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英同志：
8月21日接到云南省司法厅的电报告知闫四维同志病故，顿时使我头发晕，眼发花，耳朵嗡嗡作响，坐卧不安，行动不知所措。当我稍微定定神，再看电文，确定四维同志走了，永远的走了！我失去了一位最尊敬的领导、战友和同志。
这几天脑子里一直盘旋着我与四维同志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与交往。
我开始认识四维同志是1944年的冬天。他因作战负伤出院后转到淮北邳睢铜联合中学工作，我当时是联中的学生。有一天学校通知我到古黄河南岸戴围子去参加师范班办冬学的经验交流会。我从古邳镇踏着近尺深的大雪穿过古黄河进入会场，教室已坐满了人。
主席台上坐着一位穿一身灰色军装，单袜、布鞋，年轻英俊的同志，别人穿的是厚袜、棉鞋（或草窝）、长棉袍都冻得发抖，他却穿得这样单薄，庄重严肃，挺直的腰板坐在那里，好似一棵青松。他使我的敬佩感油然而生，他不怕三 九严寒，他不怕冰天雪地，他有一个能带领人们克服一切困难，而走向胜利的光辉形象。他向一股暖流涌进我的胸膛，使我冻得麻木的身躯很快恢复了正常。
我向坐在一边的同学问道：“那是哪一位？”他告诉我“是闫罗同志。”
1945年春，他到中学部任辅导员，他用伤残的手在学校的墙壁上刷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方正而有力，因他的右手食指伤残，平常他就用拇指与中指夹着笔写字，字写得虽不漂亮，但对他来说，没有读过书的穷孩子，经过党的教育，部队的锻炼，能有这样一个文化水平已是很不简单了。
1945年4月的一天，天刚麻麻亮，会计师王达三同志惊叫：“盛粮票、钞票的箱子被窃。”这是全校师生一个月的生活费，失窃使大家甚为紧张，盗贼是谁呢？四维同志发动大家排疑点找线索，争取早日破案。我早上起来看到一个同学从校门边树林里走出来，形迹可疑，我向他走过的路线走去，看看是否有案情的痕迹。当我走到树林中看到一堆比周围稍高的瓦砾，疑似人为垒起来的，我遂弯腰伸手将上面几块瓦片拿去，果然发现下面有一卷钞票，我即跑去报告四维同志，他带几个人跟我把钞票取出。
当四维同志找那个同学询问：“你早上到哪里去了？碰到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会计室被盗你知道不知道？埋在树林里的钱是不是你干的？”他不仅不承认，反诬陷我说钱是我偷的，钞票是我埋的，因为他早上第一个碰到的是我，妄图把污水泼在我身上。
四维同志经过多方调查取得更多的证据，最后再找那个同学谈话，说明政策，讲明利害，他不得不承认是他偷的。原来下半夜当人们正睡熟的时候，他从会计室的窗户爬进去将箱子拿出撬开拿出粮票钞票，将箱子丢到学校南边的芦苇池里，粮票钞票分别藏在几个地方。四维同志要他带着将藏的 粮票钞票一一取出，并发动学生脱衣跳到水塘里将箱子摸出，不到半天的时间就破了案。
从这件事使我更认识了四维同志，那种共产党人做事认真负责，深入细致，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1944年底，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在同学和老师的帮助下，自己积极努力争取进步，四维同志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
1945年5月，四维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在麦假后，来校工作，他任辅导员，我做辅导干事，从此，我们接触的时间更多了。
他经常跟我讲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一名党员，要大公无私，要不怕困难，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他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生病他介绍我到医院去看病，对待我像对待小兄弟一样照顾我，使我感到无比的温暖与亲切。
他教我如何关心学员思想与生活，如何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如何吸收党员壮大党的队伍。
日本投降后，邳、睢、铜、泗、灵、凤县城相继解放，淮北连成一片，邳睢铜联合中学要迁到睢宁县里。四维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是留校工作还是继续学习？我想抗战胜利后，国家需要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建设人才，为了建设新中国，我要求继续学习深造。他同意我的意见，介绍我到淮北师范学习。从此，与四维同志分手了。
1946年6月，我到淮阴考取了华中建设大学，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有解放区的学生青年干部，也有从敌伪投降过来的军官。生活与我们家乡大不相同，我没有一个熟人，我更加思念四维同志。
不久，自卫战争爆发，我随学校，北撤山东，四维同志，也随”联中”转移，在鲁南他进入了建设大学学习，我们又编在了一个班一个组，敌人大举进攻胶东时，我们同在海阳县盘大石店上累村，一位老大爷家打埋伏。
秋天，我没有被子，他把结婚时的被面送给我，我套了一条薄薄的被子防寒过冬。在敌人海上封锁、路上进攻，华中去不了，东北去不成，情况甚为紧急，学校决定分散突围。我们一行30余人，在四维同志的带领下，夜行昼宿，冲破重重包围，道道阻拦，终于回到敌后华东局所在地山东诸城。
在突围的路上有时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四维同志拿出他仅有的抚恤金，买点水果让我们分享。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走哪条路线，他都经过反复的商量、周密的计划。我们一行所以能够安全地冲出敌人的包围，这是与四维同志的决策分不开的。
1947年冬，大雪封山，天气奇冷，我们御寒的衣服很少，被子很薄，夜里冻得睡不着，四维同志让我与他睡在一张床上，用自己的身体互相温暖对方。
1948年初，迎来了大反攻的好局面，中央决定抽调5万5千干部，准备接管新区。华东局决定将建大的干部分到各个战场，我到华东三野，四维同志到二野，进军大西南，我流泪告别四维同志，不知何时再能相见。
1954年，我接到他从云南个旧市的来信，我欣喜若狂，他除详述分别后的情况外，并告诉我他家只剩老母亲一人，年老力衰，无人照顾，能否迁到邳南我家，以便照顾。我对他的情况甚为同情，我带着十分伤感的情绪告诉他，我比他更惨，我离家后国民党进攻，将我父母抓去吊打逼死，我已家破人亡，只剩一个妹妹，经组织同意已带来上海，故对他母亲无法照顾，甚为抱歉，不知以后老人家是否到四维同志身边。
后来，接到一封信，说他已调到省劳改局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再没有接到他的信。
文化大革命时，我被关入牛棚，造反派审查我为什么入党介绍人只有一个，是不是混进来的假党员？我入党时党组织处在秘密时期，均是单线联系，我反复陈述理由，造反派总是不相信，他们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他们对我反复审查多次批斗，打骂、罚跪、戴高帽子游街，我想这个问题只有四维同志能够证明。我三次去信均不见回音，我既为我的问题而焦急，又为四维同志担心，如若他有不测，我的问题就没人替我说清楚了。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通过杨浦区去云南的知青慰问团，打听四维同志的情况，他们回来告诉我：“人在，问题严重。”“人在。”使我心上的石头放一半，“问题严重”是什么问题？说他放走了许多反革命，属现行反革命案。
对这一结论我绝对不相信，我了解四维同志像了解我自己一样清楚，他是穷苦的家庭出身，自小参加革命，受过党和部队多年的教育，他为革命受过伤、流过血，对党忠心耿耿，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为人直爽，办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对真正的反革命绝对不会放过。这些，又有谁能为他说清楚呢？
我们都是受审查的对象，同病相怜，我真担心坏人把他往死里打，他那宁死不屈的性格，我怕他咽不下这口冤枉气，我为他的安全而担心！
直到1983年，听说他的问题解决了，我为他高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986年，他为编辑邳睢铜联中校史，由江苏邳县来上海。我到旅馆去看他，见面时，使我久久不敢相认，原来瘦长英俊的四维同志，现在人胖了，老了，头发秃了，脸上留着几十年来风霜雨雪苍老的痕迹，但他那神采刚毅的性格仍不减当年。
我请他到我家吃顿便饭。第二天，我陪他去会原华东大学的陈纹同志，我们希望他在上海多住一段时间好好谈谈，他说出来好多天了，要与其他同志一道回去，我们不好挽留，遗憾的是，没有充分的时间畅谈。
这几年，我总想什么时候到云南去看看我的老领导，痛痛快快地谈一谈。没想到接到四维同志病故的讣告，使我感到突然，他是什么病？怎么走得这样急，这样快，他的年龄并不算大呀！我们见面的愿望没法实现了，我再也看不到我敬仰的四维同志了！
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政法事业的四维同志永别了！
沈英同志：当你收到这封信时，四维同志已离开我们好多天了，看到我的信一定会引起你的无限悲痛，不寄去又使我心中不安，我考虑再三还是将信发出，以表我与四维同志多年的友谊与悼念，并希望你们节哀，要保重身体，要坚强再坚强些。
我们都是属于历史人物了，对党不能有很大的贡献了，唯一希望身体好，多活几年，看看祖国的建设，看看世界上好人坏人的表演以及他们的结果，看看子孙们健康成长，多享几年天伦之乐。
希望你们子女能继承四维同志的遗志，给党和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如有机会欢迎你们到上海来。千万注意保重身体！
1995年8月30日
（作者崔庆民为上海市杨浦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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