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5日，四连接受命令，开往边区，保卫“夏收”。袭击扰乱日伪据点“张楼”。牵制日伪军不让侵入抗日根据地内进行抢粮等破坏活动，以便根据地内老百姓，抢收麦子颗粒归家，连队在副营长赵威同志和政治指导员袁邦祥同志率领下，一边参战做连队的战地思想动员和宣传工作，一边学习实践经验，副政治指导员陈跃华同志和父亲紧跟连队行动。由赵威同志向全连同志传达开进边区保卫“夏收”的政治经济意义，打击日伪军扫荡的疯狂气焰。不能让日伪军来根据地里将我军民已收获的粮食抢走。由袁邦祥同志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强调虽然四连单独在边区活动，离团较远，但是战斗任务是艰苦而又光荣的，干部和共产党员们要自觉的起模范带头作用，保证完成任务。夜行军开始向前推进，由地方区队联络人员当向导，尽管暮色朦胧，道路弯曲尚又坎坷，但是由于向导熟悉地形和道路，也还是比较顺利地到达边区目标地张楼附近。
天刚亮，突然区队的侦察员跑来报告敌情，在小袁家发现有日伪军百余人、两部汽车在“抢粮”。副营长命令四连冲上去消灭敌人，可是连队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来不及隐蔽休息，加上严重缺粮食，大家都疲惫不堪，战斗力减弱。由于日军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所以抗日根据地军民都生活困难，突出问题缺粮，全连每人每日只供给六两粮二两红薯片。
尽管全体指战员是在既疲劳又饥饿的情况下行军打仗，但仍气势高涨，政治指导员袁邦祥同志，当机立断，率领全体同志精神抖擞，轻装跑步10华里，这时太阳升起，天大亮，赵副营长指挥一排在左，二排在中，三排在右，排成扇形包围圈一千米、五百米、一百米冲向鬼子兵，袁邦祥同志手举驳壳枪，大声呼喊，“同志们狠狠地打，绝不能让鬼子兵抢走我们一粒粮”。
鬼子兵的太阳旗、指挥刀、六五式步枪上的刺刀，迎面而来，敌人的轻重机枪疯狂的扫射，炮弹密集雨点似的落在四连的散兵群里，严密的火力封锁住队伍前进的道路，顿时硝烟弥漫，火光四射，刀光血影。全连同志在赵副营长和袁指导员的率领下，英勇拼杀，尽管子弹不足，但全连指战员仍手握机枪、步枪、手榴弹、大刀，满怀民族深仇大恨英勇地杀向鬼子兵。
鬼子被打得抱头鼠窜、尸横遍野，可是敌人的增援非常迅速，大汽车由两辆增到四辆，鬼子兵越来越多，向连队包围过来，连队的伤亡也很惨重。指导员袁邦祥同志，被炮弹炸断一条腿，驳壳枪子弹也打光了，当鬼子冲上来时，他却泰然自若，吞食了机密情报，七八个鬼子兵的刺刀捅向他，袁邦祥同志壮烈地牺牲了，还有几个班长，副班长、机枪手、特等射手、司号员，通讯员也接连牺牲了。在三排阵地上作战的副指导员陈跃华同志腿负重伤。在一排阵地上的父亲左脚关节被日军机枪贯穿击碎骨头，腿、腰多处被弹片击中负重伤，流血不止。敌人的炮火和轻重机枪封锁了团的增援部队。
直到中午，全团的增援部队一、三营和二营的五连，六连终于赶到，反包围了鬼子兵，迫使敌人龟缩于袁家圩子内，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辛苦栽种收获的麦子，鬼子兵一粒也没有抢到手。尽管鬼子兵负隅顽抗，但企图抢粮的汽车上只有堆积如山的鬼子尸体和狼狈不堪的伤兵，车子一辆接一辆地返运到日伪军的据点——宿县城。
营五连一排刘排长把父亲从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救了下来，放到柳树下。父亲从昏迷中渐渐苏醒过来，见到团政委谢锡玉同志向身边走来并亲切地问道：“是四连的小文化教员闫四维负伤了？”父亲用力地叫了一声：“政委！”就又昏迷了，耳边隐隐约约听到谢政委讲道：“医务队的王班长，快给闫四维包扎止血”。王班长走过来，用剪刀轻轻地撕掉粘在肉上的血衣。伤口拉扯的剧痛让父亲惊醒过来，父亲慢慢地睁开眼睛，看到团首长的关怀爱护，看到团的增援部队赶来，满怀着激动的心情再一次昏迷过去了。王班长和老乡将父亲抬上小木船渡过洪泽湖，到达湖东岸的四师总医院，父亲才逐渐清醒过来。经过做手术清除碎骨弹片及半年多的住院治疗，父亲的伤口才基本愈合。
同年12月10日，26团在“朱家岗”被日军平林17师团、清水旅团一千余人三路包围，在罗应怀团长、谢锡玉政委、严光副团长指挥下，部队以逸待劳，坚守待援，与日寇对峙了18个小时，反复与鬼子兵肉搏，消磨鬼子兵的士气，十进十出，击毙鬼子小队长以下280多人，最后击溃鬼子。
特别是父亲在任四连文化教员兼负责青年工作时，所建立起来的“小鬼班”在团部最后一道防线十万火急的时候，团首长把作为团预备队的“小鬼班”派上，勇敢夺回阵地，保卫了团部大门，保证了战斗的最后胜利。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小鬼班”能成为部队钢刀上的利刃，成为一只铁拳，打得鬼子屁滚尿流。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是无坚不摧的勇士。他们临危不惧，英勇作战，是党的优秀儿女，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光荣。这种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正是父亲所坚守和终生追寻的民族精神。
1943年1月，父亲转入九旅医院继续治疗，出院之后便转入区委，边工作边养伤，分配在泗阳县周唐莫乡党支部任青年委员。同年3月17日夜晚，九旅调集25、26团在山子头、唐马圩子、孙圩子作战，捣毁国民党江苏省省长韩德勤总部。打击国民党保安三纵队六旅、十一旅，活捉韩德勤，击毙纵队司令王光夏，旅长李仲震。父亲与张支书一道参加了围歼战斗，缴获了步枪和手榴弹等武器。
同年4月，26团要去邳睢铜地区作战，父亲又要求去该地区工作。父亲当时手脚已严重伤残，下肢行走不便，但仍舍不得离开他从14岁就生活、学习、战斗，培养他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部队政治文化干部的新四军四师九旅26团及生死与共的战友和同志们，毕竟父亲才十九岁啊！父亲要求出院归队，经医院同意，渡过洪泽湖到达西岸“半城”师政治部组织部，将组织关系转回九旅政治部组织部。经过九旅卫生部对父亲身体进行检查，发给父亲贰等甲级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最后经九旅政治部组织批准，要将父亲转到地方分配工作。组织部长章振同志找父亲谈了话，让他到淮北区泗阳县周口区边工作边养伤，并给父亲开了组织介绍信，发了便衣。父亲要求归队，章部长回答：“野战军作战行军频繁，你的身体尚不可能适应。”父亲只能服从组织安排到了泗阳县委，在周口区唐英乡工作了几个月。
1943年3月“山头事件”（山子头自卫反击战）九旅击退了国民党江苏警备旅旅长王光夏的进攻，击毙了王光夏，活捉韩德勤。在泗阳县委领导下，周口区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干部民兵力支前歼灭国民党反动派。
“山头事件”以后父亲想到邳睢铜去工作，泗阳县委立即批准同意了，父亲带着组织介绍信到了淮北军区党委组织部。在联络站的张国权同志的帮助下，父亲经过乔装打扮，同机要交通员一起顺利地越过海郑公路的封锁线，到达邳睢铜地区。
在李湾子，父亲找到了军分区首长，见到了九旅政委康志强同志。康政委曾经到过二十六团二营四连检查工作，是父亲认识熟悉的老首长。康政委看到父亲的身体情况不佳，不适合留在军队工作，就要父亲去地委工作。康政委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邳睢铜地区是你的家乡，情况固然熟悉。邳睢铜地区我们坚持斗争很重要，很有意义，它是华中、华北两大抗日根据地，南北，东西交通要道，也是通经延安，党中央的必经通道。邳睢铜地区对徐州的敌人形成半圆包围圈，对日军威胁大，日军经常要有一个多师团的兵力重点看守，敌我斗争的环境特别艰苦，斗争的形势十分激烈，通常称邳雎铜这个地区是敌后的敌后，边区的边区，前线的前线，是个战略要地。”父亲听了茅塞顿开，当即按照康政委的指示去地委会见了李云鹤书记，并和张道平组织部长谈了话。最后，组织研究决定把父亲分配在联办任行政股
组织科长林亮
长。当时，邳雎铜灵行政办事处简称“联办”。主任纵输民、副主任吴云培、果益斋，秘书长张祖荫、吴季纳，副秘书长向乃光。 行政股的行政事务工作父亲从事了不到一年，这时地委和军分区贯彻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开展了全党范围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党的作风”。地委和军分区党委合办整风轮训队，地方上的是区以上的在职干部，军队中是连以上的在职干部，由地委抽调县委副书记夏际霞同志任“整风”队的队长，党支部副书记。由军分区政治部抽调组织科长林亮同志任队长党支部书记。成立党支部委员会下属几个学习小组，也是党小组。十多个人一个组，总人数一百五十多人，父亲在第九组。学习方法主要以自学为主，并与听领导作报告相结合，学习文件《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在学习期间父亲认识时任三军分区组织科长的林亮同志并结为终生的良师益友，从此父亲改
行政股长闫四维
名为“闫罗。”通过学习，大家都感到收获不小。这次教育运动不只对党风学风文风进行了全面整顿，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加强了党的团结，增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
学习结束后，多数同志回到了原机关工作，父亲回到地委组织部。联办秘书长张祖荫同志把地委组织部集体研究的意见传达给父亲。张祖荫同志语重心长地说：“闫四维同志你还是个青年，刚二十岁，我和地委研究，你去四县联中学校，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你的文化知识很有必要提高，这比继续搞行政事务工作好，对党的事业有益，对个人的进步也有益。”
父亲深刻领会了党组织悉心培养他的良苦用心，服从组织安排去到联中学校党支部报到。父亲被分配到联中高级部任辅导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员，分管支部工作。藏悟真同志任高级部的部主任，主管教学。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但常常驻在古邳镇周围，日本鬼子兵要扫荡，学校就坚壁清野，疏散掩蔽。
联中自1942年春筹办、创建以来，经邳雎铜地委研究决定，由纵输民同志兼第一任校长，刘瑞琳同志任第一任副校长。刘瑞琳同志主管教学业务，教育计划全是由其亲自动手抓。边区行署文教科业务领导，供给新编写的政治、语文，算术、常识等四门课程的教材。
学生吃公粮，毕业生多数是党组织和政府分配。校长、教员、工作人员的报酬是粮食，校长每月发给一百五十斤粮，教员每月发给一百二十斤粮，工作人员每月发给一百斤粮。假期组织教职员和留校学生到农村去办识字班教青壮年文化知识，组织宣传演出队开展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等社会活动。联中自创办以来，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为党和国家的建设发展，为人民子弟兵和抗日根据地的充实力量，培养出了大批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秋，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联中为了适应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在组织机构上，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淮北区党委，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下辖八个地委，华中分局机关搬进淮安城；苏皖边区政府，下辖八个专员公署，机关搬进淮阴；新成立华中军区，下辖八个军分区；原邳睢铜三地委，撤销改编成为第七地委，赖毅同志任地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刘玉柱同志任副书记副政委，军分区撤销改编为华中军区，第七军分区张震环同志任司令员，赵汇川同志任副司令员，刘作孚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第七专员公署，张辑五同志任专员，王烽午任副专员，下辖十个县即泗州县，五河县，灵壁县，宿东县，邳睢县， 睢宁县，铜睢县，泗阳县，泗宿县。地委机关和群众团体单位都先后搬进泗州城，联合中学校的组织机构也有很大变动，大体上是一分为三个学校，由刘瑞琳同志率领高维真、藏悟真等大部教职人员和部份学生，跟专员公署机关搬迁到刚解放的灵北县高楼；父亲及王绍艮、魏恩奎、张侠等教职人员和部分学生在古邳镇原址未动，就地扩建邳睢铜中学校，又招收一批新生约2 百多人，王绍艮同志任校长，父亲任校党支部书记，隶属邳南县委领导；由李敬岩、闫石俺同志率领部份教职人员进到刚解放的睢宁县城，接管原敌人办的雎宁中学，隶属睢宁县委领导。学校为我党进行抗日斗争培养出一批批干部，转送到抗战前线，直至抗战胜利……。
1945年8月l 5 日，日本帝国主义彻底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解放区的政治军事形势都非常好，新解放区的范围在迅速扩大。为了适应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三校”又奉命合并，以睢宁县城东关书院为校址，成立了苏皖边区第七行政区第一中学，也称睢宁一中，隶属睢宁县委和行政公署文教科管理。学校的党委班子配备如下：沈湘亭同志任校党委书记，刘瑞琳同志任校长，李惠远任副校长，王绍民任教务主任，闫石俺任总务主任，朱冠英任初级部主任，高维真任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兼党委的组织干事，父亲任团结班主任、党支部书记兼党委的锄奸干事。学校的教师队伍也得到扩大，增加了李晶秋、朱德酿、张恕一、叶志宝、李明真等老师。
睢宁一中初二年级团结班中包括杨素群、李元宝、王万舜、王宝贤、王思贤、戴尔金、吴培林、周保中、贾超群等男生，姚彩霞、王梅、卢晓霞、武佩芳几位女生。一中于1946年春正式开班招生，按照县委的要求，校党委研究决定组织支援新区工作队，父亲做为工作队队长带领着师生五十多人到灵壁县新区宣传拥军支前，并对敌战区大地主大官僚征收粮食支援前方解放军。工作队在经历了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之后，圆满完成任务并顺利回校。
1946年5月，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以张灵甫率领的王牌军七十四师做为前锋，几十万国民党的军队向苏北解放区、淮南淮北解放区进犯。华东野战军一边进行阻击战，保护后方机关学校的撤退；一边组织运动战围歼国民党有生力量。
学校在党委和校长的领导下，动员组织青年优秀学生参加解放军，并选配年轻优秀的共产党员带队参军。经校党委研究决定，由党委组织干事、初级部副主任高维真同志和王之敬等同志负责带领二百多名青年集体参军。学校本着教育为人民战争服务的方针，胜利地完成了给人民解放军输送有文化的青年优秀战士的任务。睢宁一中继承了联中的学校教育为党组织和国家培养人才的优良传统，光荣的完成了政治任务。
另外，睢宁一中动员师生组织支前救护慰问团。校党委研究决定由父亲带领50多人到睢宁西北部的战地去救护因阻击民党军队而负伤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帮助送水送饭，隐蔽防空，直到把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边打边撤。当父亲完成任务带着全团的同志回校时，学校已撤出睢宁城。校党委书记沈湘亭同志，校长刘瑞琳同志，还有李惠远、王绍艮、闫石俺、翟明远、李明真等教职人员和部分学生，组织所有能撤走的人员渡过运河，经淮阴、涟水、宿迁、术阳、新沂进入山东郯城、临沂、汤头、营县、五莲、诸城，一路上遇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不断的榴弹炮声尾送。在党中央的英明指挥下，在各地方党委和军队热情帮助及同志之间的团结互助下，师生们带着恋恋不舍的思乡之情走过泥泞不断的路，历经了很多艰难险阻，经过长途跋涉终于顺利撤退。在接到并入华东建设大学附中的命令后，校党委、校领导作了思想动员，并公布了建大附中的负责人由杨海波同志担任。淮北一中的历史使命至此完成，校领导和学生有的调动了，有的支前了。父亲调到建大学习，即参加支前工作队。
1947年1月的鲁南战役中，我军歼灭国民党军五万三千人（其中包括国民军队整编二十六师，整编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生俘击毙中将马励武、周毓英等人，缴获坦克二十四辆、榴弹炮四十八门、汽车四百七十辆。正当父亲和支前工作队全体人员沉浸于庆祝鲁南大捷的欢笑声中时，突然接到敌情通报：国民党整编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八个整编师三十万人，分三路迅速反扑过来，妄图寻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之后。华东野战军顺利转移，支前工作队也迅速回校，建大由滨海区，经过高密过胶济路，平度、莱阳，到达海阳县。
父亲被调到建大文艺系任辅导员、组织干事之后，建大于1947春又新招生一千多名学生。父亲即调任四部十四班，任主任、班委书记。教学办到1947年冬，国民党军队集结四十五万重兵进攻胶东半岛。建大奉命将一批领导干部（校长、党委书记、教授部主任、李亚农、夏征农、沈鹰、赵平生、杨海波、腾海波、刘瑞琳、沈湘亭等）轻装，乘坐苏军登陆艇从烟台渡海到大连港下船转至东北工作。大部学生和干部参加了华野部队。余下一批干部就地坚持斗争，或者是就地分散隐蔽。
父亲被指定负责组织一支装备了武器的由五十多人组成的土改武工队，父亲任队长。土改武工队在海阳县山区农村坚持斗争，发动群众搞土改并打击还乡团。一直坚持到l948年初形势好转，父亲带领全体队员回华东局党校学习。“三查三整”于1948年5月组成南下“中原”。干部支队由金明任支队政委，到了中原军区即参加淮海战役后勤兵站工作……
每当提起抗战烽火年代，我们的父亲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述着。父亲对牺牲的战友深切怀念，特别是对老指导员袁邦祥和老师长彭雪枫烈士。父亲曾多次表示要去祭奠烈士的英灵。在纪念抗战五十周年活动中，父亲积极地参加各种纪念会，并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地讲述着抗战的故事，因而劳累过度，导致血压太高，突然心脑卒中去世，我们全家万分悲痛。
我们的父亲闫四维，人民将永远铭记和怀念他这位抗日老战士，崇敬他为打击日本法西斯所做出的流血牺牲，崇敬他那伟大的民族自尊、自强、自信之心！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每当回想起他生前的音容笑貌，总让我们心里有太多的感慨。父亲一生多坎坷，苦难的童年使他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一辈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永远牢记自己是穷苦出身。
多年的戎马生涯培养了他坚强的斗争意志，一身硬骨头，宁折不屈，无论是身体的伤残还是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能使他意志消沉和临阵退缩，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永远保持着积极向上、坚韧不拔的精神状态。即便是建国后险恶的政治运动中蒙冤受屈，父亲仍百折不挠。
1960年，在红河州个旧市父亲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头子。”遭迫害2年半；“文革”期间四人帮在云南的代理人谭甫仁大搞“划线站队”、省公检法“羊街”学习班，制造了“十大冤假错案。” 父亲被打成“数案之首。”惨遭批斗，备受摧残，后又以“现行反革命”被非法审查、逮捕、关押长达7年之久，身心都备受伤害。但是，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共产主义的信念，却从来没有半点怀疑和动摇，对自己所遭受的冤屈，不埋怨、不计较、多理解，在他心中想的是尽可能为党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父亲，永远怀着一颗赤子之心，饱含着对党的深情，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
父亲一辈子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党员，是共和国最忠诚的革命战士。作为他的儿女，我们以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自豪。他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11年6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