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亲去世那年我28周岁，参加工作已经11年，只觉得父亲离开我们太早了。父亲是1942年参加革命的，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参加了浙江剿匪，组建空军后又到了空军。在战争年代，他多次死里逃生，背上都是炮弹落下的疤痕。记得他曾经给我讲过：“一次去济宁城里给部队买给养，碰到了日本鬼子，他在前面跑，后面有5、6个鬼子追，一边追一边喊捉活的，那时父亲年轻跑得快，从城墙上直接跳过护城河钻进庄稼地，躲过了一劫。还有一次打阻击战，掩护部队转移，剩下自己，从微山湖游过对岸，抢挂在脖子上，实在游不动了，心想算了吧，结果一伸腿够着地了，又是死里逃生......今天是父亲节，祝天下的父亲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二）淮河战役是父亲经常说的话题，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人很多，就像麦地里一捆捆麦子东倒西歪的，一直跟着他的18岁通讯员也牺牲了，小小年纪，没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真是可惜。所以父亲对解放后的幸福生活非常满足，比起那些为解放战争牺牲的战友，他要幸运的多。解放后，父亲被调到浙江衢州机场，这里是我的出生地。那时是1951年，实行的是供给制，由于母亲在工农干部速成班学习，国家为我雇了奶妈。因为母亲在老家时是妇救会长，所以毕业后被分到杭州市妇联工作。1954年弟弟在杭州出生。父亲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1954年末被调到吉林省吉林市空军六预校，担任军械主任职务。
（三）1954年末，我和父亲一起从南方来到了北方——吉林市江南六预校，母亲带着弟弟在杭州市。那年我已经3周岁了，被送到部队的幼儿园。每到周末，爸爸就来接我回家共渡礼拜天。在幼儿园，别的孩子哭时喊妈妈，只有我哭时喊爸爸，因此平时爸爸也会抽时间来看我。母亲是1955年到东北的，因为战争刚刚结束，一切都服从部队的调动，而地方省与省之间是无法调动的，母亲只好辞掉了杭州市妇联的工作。1956年9月，我的妹妹在吉林市465医院出生。父亲的工作很忙，他努力学习空军的航空理论，掌握对空作战的战略战术，从外行变成内行。三年自然灾害，国家为了减轻部队的负担，动员家属还乡。父亲带头响应，把我们送回老家济宁市。二叔帮我们在于大街租了三间平房。这是个里外三个院落的套院，前门两边有两个石狮，前院有两棵石榴树，到春天石榴花开的火红火红的；我们家住在中间院子的正房，院子里种了两棵芙蓉花，是深粉色的；后院有两棵枣树，一到秋天枝头上挂满了果实，院子里的小孩子们拿着竹杆打枣吃。出了后门穿过马路是个池塘，里面长满了荷花，池塘的对面就是城墙。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父亲每次回来探亲仍关心着时事，每天都叫我去给他买报纸看，在家住不了几天就赶回部队。
（四）年我们家从山东济宁搬家到吉林二台子，父亲从六预校调到BUDUI。由于是郊区，附近没有小学，这样我们这批三年纪以上的学生被安排在辽宁沈阳市育鹏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被安排在辽宁开源上学。每到开学和放寒暑假时，BUDUI都派2名JINGWEIBAN的叔叔和我们一起乘火车去学校，中间在长春倒车。到了开源，弟弟他们低年纪的先下车，我们高年纪的到沈阳下车。寒暑假时，我们回到父母身边，除了按时完成假期作业外，还要参加一些课外活动。冬天我们帮助BUDUI打扫冰场，空余时间我们学会了滑冰；夏天我们帮助BUDUI打扫游泳池，空余时间我们学会了游泳。父亲工作很忙，但仍利用中饭和晚饭的时间给我们讲时事，讲国家大事，讲人民日报发表的九评，对于这些，我和弟弟都记忆犹新。1963年父亲调到福建LUNZAN，南方的天气很热，由于解放前的艰苦生活和当时的紧张工作，积劳成疾，父亲积劳成疾，身体每况愈下。在百忙中，父亲仍然给我邮来信件，关心我的学习，关心我的进步。
（五）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呼声中，我们所在的空军干部子弟小学也撤销了，变成了地方小学。我和弟弟都返回到父母身边上小学，我上六年级，弟弟上三年级，学校的名字是“双吉机械厂子弟小学”。每天上学，我们要走半个小时，中午在学校附近的饭馆吃饭。我和弟弟两人每天的零花钱是五角，买饭时要交粮票。下午自习，我们在学校做作业，放学后回到家里，我门帮助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父亲晚上如果在家里吃饭，我就先到BUDUI的小灶打回饭来一起吃。饭后父亲和我们聊天，一家人其乐融融。那时没有电视，每天晚上不到8点我们就睡觉了，躺在被窝里听新闻联播。当时的参考消息是保密的，我有时悄悄看看。1964年8月我小学毕业，考到吉林四中。之所以到这个学校，父亲说这是吉林市唯一的一所学英语的学校，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就和中国的普通话一样重要，将来有利于工作，当时中学开的外语都是俄语。
（六）父亲对子女的要求是严格的。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离家有60多里地，只能住校。为了节约开支，我两周回家一次，多数坐火车，因为火车票相对便宜些，实在赶不上火车才坐公共汽车。坐火车是在吉林市的哈达湾上车，到孤店子下车；坐汽车是从吉林市公共汽车站上车，到双吉机械厂下车。无论是坐火车还是坐汽车，车程都要1个小时左右，下了车还要走半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到家。虽然那时父亲有车，但从不用公车接送我们，他教育我们不能有特权思想，更不能搞特殊，要和老百姓的孩子一样。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实实在在这样做的。他对我们的教育及严格要求，使我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受益匪浅。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那时上初中二年级，学校规定初二以下的放假，初三以上的留校搞文化大革命，我也回到家里。怕我们学坏，父亲让我们到基层部队体验生活。我在部队图书馆帮忙，弟弟在场务连锻炼。他要求我们有时间多复习功课，因为要建设现代化的祖国，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
（七）1964年8月5日，美国军舰在北部湾越南沿海活动时，遭到越南海军攻击，美国以此为借口，派出大批飞机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2月，美军地面部队直接进入南越参战，以美军为主体在越南南方进行地面作战，对越南北方实行持续战略性轰炸，并不断侵入中国领空。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领导下，积极投入抗美救国斗争，同时呼吁国际援助。中国方面为响应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政府的请求，维护中国南部边境的安全，决定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越两国政府和军队陆续达成一系列由中国提供大量物资援助，并派出部队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国防工程建筑、后勤保障等任务的协议。首批援越高炮部队2个师另1个团于8月入越协助防空作战，以后又有4批入越轮战，连同配属各援越工程支队的防空部队，共16个高炮师、63个高炮团及部分独立高炮营等约15万人，部署于越南北方各战略要点。父亲所在的空军部队在1965年也被派到云南蒙自轮战，他首批赶到那里，为后续部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我的相册里就有一张那年父亲在中越边界上的留影。
（八）文化大革命中部队也是造反派冲击的对象，他们主要是想抢部队的枪支弹药。父亲在接待造反派时总是苦口婆心的劝阻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安定团结，同时安排部队的同志将枪支弹药隐藏起来，由于准备充分，每次造反派来都是空手而归，其目的不能得逞。1968年7月份以后，国家决定老三届（高中学部一到三年级）新三届（初中学部一到三年级）一起毕业，并提出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文教单位。当时我认为自己年龄不大，文化不高，还是继续上高中为好。但等到10月份，学校仍然没有复课的消息，在父亲的安排下，我只好随着部队一起到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并在牡丹江纺织厂就业，当了一名产业工人。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在这次事件中，苏联政府称珍宝岛属于苏联，反诬中国边防军人侵苏联，并且公布了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照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珍宝岛无可争议地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是在中国的管辖之下，有中国边防部队进行巡逻。”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历来为中国领土，当地居民祖祖辈辈在这里从事生产活动，中国边防军也一直在这一地区执行巡逻任务。父亲所在的部队也同样在中苏边界上执行着保卫祖国领空的任务。196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记念日，那天，牡丹江市各行各业的人民在工人文化宫广场集会庆祝，当时我也参加了集会。晚上回家才得知，当时苏联的飞机已做好了轰炸会场的准备，我们中国空军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幸亏没有实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九）我是1968年11月21日入厂的，学徒期2年。第一年的工资是18元，第二年的工资是20元，出徒后工资是31.5元。因为在父母的教育下，从小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虽然工资少，但每月仍有节余。记得1970年时上级曾给我们部队干部子女一个女兵的指标，因为当时当兵是最让人羡慕的职业，所以我也把想当兵的念头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你已经有了一份工作，有的孩子还没有工作，就这样我们把这个指标让给了延吉的一个女孩。那时我的家在海浪机场，每逢周日我都会急匆匆的赶回家，和家人团聚，父亲就利用节假日和我谈心，教育我要向优秀的老工人学习，思想上要积极上进，提高文化，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要吃苦耐劳，要认真扎实的工作，要团结周围的同志。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我身体力行，保证自己生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受到领导和老师傅的好评，于1971年2月被评为厂劳动模范，1972年度、1973度年被评为市劳动模范。于1972年8月8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年轻的党员，父亲看到这些，从心底里为我高兴，并嘱咐我不能骄傲。1972年左右，父亲被调到吉林省长春市支左，担任长春市生产指挥部主任，主管市里的工业生产，但他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利谋取私利，为我们子女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十）一九七四年六月，我被抽调到牡丹江市党校学习三个月，这期间父亲从长春回牡探家，特意到党校来看我。他询问我在党校的学习情况，鼓励我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理论联系实际，和工农相结合，不断提高各项工作能力。一九七五年父亲被调到空一军工作，我们家也搬到了长春市。因为我和弟弟都已经参加了工作，不能随军，就留在了牡丹江，只有妹妹随父母一起搬到长春市安家。每逢我回家探亲，父亲都要了解我工作中的情况，指出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对于家里的事情也总是征求我的意见，锻炼我应对各种情况的能力。父亲的身体不好，但他一直坚持上班。为了增强父亲身体的抵抗力，母亲想尽办法，调剂父亲的饮食，但见效不大。一九七八年末，中越边境紧张，部队积极备战，父亲带病深入一线，爬山越岭检查战备工程。连日的劳累拖垮了他的身体，回到长春后就病倒了，他被送到空军462医院治疗。一九七九年一月，医院下发了病危通知书，我们一家三口乘火车急匆匆赶到医院，陪父亲一起过春节。父亲看到只有六个月大的外孙女，见到他露出甜美的笑脸，非常高兴。父亲在病房享受着天伦之乐，病情一度好转，全家人也为之高兴。春节期间，父亲经常披着棉布军大衣在病房里散步，他多次给我们讲战争年代的故事，讲那些为新中国解放牺牲的战友，教育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春节过后，我又回单位上班，那时候我总是想父亲的年龄正是壮年，病一定会好的。那知刚回来半个月，医院又来电话通知我们父亲病危，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这次住院，经过会诊确定为晚期肝癌。等我经过14个小时的火车颠簸，到达父亲病床前时，父亲已处于肝昏迷，没有和我说一句话。1979年2月27日（农历二月初一）下午3:15，漫天雪花乱舞，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终年54岁。1979年3月27日空军报（第2714号第三版）刊登《赵元轩同志逝世》讣告：“三九00一部队后勤部副部长赵元轩同志，因病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公主岭逝世。赵元轩同志一九四三年三月入伍，一九四四年九月入党。终年五十四岁。”父亲走了，他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砖一瓦，但他给我们留下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使我们终生受益。2010年夏天，遵照父亲的遗愿，我们姊妹三人筹钱为父母在山东老家微山县桃花山购买了安息之地。墓地背靠大山面对微山湖，共有十五平方米。父亲的碑文如下：碑文 赵元轩.一九二四年十月生于微山县鲁桥镇圈里村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四年入党，曾历任连长，营长，团长，空二十一师参谋长，副师长，空一军后勤部副部长，一九五七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各一枚。八三年总政治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