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至1986年 55-61岁
1981年1月3日，经省委常委会1980年9月29日批准，闫罗任司法厅副厅长，免去红河州委副书记、个旧市委书记。
1982年 闫罗由行政12级进为11级。
1983年10月任云南政法专科学校校长、党委书记。
1984年10月27日，闫罗同志在司法厅党组扩大会上“关于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的发言中讲到：
“从十四岁参加革命在部队和党的教育下，与老干部、党员、工农群众长期相处，养成对他们尊重、信任、服从、感情深。特别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达到绝对程度，根本不会去考虑和怀疑他老人家发动‘文革’是否必要？正确？理论、政策、方法是否对头？盲目的投入文革政治运动。”
左起：周恩来、秦基伟、阎红彦、陈毅、赵健民在昆明合影
“文革前就对赵健民同志有好感，为人诚恳，平易近人。刘林元同志在平反自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上，态度坚决，做了一些说服工作。林亮同志和自己从抗战时期开始长期相处，革命友谊和私人关系较好，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对自己帮助很大。文革开始在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无人领导、无政府状态时期。加之多数老干部、老党员、老工人都倾向于‘保’派，参与支持‘保’派，凭自己良知，个人感情判别事物，当然有局限性。好在最终站在代表云南省广大人民利益的阎红彦、赵健民、林亮同志一边，反对 ‘四人帮’极其帮派体系。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差一点被打死。‘文革’的教训极其深刻。”“文革”中，云南成为全国重灾区，突出特点是什么？经验教训又是什么？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原因，地处西南边陲，交通阻隔，多民族杂居，民情纯朴，生产、生活、文化教育云南处于落后状态。
云南在“大跃进”时，全国大刮“五风”比较落后，受灾、破坏也相对轻一些。三年困难时期，同样出现大量肿病死人，由于抢救坚决、及时，元气损伤较轻。被中央认为“死人不多”。列为“没有问题省份”。粮食有储备，外调列全国第七位，公认为“日子比较好过的省份”。阎红彦主政云南工作期间，由于省委带头，发扬民主，揭露“五风”。帮助干部逐步从“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认真执行中央“调整”方针，“落实政策。特别是纠正所谓红河地委“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思想基础，因而行动快、坚决彻底。社会生产、生活、市场恢复比较早，人们的精神面貌逐渐正常。
1962年始，全国还没有摆脱困境，云南全省已经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有些指标超过历史记录，边疆民族地区和一部分工作好的地区，提前在1962年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外逃边民逐步回归。全省人民满怀信心地看到了希望，憧憬着未来，而且迅速迈出了坚实的发展步伐。
“文革”像洪水猛兽泼向群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宣布开始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像潮水一样猝不及防地涌向人间。人们惊呆了，晕头转向，像似地震，又像翻天……不可理解，不可捉摸，不可苟同……全省上下，党政、军民“保卫省委”。众志成城：全力抵制、反对、阻挡来势凶猛的阶级斗争狂潮。云南省委，在昆明军区及各野战军、各军分区及地方部队齐心支持下，团结各族人民，面对惊涛骇浪，俨然中流砥柱，直到1966年底仍牢牢控制着全省的大局。只有在“四人帮”赤膊上阵内外夹击，逼死阎红彦，瓦解了省委，改组了大军区的领导层，才真正搅乱了人心，天下大乱，才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十年浩劫。云南为什么成为全国的重灾区？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云南的“文革”．始终由林彪、“四人帮”直接具体操控。由于反对、抵制的势力特别强大，不直接动手，无法控制局面。
（1）阎红彦，由康生正式行文定罪“三反分子”；江青下令增派力量，搅乱云南，打倒阎红彦；陈伯达赤膊上阵，上下夹击；阎红彦顽强抗击，宁死不屈。他死后，又立即以“中央”名义定罪“叛党自杀”。下令“不许开追悼会”。
(2)赵健民支持阎红彦抵制“文革”。多次忠言直谏。康生凭一贯整人的“经验”和“敏感”。一口咬定赵健民为“叛徒”、“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谢富治当场执行逮捕，冤狱8年；成立“革委会”公开宣称“阎红彦、赵健民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云南的代理人”。“必须与他们划清界限”。
(3)秦基伟带领所属部队，支持阎红彦和云南省委，被调离；昆明军区领导班子被改组；之后，云南党、政、军领导班子多次更迭，都到北京直接处理，并指定新的掌权人。
(4)“四人帮”指派谭甫仁担任云南党、政、军总头目，林彪深知云南抵制“文革”的势力强大，临行面授机宜：“到云南要搞划线站队，不然站不住脚。”
（5）每有重要意见分歧，争论不休，都是调到北京，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直接主持开会处理；根据主观臆断，利用一派，打击一派。梦想实现其一统天下。所以，反反复复，经久不息。
二、由“四人帮”直接策划，逼死阎红彦，瓦解省委；调开秦基伟，改组昆明军区领导班子。他们以“革命”和“窃取中央”的名义，煽动和支持省委和军区内个别主要领导人，“反戈一击”、“杀出来”、“打倒阎红彦”、“支持造反派”。从思想到组织，分裂省委，分裂军队；从上到下分裂干部队伍，并制造了群众的大分裂。这样，他们才好利用这些打击那些，又用那些拉拢这些，造谣诬陷，蛊惑人心，挑起一桩又一桩恶性事端，利用群众斗群众，火中取栗，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从高、中级干部到一般干部，肉体上受尽折磨，精神上扼杀，摧残了天良，甚至亲人失散，家破人亡！
三，收买几个权欲熏心的野心分子，充当消灭异己，欺骗群众，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马前卒。直接增派力量，支持“打开局面”；给予“尚方宝剑”。不顾禁令强占昆明军区大院冲击机要大楼；内外结合，逼死阎红彦。造反派有危险时全力保护；力量弱小时加以充实、壮大；直至发枪发炮，指挥武斗。说这些“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封为“革命派”。说那些坚决“保卫毛主席”，“维护党的优良传统”的群众组织是“保守派”，“不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软硬兼施，“发枪武斗”。消灭不了，就改口“两派都是革命群众”，“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要“联合起来”。实际是招降纳叛。成立“革委会”。改朝换代；形式上搞什么“一碗水端平”。实际在拉帮结伙，强化专制独裁。一旦阴谋破产，图穷匕见，动用一切专政工具，实行残酷的武装镇压。充分利用广大干部、群众，完成既定目标之后，立即提出新的口号，强令干部“自愿”住进牛棚、“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停课闹革命的年轻人，上山下乡，走上“新的课堂”。都不由自主地成了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一代。
四，由省“革委会”具体组织领导在全省进行的“划线站队”运动，是利用手中篡夺的权力，谭甫仁打着“红色革命政权”的美丽旗号，自上而下推行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反革命路线。从精神上和肉体上任意摧残那些不顺从、不紧跟和敢于抵制他们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其疯狂程度达到骇人听闻、灭绝人性的极端：是云南整个“文革”中最残忍、最黑暗的一页。其打击面之宽，手段之残酷，冤假错案之多，死伤骇人听闻，在全国是罕见的。当然，也考验了人民，锻炼了群众，反抗也是少有的尖锐、激烈。
五，江青指挥的“文攻武卫”。在云南成了摧残干部、群众最残忍的手段，真是干奇百怪．花样翻新。可以说是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法西斯、国民党灭绝人性之大成，而无不用其极。有人说：什么领导干部，不如旧社会老百姓家一条狗。打的死去活来，没有人替你说句劝解的话。有人说：什么革命干部，还不如旧社会的妓女，不仅逼你出卖肉体，还要逼你出卖灵魂。尸横街头，血流遍地：活着的哭不出声，泪也流干了：全国“文革”早已偃旗息鼓，云南还在风急云涌。延续时间之长，伤亡之大，裂痕之深，在全国也为数不多。
1986年1月10日，闫罗同志在政法高等专科学校所作的《我的整党对照检查》谈道：
“对照检查是整党的关键，这对保证整党质量和完成整党任务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必需找准问题，认真进行对照检查，总结经险，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勇于奋发前进，做出新的贡献。要搞好对照检查，领导于部要严以律己，作出示范。”
“我的对照检查从‘文革’期间开始，我是十年浩劫的受害者，在省委《75》26号文件下达后，落实党的政策，经省委批准，于1975年9月16日下午才把我从监狱释放出来；仍回省公安局劳改局。之后，由于蹲监六年，身体受到摧残，省公安局决定，通知我到安宁温泉疗养。”
“1975年11月25日，经省委批准了省公安局党的核心小组的报告，宣布给我彻底平反恢复党籍，补发工资，分配工作，我原是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劳改局局长，劳改局党委副书记．省革委成立时我是省革委会成员，省革委会文化卫生组副组长。七五年、七六年当时的形势，不可能给我彻底平反，特别是七六年‘四人帮’制造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胡说什么‘走资派还在走’，在云南组织部张克、黄兆其、安距祥，在省公安局、劳改局王德成、李琪等人还在台上。他们控制省委组织部门和公安局劳改局的实权，所以他们怎能给我彻底平反呢？因此，他们的所谓彻底平反，实际上是欺骗群众，欺骗省委。”
“1976年10月，一声春雷，横扫‘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反革命帮派体系，这时我才得到真正的解放，获得第二次政治上的生命。1976年11月，我回到省公安局参加粉碎四人帮’的庆祝活动，接着组织‘揭批查’，在省委党校学习，担任政法干校‘揭批查’工作组长。”
“1977年2月，省委通知我参加省委工作组，到红河州开展‘揭批查’，不久省委任命我当红河州委副书记，兼个旧市委书记和市革委主任。个旧是‘文革’的重灾区，工业、农业、城市建设、人民生活，党的组织等方面都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当时在红河的主要任务，一是深入开展‘揭批查’，二是恢复工农业生产，三是组织好城乡各族人民生活，四是拨乱反正，恢复社会秩序，五是改组个旧原市委班子。在这些工作中，我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红河州委的同志一起，按省委的要求，做出了成绩。”
“1979年2月，发生对越南自卫反击战，红河州首当其中，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州委是抓得好的。”
“1981年2月，我被调任省司法厅副厅长，分管人事、学校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
“1983年机构改革，司法厅组织新班子，我当时考虑（一）离休，还早了点；（二）留机关，老班子退二线；（三）到学校，再搞三五年学校工作。最后选择了第三点。当年，西南行政委员会撤销，经西南局组织部、西南公安部政治部党组研究决定，开始调我到中央公安部搞经济保卫工作，后来，又改到云南锡业公司搞一个新型的采选厂，即云南锡业公司个旧新冠采选厂。现在，即将到离休年龄了，再搞一所云南唯一的政法专科学校，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老公安战士，了结留念三十年以前，罗瑞卿同志任中央公安部长时期的心愿。”“万事开头难，不怕挑重担。1983年10月13日，省委正式任命我当这所学校的校长。省政府(83)88号文件批准成立云南政法专科学校，学制为三年，规模到85年在校生为六百人，省计委和司法厅下达‘正规化、大规模’，的标准和要求培养在职政法干部五百名的任务，在—边基建，一边招生，一边办学，经过两年积极紧张艰苦工作和努力奋战，这所云南政法专科学校，也是云南省政法干部学校已基本上初具规模，在省委政法委员会和司法厅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团结全校干部苦干。截止1985年度，已超额完成在校生600人的任务；在职干部培训已举办五期2318名，又为安全厅，培养大、中专生一百名，招收两届两年制干部专科生97名，超额完成在职干部的培训任务。”
“1984年2月21日，省委批准成立中共云南政法专科学校委员会。任命我当党委书记，董肃当副书记，张忠仁为委员。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出狱后的十年，是我有生以来六十年、参加革命四十七年来，关键的最幸福最美满的十年，是心情舒畅精神焕发的十年，也是发奋图强艰苦奋斗的十年，积极忘我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为四化建设作贡献，革命热情最旺盛的十年。”
“我完全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革命工作的前进道路上，思想作风的缺点还是有的，整党中同志们给校党委提出的意见，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因为我是‘班长’，我有主要缺点和失误，除84年10月已在司法厅党组扩大会上作过彻底否定文革，彻底否定两派，进行自我批评的对照检查以外我想主要检查以下六点：
1、思想上主观片面好大喜功。我的主要想法是把学校办大一点，步伐快一点，连绿化的树也要大的，这种想法不够全面，欲速则不达，难达到预想的目的。
2、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够。对同志批评时语气重，有时没有考虑周到，应当用说理方法和气方法帮助同志，批评应注意效果，要留有余地。
3、民主作风差，工作不够深入。上下级关系和群众关系不够密切，没有经常深入学生之中，了解学生、关心爱护学生的生活、学习对课堂、食堂的调查研究也不够，对教职员工也关心不够，与先进大专院校的领导相比，差之较远。应当经常深入群众，与学生和教职工对话，解决合理的要求，切实关心群众生活。
4、在党委会上，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充分发扬民主较差。党委分工负责不严。党委的民主生活基本上是正常的，但有时个人的意见讲得多，倾听委员们的意见不够全面。集中意见过急过早，就容易形成主观片面。由于对重大问题讨论不够充分，执行起来就不能一帆风顺，如84年8月3 1日，宣布一批干部的任职问题，造成有的人告状，上级组织部来调查虽然对提干任职作了肯定，但引起别别扭扭，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凡属重大问题，要在党委会上，充分发扬民主，集中正确意见，决议一经作出，就要坚决执行。
5、党政不分。许多事一锅煮一揽子会，责任不清，我身兼二职，本身就不科学，造成行政和党务一锅煮，容易形成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和“文山会海”。如党委会8 4年5 4次，85年5 3次，这两年开党委会1 07次可谓多矣，文件也多，行政发文6 4件，党委发文6 3件共计l 2 7件，不能充分发挥各个职能部门的积极作用。
6、对老师的入党问题，也关心不够。一些知识分子过去入党难，有的人三十多年申请多少次，还加入不了党组织。过去受“左”的干扰，现在呢？主要是我们重视不够。这个问题，要引起足够重视。对青年教师，在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上各方面的关心爱护和管理教育都不够。应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培养，教师队伍后继有人，才能适应我省政法事业发展的需要。此外，对文化比较低的中青年干部和工人，缺乏统筹安排改变他们的知识结构。今后应当引起注意。”
“以上六点是我的对照检查，也是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和帮助。针对这几年在学校工作中思想作风上、工作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来认识提高和自我批评自我教育。”
“今后怎么办，应如何努力改进，说的更确切一点，我已年过六十岁了，当前最现实的思想打算是，我衷心的拥护党中央“关于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坚决要求退下来了，为了使我党的队伍，社会主义建设工业农业总产值翻两翻的总目标总任务，保持旺盛的活力，保证完成经济体制改革，让位给更年轻的同志来接替我的职务，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加努力把云南政法专科学校办得更加理想、更加完善、更加正规化，为云南省各族人民培养出合格的政法英才，我甘心情愿走冷门退下来休息，安度晚年。但是退休下来，也只能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理想要求自己，只要活着一天就坚持学习，不断提高，就要关心党的事业，关心祖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就应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离休干部的规定>来管理目己，严格遵守老干部离休制度，并尽可能的做到老有所为，发挥余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