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闫四维在淮北山东的战斗岁月(上篇)文/庆江渝江滇江

闫庆江 发表于2017-06-15 23: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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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淮北抗日老战士50年后重逢昆明合影留念。左起:闫四维、赵汇川、林亮

201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也是我们的父亲入党70周年。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无比怀念为党的事业奋斗而不惜牺牲一切的革命前辈们!

他们这一代人忠诚于党和人民、坚持真理、顾全大局、虚怀若谷、善良正直、忍辱负重、艰苦朴素。

他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是我们引以骄傲和自豪的精神支柱;他们这一代人的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是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的典范。

我们的父亲闫四维是在1995年8月17日正值全世界人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和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去世的。16年来经过收集整理父亲的遗物、书籍、资料、笔记、父亲老战友、老同志的回忆录,使我们更加了解父亲革命的一生。

我们无限思念我们的父亲——原八路军115师鲁南陇海南进支队政治部宣传员,新四军四师九旅26团二营四连文化教员,抗日老战士闫四维。

他静静地睡在鲜花丛中,望着他饱经沧桑,因战致残的躯体和刚毅慈祥的面容,泪水逐渐朦胧了我们的双眼,脑海中浮现出他苦难的童年,追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舍家卫国,痛击敌寇的战斗情景……

1923年的农历腊月八日,父亲出生在江苏省邳县泇口乡一个小店员的家庭里。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我们这个家庭连遭三次天灾人祸,由一个殷实之家沦落到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

第一次;1928年农历正月18日,土匪打泇口,抢劫并放火烧毁我们曾祖父闫成章开设的小杂货店。因此,曾祖父遭土匪严刑拷打,伤残致死。我们祖父闫宗贤和父亲(当时只有三岁)惨遭土匪绑架当作人质,一时间家道中落、家破人亡。

第二次;1932年,在山东台儿庄一家老店当了18年店员的祖父,突然遭解雇失业。感到走投无路的祖父带着父亲投河自尽,幸好被同乡和亲友相救(死而脱生)。那年父亲八岁、上了一年私塾后因无学费而辍学。

第三次;1936年,家乡遭水灾,粮食颗粒无收,家里已是一贫如洗,祖父因患眼疾无钱医治致使左眼失明,祖父祖母只有带着12岁的父亲和另外几个孩子逃荒讨饭,时间长达两年。1938年5月徐州沦陷,惨遭日本鬼子扫荡,烧杀抢掠,全家更是无家可归流浪四方。祖母的六个孩子中有三个在饥寒交迫中,因病无钱医治而先后夭折,最后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叔叔活着,一家人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 

我们的祖籍江苏徐州属苏北地区、位于邳睢铜根据地,即津浦铁路东,陇海铁路南,“海郑”公路以北,运河以西的狭长三角地带。其中包括邳县、睢宁、铜山县一部分,后发展到灵璧、宿县、萧县、宿迁、峄县、滕县一部分,北与鲁南相接,南与皖北相连。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苏皖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北大门,又是华中、华北两大解放区通往中央驻地延安的要道,也是部队向外挺进的前沿阵地和反攻后方,是淮北路东一个重要战略要地。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在这里开展革命工作。

1928年至1929年,中国共产党在邳县、睢宁和铜山相继成立了县委,并先后领导了古邳、曲头一马浅和吴窑等地的武装暴动。1933年夏秋间,徐卅特委及所属各级党组织先后遭到破坏。1935牟2月.以郭子化为首的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在枣庄成立。1936年底,特委组织改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1937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建立苏鲁豫皖边区特委。5月,划归中共河南省委领导。年底,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根据黄口会议精神,将所辖地区划分为四个工作区。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河南省委、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联系分散隐蔽的共产党员,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重建了党的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手发动群众,举办青年训练班,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和青年救国团等抗日武装,点燃了苏鲁豫皖边区的抗日烽火。

1938年1月,徐东南区委成立。4月,改为苏皖工委,领导邳县、睢宁、钢山、泗县、宿迁等地党组织和该地区的革命工作。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决定:以津浦铁路和陇海路交叉点为界,划分四个游击区,分别建立区委,加强领导。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对华中工作发出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和山东纵队决定: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和中共苏皖特委,南下本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此举为创建邳睢铜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8年3月23日至4月6日,中国军队以40万的优势兵力,阻击进攻台儿庄的日军,取得了歼敌万余人的胜利。在此期间,邳睢铜地区青救团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先后奔赴了台儿庄前线。仅邳县一、五、六区,就动员组织了500多付担架,在炮火中抢救了大批伤员,同时还组织群众向前线运送弹药和给养。泇口镇距离台儿庄很近,因此年幼的父亲和二叔闫四明仍参加过打扫战场。5月18日午夜,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率部千余人撤离。

5月19日,日本侵略军纠集3个师,近30万人,由南北两方(南方由华中派遣军司令田俊六指挥、北方由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指挥),分六路向徐州大包围,徐州沦陷。

5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指出:在津浦以东、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的江北广大地区内,即应建立一个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工委。其主要任务为发展游击战争。 

12月6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山东纵队决定组建八路军陇海游击支队。其任务是:出山东,入徐海,组织发展抗日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阻止破坏日军打通徐州至连云港的陇海铁路的企图,创建抗日根据地。9日,钟辉、梁海波、李浩然等到达邳县铁佛寺。决定21日于许楼村(今属新沂县)将邳雎铜地武装300多人改编组成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以下简称陇支),钟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梁海波任副司令员,李浩然为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军政委员会,钟辉为书记,梁海波、李浩然为委员。邳县青年救国团抗日义勇队编为第一营,辖2个连,谢文秀任营长、谢锡玉为指导员;铜山万众一、邵幼和率领的苏皖游击队和睢宁独立大队编为第三营,辖2个连,赵兴仁任营长(后刘文焕继任),周瑞迎任指导员。“陇支”成立不久,即派夏玉华回睢宁组建陇海川游击支队,雎宁独立第一菅,夏玉华任营长。2月,组建邳县独立团,栗培元任区长,马良俊为政委。同时,接收夏慕尧等400多人的抗日队伍,编为“陇支”第一团第二营,滕玉荣任营长,盛志明为教导员,并继续收编、组建邳、睢、铜、临(沂)、郯(城)、淮(安)、涟(水)、泗(阳)等地共产党领导的或爱国进步人士的武装,仅一年多的时间,部队得到迅速发展,由开始2个营500多人,发展扩大到3个团、7个营、4个独大队、3个梯队、七八千人的队伍。在陇海铁路两侧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反动势力,为开辟和建立徐海地区和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38年冬,家乡邳县被占领后,日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横尸遍野,溃兵乱匪,敲诈勒索,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山东八路军钟辉司令员,率领“八路军南进支队”到达邳北地区,打击日伪顽军,震慑汉奸恶霸,解放了家乡泇口镇,歼灭敌伪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人民群众得以解放,欢欣鼓舞,欢迎八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家乡人民纷纷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成立了工农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学唱抗日救国歌曲,自卫队站岗放哨、人民群众有了党和军队作依靠,政治上格外活跃。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加强了军政军民紧密团结,在抗日救国的思想指导下,青少年踊跃参军。

当钟辉司令员部队驻扎在泇口镇时,陆续有王学友、郁泉真等几人参军,父亲和陆顺来也非常想参加八路军,但因父亲是家里的老大,弟、妹还小,主要依靠他干农活,祖父当时不同意。而年仅14岁的父亲参军心切,与小伙伴陆顺来一起,在给八路军独立团四营送水时偷偷参了军,营长朱鸿善、教导员张剑秋收下了他们,父亲从此参加革命,因年龄尚小被分配在支队政治部宣传队任宣传员。因为父亲曾读过一年私塾,有文化基础,便跟随部队在敌占区刷写:“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抗日救国减租减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反动派王光夏”等标语,参加宣传队排练抗日救国的各种小歌舞节目:如“小放牛”“炮兵舞”“空军舞”“青年舞”等,并到部队和农村演出。在革命队伍里,父亲像海绵一样汲取着革命知识,努力学习文化,积极认真地做好宣传抗战的工作。

1939年10月部队越过陇海铁路,进入皖北,洪泽湖地区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1940年1月,部队打击宿迁县的伪顽军,挥戈北渡陇海路至山东郝城,整训学习后,再次进入洪泽湖根据地,年夏,编入八路军第五纵队三支队,张爱萍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委,一、二、三个支队辖管九个团,东渡大运河,经泗阳、沐阳,淮阳、涟水、盐城,阜宁,与东台新四军陈毅司令员汇合,三支队,三个团,驻在益林东沟地区。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中央军委为抗日救国,重建新四军,委任陈毅为军长,命令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所率三支队改称新四军三师,下辖七.八.九旅,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九旅由张爱萍任旅长,韦国清任政委,辖25、26、27团。26团由罗应怀任团长,谢锡玉任政委,严光任参谋长。父亲与徐肃、周瑞、高云清、王统献、李超等十余人,也由旅政治部宣传队分到26团,成为26团政治处宣传队员。

1941年春,九旅接受任务调往洪泽湖豫皖苏根据地,父亲在部队的调动转战和行军途中边打仗、边学习,积极参加团政治处,青年队组织的活动,思想、文化、政治素质都有较大提高,成绩显著,光荣地被评为“模范青年分队长”。受到团里的表扬。26团在旅首长韦国清政委率领下,艰苦奋战,挺进徐州敌占区,在邳睢铜灵等县,坚决打击日伪顽军合流;袭击了顽军刘天展的独立旅,歼其两个团,俘敌千余人;击毙匪司令刘尚志,歼灭两个营一个团部,俘伪军团副以下500人;远程奔袭120华里的老张圩子,俘伪军专员以下450人;夜袭杨楼,歼伪军300人。

1941年5月1日,在艰苦转战,开展军中政治工作中,父亲工作积极,进步很快,部队转战到睢宁县王窝子村时,经26团政治处宣传队周瑞介绍,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时年17岁的父亲光荣地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1941年秋,26团胜利的完成行军作战任务,消灭敌伪顽军反动的有生力量,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提高了我军作战能力,壮大革命部队。为了迅速扩大洪泽湖根据地,部队练兵学习,扩充兵源。当时,团政治处决定抽调民运、宣教两股三个干部,参加政府组织领导的,宣传动员农村青年参军的工作。父亲同团政治处的同志分配到青阳区委,参加周庄党支部的扩兵运动,在支部杨书记领导下,积极组织青年学习,大力宣传参加新四军光荣。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当兵要当新四军,吃菜要吃白菜心”。周庄的青年们纷纷自愿报名,很快就达到招募扩兵的名额数,送青阳区委批准后,新战士戴上大红花参军入伍,最终,圆满完成扩军任务。

父亲在工作中接受了党组织的考验,党委讨论同意父亲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当父亲带领新战士回到部队后,团政治处组织股已开好介绍信,任命父亲去二营四连任文化教员,徐肃去五连任文化教员,在部队的欢送下了连队。

1941年9月,九旅归属四师建制后,即在淮北苏区党委首长的直接领导下,与11旅共同坚持斗争。当时根据地面积为4万余平方公里,有14个县。整个边区周围有日伪军据点162个(其中日军据点40个),总兵力在两万以上。敌人不断进行“蚕食”、“扫荡”。顽军王仲廉部在津浦路西陈兵数万,与苏北顽军韩德勤遥相呼应,时刻打算夹击我新四军,同时,对根据地老百姓在经济上进行封锁。各县土顽,分别有兵力数百至千余人不等,积极迎接王仲廉部东进。因此,父亲所在部队,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平均30多小时打一仗。在边沿区活动的部队,常常一夜三次转移驻地,两三个月不解子弹袋,根本不能解衣入睡,虱子满身无法洗烫;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春荒时主粮就是红薯干、叶,甚至用尚未成熟的大麦充饥。1942年,淮北分建为3个军分区。在此情况下,九旅承担了第1、第3军分区的斗争任务。4师东撤后,韩德勤部在运河岸边的陈道口建立据点,作为内应基地,王仲廉则令土顽在我l、3军分区西端津浦路边的肖、宿、灵边境,建立东进“跳板”。

九旅在反“蚕食”反“扫荡”的同时,担负把守西大门,抗击顽军东进的任务,韦国清旅长率25团、26团坚持1分区的斗争,康志强政委率27团坚持3分区的斗争。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豫皖苏、洪泽湖抗日根据地又处在日伪顽军及乱匪四种反动势力合流夹击、蚕食围攻之中。敌人对根据地进行了33天的扫荡,日寇调动171师团,独立13混成旅团,伪军15师,78师骑兵团400多,近万人马配合120辆汽车,十多辆坦克,8架飞机掩护,还有顽军56军李仲环保安司令王光夏、韩德勤,王仲廉两万余人。洪泽湖水上还有伪军、匪霸,盘踞湖内。日寇侵略者烧光村庄,杀光同胞,抢光人民的财物,封锁经济,使我军民风雪饥寒,缺吃少穿,缺医少药,每日生活,连高粱、窝头、胡萝卜、稀汤都没得吃,红薯干、叶很难吃到。

父亲曾讲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他当年身材瘦小,经常要经受饥饿、挨冻的考验。但我党领导的军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下,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不畏敌军数量8倍于我军的威胁,不畏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人民和军队团结一致,保持高昂斗志,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保持高度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保持抗日必胜信念。

父亲在四连任文化教员兼负责青年工作时,依据连队特点,在三排九班建起一个“小鬼班”。把十六岁以下的十多人青年组成一个班。他们多是淮北根据地贫苦农民的孩子,他们有的忍受不了地主的压迫剥削,熬不过困苦和折磨;有的父母兄弟被日寇杀害,成了孤儿,自动投奔新四军。他们生龙活虎,革命斗志高昂,同时又是稚气未脱的孩子。同志们都亲切地称这个班为“小鬼班”。父亲也是从“小鬼班”过来的人,他深知小鬼们的心,他们人小志气高,有阶级仇,民族恨,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他带着“小鬼班”学文化知识。后来,“小鬼班”在作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适应德国法西斯开辟太平洋战场之需要。纠集日军关东军之一部,在津浦铁路,徐州至南京一线,对我华中,淮北抗日根据地,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残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军事上,采取长途奔袭,铁壁合围,拉网梳篦,纵横反复扫荡。

当时父亲在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六团二营四连任文化教员,在日军扫荡我淮北抗日根据地时,二十六团的任务是,隐蔽活动在洪泽湖畔,泗阳县、睢宁县、泗州县、灵璧县等地区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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