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 40岁
5月22日，经省委常委会议批准闫罗同志任省公安厅劳改局局长，公安厅党委委员。
重返公安工作到任后，闫罗同志心情舒畅、本想积极工作，为党为国家多做贡献。至“文革”前一年，闫罗同志下基层到十余个劳改单位，认真调查研究，贯彻落实全国第六次劳改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落实了“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工作方针，对全省监狱劳改管理体制进一步作了调整，在干部中进行劳改方针政策的教育。加强了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和劳改生产管理，不断完善监管改造和生产管理的规章制度。
闫罗同志在普文劳改农场搞调查研究，发现有的犯人因为限口粮，吃不饱而受虐的情况，特别提出：“要注重犯人的生活卫生工作，强调要因人而异，分量给犯人吃饱，有衣穿，有被盖，保证犯人身体健康，充分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
由于压缩了零星分散、监管条件差、产品前途不大的小单位，保留了54个单位。把监狱劳改队的所有权、管理权统一收归省管。经调整，布局日趋合理，形成工农业比例相适应，生产基本稳定的格局。监管改造得到加强，改造生产进一步得到发展。这期间省委第一书记闫红彦、省长周兴等领导同志曾由闫罗同志陪同，观摩劳改金马厂试制成功的首台手扶拖拉机。
“文革”初期，全省监狱劳改队根据公安部的部署，进行正面教育。尽管一些监狱劳改队的少数人受社会的影响，到社会上进行暗中串连，贴出一些大字报。但大多数干警坚守岗位，抓改造、搞生产，保了监狱劳改队的稳定。
1966年 41岁
1966年初，繁忙工作任务使闫罗同志的身体状况垮下来，由于肝胆病频繁发作，而不得不做了胆囊切除手术。
5月，省公安厅政治部却抛制出“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黑材料，公安厅大院顿时燃起揪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闫罗”的大字报。当时主管公安厅劳改局的刘明辉同志和公安厅长荆克州同志，又作出停职反省，把正在劳改局风鸣煤矿搞调查研究的闫罗同志，调回昆明交待问题、审查批判。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解放军上将阎红彦
1967年 42岁
1月8日，阎红彦同志被逼死给云南的广大干部很大的震惊，同时也造成干部队伍的分裂。
1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关于各级公安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时之间，监狱劳改队的干部群众自愿结合，纷纷成立战斗队，到社会上串连，贴大字报，揪斗领导干部，并进行“夺权”。正常秩序被打乱，工作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同年二月，对劳改局和监狱劳改队实行军事管制，对监狱劳改队派出军管组，无序混乱的局面有所扭转。但从思想上到工作上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仍然严重。云南监狱劳改工作遭受极大的破坏。就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云南没有撤销劳改单位，也没有把犯人放到社会上改造。广大干警职工仍以强烈的事业心和历史责任感，尽职守，坚持工作，加强了对罪犯的监管教育改造工作，确保了监狱劳改队的稳定。在全省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劳改生产仍然保持了年平均递3. 1%的速度，劳改单位工农业产品，特别是原煤、化肥、轻工等产品，对社会供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大大缓解了“文革”期间全省市场供应紧张的状况。这些都有闫罗同志倾注的心血。
“文革”中，特别是在两大派武斗期间，由于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的各级组织均瘫痪，领导关系受到破坏，闫罗同志却始终站在了云南公检法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一边。
他对“文革”很不理解，对造反派及其行为极为反感，对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同志被逼死非常痛惜，为之落泪，对赵健民同志被戴高帽游街十分悲愤和同情。
1967年的春夏，公安厅劳改局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来“三结合”闫罗同志，有的人还以西南局公安部长周兴同志是闫罗同志的老领导，要拉闫罗同志跟着周兴同志走。是选择周还是赵，思想上有斗争。但最终闫罗同志仍选择了代表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同赵健民林亮等同志一道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8月24日，云南两大派准备武斗，由于公安厅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是两派管区的“桥头堡”。在“文革”的特殊条件下干部个个挨整，人人自危。为保卫公检法机关大院广大干部家属的安全，闫罗同志依据赵健民林亮同志的指示；在公检法机关和陈恩普等同志组织了有57名中层厅、处级干部参加的“中联组”。尽其所能的保护了公安厅大院和监狱劳改单位的老红军、老八路、新四军等老干部，闫罗同志与刘选略同志商量，发布四条声明，向全市广播，设置岗哨，组织巡逻，武装保卫公安厅机关大院。
8月31日，云南省物质局一派组织攻打紧靠物质局的云南省博物馆，此为“八三一”事件。当天闫罗同志依据赵健民林亮同志的指示，住进昆明翠湖宾馆。
9月1日，一派组织冲击公安厅，致使警卫战士被打伤、枪支被抢走，厅机关被打砸抢，此为“九一”事件。
9月初，闫罗同志组织几个公安干警负责保卫赵健民、林亮、侯良辅等省领导同志安全并任警卫组长。
在文革时期闫罗同志仍不忘一个老公安职责与刑侦专家曹显政同志一道，成立调查刘林元同志之死因的调查组，并任调查组长。直至1968年初闫罗同志去北京才停止调查工作。武斗期间长子庆江一直跟随父亲身边，当陈泽涛送给庆江一支手枪时，闫罗同志告诫其子：“枪只能用于对付阶级、民族的敌人及自卫，我们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有血债。”
1968年 43岁
1月23日，林亮闫罗一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一师安排穿上军装，乘汽车由昆明出发经渡口翻越大小凉山。27日到达成都，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热情地接待他们。29日乘飞机抵达北京市参加在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举办的“云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4月16日召开大会，陈康张力雄二同志到会传达文件，这是第一次见到二位将军。
5月1日，闫罗与云南学习班学员一道，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东一台，九时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与首都群众欢度“五一”。
5月8日下午在学习中突然紧急集合，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云南班在二楼，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7月28日，云南公安厅的造反派专程到北京张贴大字报，反对闫罗选进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委员。 全文如下：
最高指示；
公检法要彻底闹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的反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打倒操纵反动公、检、法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闫罗。
云南省公、检、法人民公安造反派总部
1968年7月28日 于北京市红山口 军事学院
严正声明
坚决反对赵健民、林亮反革命集团伸向公、检、法的黑手闫罗。坚决反对赵健民、林亮反革命集团把闫罗塞进云南省革命委员会。
旧云南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劳改局局长早在个旧市委工作时期，就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积极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刮三自一包黑风。
早在1959年1月，谢富治同志就提出对闫罗进行批判，并指出闫罗不能当市委书记。
1960年2月在开远曾一度对闫罗进行揭发批判，罢了他的官。但在1962年孙雨亭却亲自出马，为他翻案，官复原职。
1965年经闫南君提名，孙雨亭批准，以老公安干部归队的名义，将闫罗调公安厅劳改局任局长。一到任闫罗就大力推行彭真、罗瑞卿的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竟在劳改犯人中大施仁政，提倡犯人放开肚皮吃饱饭等等。
在文革运动时期，闫罗追随黑省委书记阎红彦积极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秉承刘明辉的黑旨意，主持制定一个清洗大批劳改干部的黑计划，准备将全省六百多名劳改干部加上各种罪行，予以集训处理。
一月风暴后，闫罗认为抓权时机已到，就与赵健民、林亮结成死党，充当赵、林反革命集团决策机构21人高参组的核心成员，并当了炮派的群众工作部长，兼情报组长，政法大口总负责人。大量事实证明，闫罗是赵、林集团的特务头子，是赵、林集团伸向云南公、检、法的一只黑手，是追随赵、林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大揪军内一小撮，破坏部队稳定，武装一派、消灭一派屠杀春城人民的最主要帮凶。
由于闫罗为赵、林集团立了大功因此他就被赵、林集团内定为黄粱美梦中的赵记，云南省革委会的61名成员中的主要成员。
今天惊讶的是某些人竟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极力为闫罗吹捧，把他打扮成革命干部，妄图把他塞进即将诞生的红色政权——革委会里去。这是万万办不到的事。过去闫罗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被阎红彦、孙雨亭黑帮一手包庇下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文革中又是赵、林集团伸进云南公检法实行武装一派、消灭一派的大罪人，却被美化成为拥护三面红旗，是受迫害的英雄壮士，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革命领导干部等等。
他们无视中央首长关于公、检、法干部，暂不进入革委会的指示精神，无视春城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公安厅革命群众的意见，无视公安厅革命群众造反组织已同两大派脱钩的事实，还以所谓闫罗到公安厅时间短为借口，硬要把闫罗塞进省革委会，企图让闫罗披上革委会的外衣，以逃脱他的罪责，揭不开云南公检法机关阶级斗争的盖子，这是万万做不到的。
人民公安总部严正声明：我们坚决反对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赵、林反党集团的黑干将闫罗塞进省革命委员会。我们认为把他塞进省革命委员会，是违反毛主席关于五个标准和违背中央首长关于公、检、法干部，暂不进革委会的指示精神的。把闫罗作为某一派代表塞进革委会，是违反中央十二月九号的通知，如果硬把他塞进去，云南公、检、法的阶级斗争盖子就不能揭开，公、检、法就不能砸烂，毛主席关于公、检、法要坚决彻底革命的伟大号召就要落空，我们坚决表示紧跟中央，坚决打倒闫罗。决不允许把闫罗塞进省革命委员会，我们派出代表四人，专程来表明我们这一严正立场。
8月15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闫罗同志最终经中央批准进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任委员、生产指挥部文卫组副组长。
“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下，其在云南的代理人谭甫仁大搞“划线站队”。在“羊街学习班”大批监狱领导干部和干警受到迫害和摧残。
闫罗同志身为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生产指挥部文卫组副组长、劳改局长，对此深恶痛绝。他写信给“羊街学习班”的大批监狱领导干部和干警，奋笔评说，疾书反对“划线站队”。
12月5日，闫罗给“羊街学习班”刘选略等同志写一封信（见本书186页）。
12月30日下午，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通知文卫组，调闫罗同志参加“羊街学习班”。当晚闫家被查抄。
1969年 44岁
1月1日中午，闫罗同志从“羊街学习班”返昆，参加了省革命委员会七次全会，其间闫罗同志对闫庆江（闫罗同志的大儿子）讲：到“羊街学习班”及被毒打，挂黑牌子、抹黑手，批斗。“他们明知我是革命残废军人、肝部做过大手术，却尽打击这些要害部位；表示这次非和他们斗争到底不可！”
当天下午闫罗同志的弟弟闫刚和闫庆江二人，也被劳改局军管会以偷越国境罪，关押在黄土坡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二人均被刑讯逼供达一周之久。随后闫庆江又被送至昆明一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审查、批判达一月之久。闫罗同志夫人沈英同志也被株连，关押、审查达一年之久。
在七次全会上闫罗同志写的信，被谭甫仁点名 “一顶二拖三反扑” 成为 “反革命信件”。之后，闫罗同志被审查关押在北郊下马村干校，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形反革命分子”、以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残酷迫害达六年九个月，其中逮捕入狱两年四个月之久，身心受到级大的摧残。 12月，回乡当知青的长子闫庆江在江苏省睢宁县参军入伍。从戎国
图：闫庆江1970年摄于酒泉“东风”试验训练基地。
防尖端科学事业十三载，险些牺牲在戈壁滩。80年代初转业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任检察官。21世纪初年，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检察荣誉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