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是我们这些6537部队留守处的子弟相约相聚在上海金山区，探望拜访我们的父辈，6537部队援越抗美老兵孙家儒叔叔和刘阿海叔叔的日子。上网查看上海的历史，我惊喜的发现：5月12日，是67年前解放上海总攻开始的日子；5月13日，是上海金山解放的日子；5月27日，是上海解放的日子。
67年前的5月，我的父亲和他所在的27军参加了这一场著名的解放上海战役，27军作为解放上海的主力部队，第一个打进了上海市区。
在此之前，我没有想到，5月13日，我们聚会上海金山的日子与67年前上海金山解放的日子是如此的吻合。5月13日下午，当我所乘坐的高铁列车驶入上海境内，望着车窗外的上海大地，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67年前，我的父辈在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67年后的今天，我重走父辈路，重返故地，重温那一段历史。我想，这不应当只是机缘上的巧合，这应当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和安排。
其实，我家与上海的缘分不仅仅在于67年前的5月，上海，也不仅仅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上海，它还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是父亲和母亲相隔10年而团聚并生活过的地方，上海也是姐姐海平出生的地方。今天，我就向大家说一说我家与上海的故事。
故事之一：67年前，父亲所在的27军第一个打进上海市区
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主力在胜利渡过长江后，对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上海市进行了以消灭汤恩伯主力、解放大上海为目的的“上海战役”。 1949年5月27日，上海国民党守城部队投降，上海彻底解放。上海的解放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利用上海继续顽抗、抢夺资财及挑起国际事件的阴谋，为继续肃清华东国民党军余部，保卫东南沿海国防，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父亲和他所在的第27军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27军作为解放上海的主力部队，沿嘉兴、嘉善、松江攻进，先后攻占高家湾机场、梵王渡车站、虹桥车站、徐家汇车站、龙华机场、控制苏州河以南地区，27军是“上海战役”中第一个打进市区的部队。在上海战役中，27军不顾自己蒙受巨大伤亡，对盘踞苏州河对岸的敌军坚持不使用重武器，发动群众支援，开展统战工作，迫使国民党军放下武器投降。
1949年5月27日，占领了上海的27军，上自军长下至马夫全部露宿街头，对老百姓秋毫无犯，27军严明的军纪受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并受到华野政治部的通报表彰。
电影故事片《战上海》就是以27军为原形拍摄的。父亲告诉我们，1959年在拍摄《战上海》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和所在的27军也参加了影片的拍摄。后来，每当我观看这部电影时，我总希望在部队的人群中能看见父亲的身影。
父亲曾告诉我们，解放军攻占大上海，很多上海市民对共产党有戒心，在解放军攻占上海之前，部队就加强了教育，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基础上，加了许多细则，如：不能乱讲话；不捡烟头抽；不捡地上的东西吃；不要别人的东西等等，人手一本小册子。所以，27军进入上海后的第一个晚上，父亲他们露宿街头，不去打搅市民。市民们早上起来打开门，看见满大街的檐坎上都睡着解放军，感到很惊奇。
第二天晚上，父亲他们住进了一间大礼堂，不知道是谁把电风扇打开了，也不会关，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父亲他们衣服是湿的，风扇一吹冷得很，风扇呼呼地吹了一夜。天亮了，首长来看大家，问大家睡得好不好，大家说：“很好，就是这个东西讨厌，呼呼地转”。首长把电风扇“啪”地一声关了，大家这才恍然大悟笑了。
故事之二：父亲所在的27军进驻警备大上海
1949年6月，父亲所在的27军担任了上海市警备任务。
父亲说，刚到上海生活条件很苦，部队3个月不发菜金，只有粮食，连队调一些战士去挖野菜，刨树根卖换钱买菜吃，可那么多人到哪里去挖野菜吃啊！由于缺营养，战士们到了晚上眼睛就看不见，很多人得了夜盲症。后来有人发现上海人不吃羊肉，羊不值钱，可羊皮值钱，比一只整羊还贵，司务长们就买羊肉给大家吃，卖羊皮赚的钱还可以吃点菜，大家的条件有所改进了。
进上海时部队挑着大银圆，用银圆买上海的东西，因为解放区人民用的钱是“北海”，上海市民用的是国民党政府的钱，他们不要解放区的钱。上海的部分商人很坏，把发霉的粮食买给部队，父亲说，发霉的面粉蒸出的馒头都是红色的。3个月后条件好转，部队不但发了菜金，还补发了3个月的菜金。陈毅是上海市市长，开始打击不法和黑心的商贩，他让工厂给每个战士做双胶鞋，当时，工厂是资本家的，没有做好，陈毅一生气罚他们再做一双，父亲他们一下子就发了两双胶鞋，再也不用穿湿布鞋了，别提有多高兴了，父亲第一次穿上了胶鞋。后来父亲在上海也第一次用上了钢笔，父亲听说是宋庆龄在上海有一个钢笔工厂，这支钢笔是她送给每一位战士的。
父亲所在的27军担任的是上海的警备任务，刚到上海巡逻时，从太太小姐们面前经过，她们就捂鼻子，嫌当兵的臭。有一次，走在街上，班长喊口令：“捂鼻子”，大家马上捂鼻子，后来问班长：“干吗捂鼻子？”班长说：“你没有看见人家捂鼻子嫌我们臭嘛？她嫌我们臭，我还嫌她们臭呢。”大家笑了，说班长真有意思。后来，市民们对部队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姑娘小媳妇开始喜欢当兵的，追当兵的，走在街上就拉你，挑逗你。父亲说：“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有些人经不住诱惑，被拉下了水，有些人抛弃了家里的糟糠之妻，而我们的父亲却自始至终地坚守着和母亲的一份感情。
故事之三：父亲在上海险遭特务暗杀
上海解放以后，父亲所在的部队驻扎在上海，战士们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国民党在上海潜伏下许多特务，战士们晚上单独外出被暗杀的事时有发生。父亲营长的通信员晚上上厕所，就被杀死在厕所里，后来发现他们的房东就是隐藏的特务。
有一天，父亲接到任务，到公安局去报到，配合地方行动。一到公安局，父亲看见已有许多公安、军人、民兵在那里等候了。到了晚上，父亲他们领到了要抓的特务名单，在当地民兵的带领下分组行动了。没有费很大的劲，父亲这个组要抓的特务全部落网。到天亮时押回公安大院，院子里已跪满了一大片特务，其中就有平时常见到的人。
当时的斗争形式已发生了变化，我们在明处，特务就隐藏在身边，他们在暗处。父亲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父亲有一次也险些被特务枪杀。
当时父亲他们连在河上架桥，要下河打桩，没想到上海的血吸虫病那么严重，结果下河的有很多人得了血吸虫病，父亲也没有幸免，住进了部队医院，医院驻扎在市郊的一个山上。
有一天，父亲的战友去医院看望父亲，战友走时父亲送他到山下，在回来的山坡上，一个特务从树丛里一下窜到父亲面前，用手枪指着父亲头部搂响了扳机，万幸的是子弹卡壳没有响。父亲大喊着与特务搏斗，医院的同志们听见了喊声，跑来帮助父亲抓住了特务。事后部队领导很后怕，因为医院工作人员和病员都没有配备有武器，第二天就给大家发枪了。
父亲从1949年5月和部队一起进驻上海，一直到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父亲参加警备上海任务一年半，父亲在上海一年半的时间里，为保卫大上海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故事之四：母亲千里寻夫，父母相隔10年终于在上海团聚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在1942年春天结婚的，那年父亲15岁，母亲14岁。
父亲和母亲都是出生在贫农家庭里，父亲的爷爷是个赌棍，他把家产赌光离家出走，是死是活再无音讯；我的爷爷是个好吃懒做的人，而且脾气暴躁经常在家里打老婆打孩子；我的姥爷闯关东去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也是没有了音讯。因此父亲母亲都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小的年纪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子。
父亲和母亲结婚半年后，我的奶奶病逝了，我奶奶去世没有多久，我母亲就被我爷爷赶回了娘家，因为我爷爷怕我母亲白吃他家的饭，他让母亲住在娘家，吃着娘家的饭给他做针线活。我奶奶去世了，我母亲被赶回娘家了，可怜我的父亲十五、六岁的孩子，家里什么活要做不说，还经常挨打，这种日子过不下去了，父亲他不想待在这个家里了。1943年的冬天，父亲离家出走去当兵了。
父亲走了以后，一别多年没有音讯。家里人也知道父亲去当兵了，但也是生死不明。就这样，父亲和母亲之间有10年没有消息。在这10年的时间里，有多少人在劝我的母亲改嫁啊，母亲不同意改嫁，我的姥姥也不同意，她们都说父亲是个好人，没有得到父亲的确切消息母亲是不会改嫁的。这一等就是整整的10年……
1952年10月，父亲跟随27军81师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到国内，部队驻守在上海市嘉定县。
1953年春天，父亲给家里写了信，让母亲去部队探亲。可是我们那个脾气古怪、性情暴躁的爷爷看到信后非常生气，骂父亲只知道媳妇不知道他，也不让他去探亲，父亲写给母亲的信被他扣下了，母亲一点也不知情。后来母亲从外人口中知道了这个消息，向我的爷爷要求去上海部队找我的父亲，爷爷还是不同意，也不拿钱出来，母亲自己身上没有钱，根本就无法到部队去见父亲。就这样一直过了好几个月，到了1953年的夏天，我的姑奶奶实在看不下去了，从自己家里卖了些粮食拿出了钱，想办法为母亲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母亲这样一位从来没有出过家门，从来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历经艰辛千里迢迢寻夫到上海，根据信封上的地址总算是找到了父亲所在的部队27军81师，哪里想到连里干部的一番话却给母亲当头泼了一桶凉水。连里干部说：组织上派父亲去执行秘密任务去了，他们说部队给母亲出路费，让母亲先回山东老家，等父亲执行完任务母亲再到部队来跟父亲团聚。
事后，母亲才知道，父亲是到上海崇明岛培训学习去了，在去崇明岛培训学习之前，父亲曾经给老家写过信，让母亲暂缓来部队，但母亲没有看到这封信。听部队干部们说父亲去执行任务了，母亲根本不相信，非要见到父亲不可，母亲甚至想到可能是父亲变心了，有意识地躲避着不愿见她，因为当时部队进城后，男人们当了军官，有了薪水而抛弃农村家里的女人，在城市里找有文化的年轻大姑娘的情况母亲也听说过，更不用说父亲身处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了。
于是，母亲对连里的干部说：“我这次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定要见到他本人，不然我绝对不回去，就算是他不要我了，只要他当面亲口对我说了这句话，我转身就走，我绝不再多说一句话，绝不回一下头”。连里干部解释说父亲执行的是机密任务，他们也做不了主，要首长批准才能回来。母亲问是哪个首长，她要去找首长，连里干部为了打消母亲一定要见父亲的念头，就骗母亲说是要去北京找毛主席批准才行。母亲马上说：“你们给我出路费，我现在就去北京找毛主席，我想毛主席一定会同意的”。连里干部都说母亲胆子太大了，连毛主席也敢找。
母亲不回老家非要见父亲这件事闹大了，从连里到营里再到团里的领导都出面做了解释，母亲就是不听，就是不回山东老家，最终这件事传到了27军81师师长罗映臣的耳朵里。师长批评下面的干部不像话，师长让赶快再派个干部去崇明岛，把父亲给替换回来。
父亲终于回来了，父母亲相隔10年后，母亲也终于见到了父亲。当父亲迎面朝母亲走过来的时候，连里的干部问母亲：“你看看走过来的这个人是谁”，母亲一眼就认出了父亲。母亲在部队里住了20多天，母亲走后，父亲返回到上海崇明岛继续学习。
几十年以后，父亲常跟我们提起这事，父亲感慨地说：“你妈妈真不简单啊，自己到了上海，还闹到师长那儿去了，她还想去见毛主席呢。”
故事之五：父亲在上海系统的学习了军事工程技术
全国解放以后，父亲一直从事的是军队国防工程建设，父亲热爱他的军事工程事业，挖坑道、修机场、建大桥、盖房子、搞爆破，父亲样样精通，父亲曾被27军军长称为“土专家”。当年，父亲与27军军长在一个党小组里，父亲是党小组长。
我们常想，父亲精湛的工程技术与他在上海参加的两次集中培训学习有关，在这两次集中培训中，父亲系统的学习了军事工程技术，为他后来所从事的国防工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53年上半年，父亲跟随27军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不久，就被派往上海崇明岛学习军事工程，时间为数月。1955年春天，父亲又被派往上海青浦学习，学习时间为4个月。
我曾经在干休所保管的父亲档案里，看见了父亲在上海青浦学习时的结业考试成绩单，成绩如下：渡河、军用桥梁：4分；工兵战备及战术：5分；军用道路、军用地形学：5分；爆破、地雷：5分；筑城、伪装：4分；结业考试等级：上。
故事之六：父亲在上海修建大桥，错失了一次上大学的机会
父亲曾多次向我们讲述过他的一个遗憾：1956年年初，营长让父亲参加上海海边一座大桥的修建任务，忙的连过年都没有休息，到春天完成了大桥的修建任务。这时，营长才通知父亲，说是组织上选派父亲去武汉工程学院上大学，让父亲到27军81师师部报到。
父亲赶到了师里，师长埋怨父亲说：“你在干什么？你都错过了上大学报到的时间了。这样吧，你先留在师里的工程科帮助工作，到了下学期再去上大学吧。”就这样，父亲错过了读大学的机会。不久，师长就把父亲调入了27军81师工兵科任参谋。
多年来，父亲总是对我们说，如果他能再多读几年书就好了，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父亲对母亲说：“将来我们的孩子一定要让她们上大学，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们多读书。”
故事之七：姐姐海平在上海解放军八五医院出生
我的母亲是在1956年随军的，当年父母亲都已经是29岁了，可是还没有自己的孩子。
1956年3月，在27军81师师长罗映臣的特批下，不够随军条件的母亲提前随军了，而且是第一批随军的。据说师长特批母亲随军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父亲的工作出色，二是师长说父母亲都是快30岁的人了，还没有孩子。
父母亲的大女儿海平出生于1957年的农历2月11日，她的降生给父母亲带来的欣喜是可想而知的。由于考虑到母亲是大龄了，为了安全起见，在母亲还没有到预产期的时候，父亲就把母亲从他驻扎部队所在地的浙江省平湖县送到了上海市的解放军八五医院里待产。
三十而立之年得子，父亲好高兴，据母亲回忆，在去上海八五医院接母亲和女儿回家的船上，父亲喝了一瓶白酒。
大女儿出生后，父亲给女儿取名叫海平，就是为了纪念女儿的出生地上海，以及孕育女儿所在地、他工作所在地浙江省平湖县。
故事之八：父亲参加扩建上海虹桥机场并荣立三等功
据史料记载，扩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1963年3月，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总理进行会谈，达成通航原则。中巴航线定于1964年5月通航上海，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条国际航线，也是中国通往西亚、非洲、欧洲的又一条空中通道。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必须建设一个达到应有水平、符合国际标准的机场。这项工程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担任总指挥的。
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扩建工程中， 27军80师是扩建机场的主力部队，而父亲当时是27军军部工程处的参谋，父亲参加了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扩建工程，并成为27军80师工程技术核心小组的6名成员之一。飞行区场道工程建设是第一期工程中的主体工程，主要包括跑道、滑行道、站坪、停机坪、道肩、道面下套管、飞行场地排水、飞行场地土方、空军警戒坪、加油坪和进场道路等项目，总面积为100多万平方米，这些场道工程主要由父亲他们承担施工。
从1964年1月起，上海虹桥机场场道工程的混凝土浇筑作业全面展开，时值上海地区雨雪频繁季节，并出现了数十年来罕见的大雪，气温低，使施工面临极大困难。但为了保证如期通航，战士们抢好天，寸步不让；争分秒，死拼硬打，加班加点的施工。尽管如此，当施工总时间已花费了三分之二时，而工程总任务才完成不到50％，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向27军80师下达了死命令，要求要按时完成这一艰巨的政治任务。就在这时，父亲向80师的师长提出了一项合理化的建议，这项建议被师首长们采纳了。在上海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机场工地上又投入了大批量的搅拌机，使台班产量成倍增长。
1964年3月1日，虹桥机场扩建指挥部发出大战3月、苦战3月、恶战3月的政治动员令，施工部队在施工中利用好天气昼夜不停，连续苦干31天，使3月份的台班产量比1月份与2月份总和的2倍还多。
1964年4月20日，整个虹桥机场场道工程全面竣工，提前完成了任务。为此，父亲荣立了三等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