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至1975年 45-50岁
1970年关押在宜良县“羊街学习班”。
4月15日，闫家多年好友周丕芝同志到“羊街学习班”了解情况后，来信讲到：他处境很不好，是整个学习班的重点，3月中旬批判一次，3月底又批判一次，他的态度一直很不好。他的问题是整个学习班最严重的（除叛徒、特务以外）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的；“8-31”、“9-1”事件是他策划指挥，跟赵健民干了不少坏事，反对红色政权，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江青同志（指的是那封信）还有在个旧的言论等。学习班的王主任说他是“罪恶严重，死不改悔”。他曾经对人说：“你们不敢解放我，我准备200元钱到北京告状，把话说完后，三下撞死在天安门前，含笑九泉。”他的情绪很抵触，所以学习班散时还要继续批判他，学习班主任和副主任口气都非常强硬，好像对他目前的态度很有意见，说他是“出生很苦，变了质，成了现行反革命，又死不改悔，死不认罪。”明后天可能就要批判他了。
1971年后闫罗、李握如、叶兴元、李元良等人，被关押在昆明市书林街82号“专案审查”。
1972年2月2日，当闫罗正在排队打开水出门时，专案值班吴毓林故意大声叫喊，“闫罗跑了！闫罗跑了！” 遭致周围专案组张锡珍、李良汉等七八人闻声赶来，群殴毒打闫罗倒地三次至昏迷。又是一庄搞专案人制造打人借口的阴谋。
1973年4月28日原西南公安部二处满濂同志来信道：
“闫处长的情况如何？我想干部政策早晚是要落实的。他自小很苦，行武出身，久经征战，我确信他的历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两天我经常在想；周兴是老首长了对闫处长应该有较深的了解。”
5月26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捕，关押在省第二监狱。
8月24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一见到周兴就问，云南的“划线站队”纠正了没有，并严肃地说：“开了十大了，借这个东风，认真解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锡联也给周兴打招呼：“云南来京上访的和来信申诉的，主要是告你们搞了划线站队，在军队和地方的干部、群众中都打压了一派。这是谭甫仁搞的他已经死了。你这次回去要解决，不然你们工作很被动。然而周兴却以种种借口加以拒绝。
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为解决云南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落实党的政策，最后形成云南（1975）26号文件。
9月16日下午，经省委研究，刘明辉同志批准释放已被关押在省二监的闫罗同志。
11月25日，省委批准省公安局党组的复查报告，为闫罗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分配工作、补发工资。该平反报告仍认定闫罗同志在“文革”中“有错误”。但闫罗同志却能正确对待，他将补发的工资补交党费后又拿出1500元，支援农业。
1976年至1980年 51-54岁
1976年10月6日，春雷一声震天响，中共中央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闫罗同志终于得以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大好时机，焕发出极大的热忱和积极性。
11月，参加公安厅“揭批查”领导小组。
12月25日省委组织部通知参加省委工作组到红河州开展整顿四人帮残渣余孽的工作。
1977年2月任“揭批查”运动办公室副主任。
4月25日任治安整顿领导小组长。
6月19日任中共红河州委常委、个旧市委书记、市革委主任。
9月5日提出《关于以粮为纲、“五业”并举，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初步规划》（草案）。
10月9日提出在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上加大力度。开始对“文革”中的案件和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申诉案件进行全面复查。
1978年3月25日闫罗作了《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为实现1978年抓纲治国的各项战斗任务而斗争》的报告。
5月省委任命闫罗任红河州委副书记。
11月25日，作了《总结经验，解放思想，为早日把个旧建成大寨市而奋斗》的报告。
8月10日中共云南省设计院委员会做出为闫罗同志爱人沈英同志平反的决定。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当得知前线总指挥杨得志将军突患重病，便及时安排捕捉一只红河大团鱼，给杨得志将军补养身体。并多次慰问参战部队官兵。
3月28日，中央慰问团团长阿沛阿旺晋美、杨得志司令员，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个旧慰问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胜利归来的指战员和民兵。闫罗同志主持庆功大会。
1979年6月8日，闫罗同志免去个旧市革委会主任职务。
1980年4月29日，中共蒙自军分区委员会讨论决定:闫罗同志任中共个旧市人民武装部委员会第一书记。
6月19日，闫罗同志任个旧地区战备人防领导小组组长。
11月2日，时任蒙自军分区个旧市人武部委员会第一书记，参加军分区党代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