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攻乌镇桥 浴血苏州河 ――记上海战役市区攻坚战
1949年渡江作战以来，我们27军236团8连始终作为先遣队一路向南乘胜猛追，沿途战斗打得势如破竹，十分顺手。我们经常整连整营的俘虏敌人，战士们手中的武器大都换上了美式的冲锋枪、卡宾枪，士气十分高涨，我作为连长也连续获得表彰嘉奖。
5月16日我们意外地接到了停止追击的命令，奉命进驻上海西郊青浦地区的佘山村进行整训，整顿主要是学习政策和纪律，训练则主要演练水网作战和巷战。这一切都是为解放大上海做准备。
当时正值黄梅季节，我们在连绵不断的阴雨中风餐露宿，终日浑身湿透。为了在泥泞中行动方便，大家干脆脱掉了鞋子，一个个卷起裤腿，赤着脚摸爬滾打。眼看着许多战士的伤口因泥水浸泡，感染化脓，我的心里既心疼又懊恼，不住地诅咒这“发了霉”的鬼天气。
23日晚上，我们终于等来了出击的命令。我立刻带领着早已憋足了劲的8连战士借着夜幕的掩护，从敌人设防阵地的间隙中穿过，直扑上海市区。天亮时分，我连就赶到了北新泾镇，并迅速发起冲击。首次冲锋我们便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我们没有与守敌做逐街逐房的争夺,而是以勇猛穿插，迂回包围战术，打得守敌不知所措。仅用了半个小时，我们便打垮了敌人一个保安团，不仅抓了30多名俘虏，更加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截住了敌人12条给养船，缴获了一大批的白面和猪肉。如今有了这么多好吃的，我一心想着与穷苦百姓共享，立即决定把补充给养后剩下的粮食和猪肉全部分给当地群众。看着我连战士们兴高采烈地给老百姓分粮分肉，我的心里着实乐开了花。
25日晚，团长命我连从西藏路北上“抢渡”苏州河，去消灭北岸负隅顽抗之敌。同时还严令我们在战斗中不准打炮，也不准放炸药，一定要注意保护城市建筑和市民的安全，违者严办！
夜里1点多钟，我们在上海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向导指引下，从小弄堂中迅速穿行，七拐八拐，插到了西藏路。没有想到这条宽阔的大马路上此时竟然灯火通明，两侧高楼林立，但不见行人和车辆。为了防止敌人冷枪，我让队伍沿墙根拉开距离，各班交替警戒，互相掩护着向北行进，到达河边才发现苏州河与我们想象中的河流大不一样。幽黑的河面在稀疏灯光的映照下，波光粼粼，宽度虽然不过五十来米，但河水较深，两岸是垂直的石筑堤岸，高出水面一米多，根本无法徒涉。对岸尽是高楼大厦，数不清的窗口里不时打来一串串机枪子弹。楼下还有数辆装甲车，一边“轰隆、轰隆”地巡弋，一边“呯、呯、呯”地喷吐着火舌。据说这些敌人是守卫上海的所谓“王牌”――汤恩伯新组建的青年军。
我同指导员李福海一商量，认为只能找座桥梁冲过去。虽然对岸敌人火力极强，而且地形易守难攻，但我们还是信心十足。因为我们27军在历次攻坚战斗中所向披靡，靠的就是有一大批擅长夜战，敢打肉搏的勇士。我8连通过攻莱阳、下潍县、克济南、打碾庄，早已把我们部队的看家本领――夜袭攻坚战术运用得十分娴熟了。
我们隐蔽地接近了一座宽阔的大桥，向导说这是“泥城桥”。我把连队带进附近码头的仓库中，进行了短暂的休息，准备在天亮以前冲过桥去。我观察好了地形地物后，命令把我连的两挺“加拿大”轻机枪架在仓库的二楼上，负责掩护。机枪班长黄云飞，虽是个“解放战士”，但作战十分勇敢，战斗经验丰富，特别是他眼力好、出手快，长、短点射控制得当，往往用一挺机枪就能压住对方的好几个火力点，深得我的信任。他一边调整着机枪的位置，一边对我说：“连长，你放心。对岸敌人的几个火力点，俺都瞅准了，待会儿你一下命令，俺立马叫它们都哑巴了。”
我看到库房中堆放着许多写有洋码子的木箱，觉得好奇，便让战士用刺刀撬开了一箱，发现里面竟是些崭新的雨衣。这些草绿色雨衣摸上去又光滑，又柔软，还非常轻便可体。对于近期整天在阴雨中行军打仗的战士们，这真是难得的好东西。于是我当即决定从中拿出6件，让那些身上带伤和有病的战士穿上。通信员蒋永正在一旁提醒我：“连长，这会不会犯错误？”我瞪了他一眼，喝道：“这是军用物资，你不懂，少废话！”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嚷嚷声，我正要责问，只见我们营教导员王洪带着一个长着满脸胡子的大个子走上楼来。走近才看清这个大个子是个外国人，但会说中国话。他大声嚷着：“我们完蛋，你们也完蛋！”说着拉我走到窗前，指着库房北邻几十米高的巨大圆形物体，生硬地说：“这个大铁塔，里面装的全是瓦斯（煤气），子弹打上去，就会发生大爆炸，比黄色炸药还要厉害！”
教导员对我说：“他是这个煤气公司的工程师，说的可能有道理。”这时，我也感到问题严重，只好决定把队伍撤下来，再去寻找别的攻击点。我们沿河向西走，到了乌镇路，又发现一座桥。这时天色已亮，可以清晰看到河对岸是一大排乌黑的二、三层楼。其中右前方一座四层钢筋水泥建筑比较突出，上面有四个醒目的大字――“四行仓库”！敌人在里面设置的火力点极多，射出的子弹打在桥面上火星四溅。
由于攻击时间被延误，我们失去了夜幕的掩护。敌军凭借北岸的高楼，居高临下用轻重机枪织成了稠密的火力网。看来突袭是打不成了，只能强攻！为了弥补我掩护火力的不足，我让连里枪法好的老战士换上射击精度较高的“三八式”步枪，专门狙杀敌人的机枪手。又把二班调上来，这是由10多名手持清一色的汤姆式冲锋枪精干战士组成的敢死队。我让他们在有限的火力掩护下展开强攻，为全连杀开一条血路。
我连敢死队员匍匐上桥后，由于完全暴露在几乎毫无掩蔽的桥面，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头，并不断出现伤亡。眼看着我敢死队的攻击受挫，鲜血染红了桥面，我心急如焚，“炮啊，炮啊，此时如果有直瞄火炮支援，我们立马就能杀过对岸，但上级偏偏不准我们用炮打，唉！……”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对岸左侧手榴弹爆炸声骤起，烟雾升腾。我从望远镜中看去，发现与我并肩作战的7连在迟浩田指导员率领下，已从左翼突破。我知道，率先突破敌人防线的战友此时最容易遭遇敌军疯狂反扑，情况紧急。事不宜迟！我立刻纵身跃起，把驳壳枪一举，高呼着：“跟我上！”不顾一切地带领全连战士猫着腰冲上了大桥。
桥面上弹如雨下，而我们一个个前仆后继，像一股旋风顽强地扑向北岸。当我率先冲过对岸桥头，就势滾到一处墙角隐蔽时，听到桥上有人重重地跌倒，并叫了一声：“连长……”我回首望去，只见从胶东就一直跟我身边的卫生员（小张）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小张是个大高个，身强力壮，多次冒着枪林弹雨从火线上把负伤的战友背下来，挽救过许多战友的生命，屡立战功，深受同志们爱戴，没想到他却牺牲在这全国胜利解放的前夜。
战士们都被激怒了！谁也顾不得危险，只要见到有射孔的窗口，就扑上前去，把一枚枚手榴弹塞进去，紧跟着捣开沙袋、砖头等掩蔽物，奋勇争先地跳窗、破门而入，端着冲锋枪猛扫。我指挥一、二排迅速向两翼展开，三排向纵深发展，扩大突破口；我率机枪班扼守桥头，防止敌人反扑。在我连战士的轮番冲击下，敌人再也顶不住了，一一被我逐出楼房，狼狈地四处逃窜。
这时，我见桥南又有兄弟连队即将赶到，便集合队伍继续向东北穿插。我们边打边走，推进了500多米，发现一处高墙围着的大院，只见挂着 “上海市地方法院”牌子的大铁门紧闭，门上的小窗口里探出一挺大口径机枪，疯狂地向外扫射。院内有座灰色的8层高楼，楼上的敌人利用各个窗口不断地打着冷枪。我推测这可能是敌人的重要的机关，便决心消灭里面的敌人。战士想翻墙进去，可刚一爬上墙头，就被敌火击中，接二连三地从墙上摔落下来。转眼间，我们又伤亡了几名战士。
怎么办？我心一横，豁出去了！我冲着8班长大喊：“小马，还愣着干什么？快放炸药！”8班长马恒慎虽然对爆破非常在行，但却不能保证周围建筑的安全，便对我说：“连长，俺不是怕死，实在是上级严令禁止在市区放炸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把驳壳枪往腰间一插，上前把身背炸药包的战士拽过来，一边解下炸药包，一边说：“难道同志们的生命还抵不过这个破房子？你们不敢放，俺自己放，老子今天豁出去了！”8班长连忙又从我手中抢过炸药包，说：“那还是俺去吧。”他迅速在大铁门下安放好炸药包，拉着了火。随着“轰”的一声巨响，铁门粉碎，抵在门后的一辆装甲车，被掀翻出去十多米。硝烟还未散开，我就带着战士乘势而入，迅速占领了大楼底层。
因为这是市区内唯一的大爆炸，楼上的敌人完全被吓坏了，大声叫喊着“别放炸药，千万别再放炸药，我们要起义”。指导员说：“不能算他们起义，顶多也只能算投诚。”我不耐烦地大吼：“什么起义不起义，俺说了也不算，先缴枪再说，不然俺还要放炸药！”敌人只好纷纷把枪扔下楼来。我们在这栋大楼里俘虏了敌人一个营，共计400多人，其中有一名上校旅长、二名少校副官。
此后，枪声渐渐平息下来，苏州河北岸的敌人全部放弃了抵抗。在总结这次战斗时，上级为我们8连记了一等功。团首长评价我有三条优点：一是作战勇猛，二是吃苦耐劳，三是爱护战士。但认为我未经请示，就擅自分粮食，拿雨衣，特别是竟然违抗军令，放了一包炸药，错误也很严重。因此，决定对我“将功折罪”，不奖也不罚，便把原来打算为我申报战斗英雄的资格取消了。对此，我也没在乎，心里想：“今后只要还让俺带突击队，有大仗、硬仗打就行！”但只有一件事，让我当时总也想不通：“为啥不让给穷人分粮食？那俺来参加革命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