菜卖肉都是按斤计算，你买一斤可以，买一斤半就不会计算了，买2斤也是先称一斤，算好帐付完钱再称第二斤，再付帐。
1953年8月，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