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十年代
1、在济宁县的文革经历
县革委建立后我被结合为政治部组织组副组长，分管大、中专学生的接待分配工作。虽然参加了工作，但很不情愿，一直感觉有压力。两个月后，造反派又喊“复旧了”，又开始“反复旧”。造反派说革委会大干部穿新鞋走老路，要吐故纳新。被结合的干部除和造反派穿一条裤子的以外，不是挨批斗就是被下放农村劳动。我是被以“光荣”的名义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当时下放到长沟公社韩庄中村劳动，一块去的还有教育局的邵敏寅等5、6人。冬季劳动活不多，买了个粪篮子有空就拾粪，倒也安静。1968年底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接到回机关参加学习班的通知。第二天一早，邵敏寅同志送我启程，由于风大、雪大，整整走了一天，一路上摔了无数的跤。在学习班检查所谓“复旧”错误，两个多月才被解脱。1969年3月又去县良种场劳动，同去的有娄登保、赵俊卿、邹敏等。直到1969年秋天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山东问题的“十条”批示后才结束劳动，返回机关恢复工作。这时主要工作是对各公社、各生产大队革委会进行重建和补台工作。1969年1月济宁县革委会进行补台，进行筹备工作时，我参加了筹备班子的工作，快要选举时，我主动退出。据说，在研究县革委成员时，我又成了有争议的人物，这次反对的不是造反派，而是曾经支持我进县革委的那部分人。个别人出于个人目的，搞煽动性的串联，尽管如此，我仍被选进县革委，但没有进常委班子。这不奇怪，象我一个不参加派性活动的人，能进派性班子吗？
2、在济宁纺织配件厂
原来期望补台后做些工作形式会逐渐好起来，谁知补台后的班子仍派性十足，我无法适应，只好在1970年3月初主动要求离开济宁县。地委组织部任命我为济宁纺织配件厂（现济宁纺织机械厂）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军方段广胜是一把手）。当时主要想搞点事业，为国家出力，不在政府搞政工了。实际上在突出政治的年代里，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该厂原来的领导人有隋洪柱（已离职）、王孔录、毕树峰、马连香、薛连启等。当时工厂处于瘫痪状态，有人编了一首打油诗：“鸡狗鹅鸭一大群，都来迎佳宾，只是无有人。”我和军方通力合作，依靠原来的领导成员，首先动员职工上班恢复生产，然后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当时的纺织配件厂刚从青岛迁来不久，正处在建设当中，铸造车间、金工车间都是半拉工程，生产主要是为基建服务，搞些加工维修，工资靠老厂发。
这个厂的产品方向应如何选择，是我首先应解决的问题之一。山东省计委关于建立济宁纺织配件厂的文件中，设计的方案是：生产D1201B纺纱锭子，而青岛老厂叫生产布机配件。就生产而言，生产专件工效高、有发展前途，生产配件工效低，生产工艺复杂，难以组织生产。我们决定坚持省计委的建厂设计方案，为此和老厂进行了一番交涉，结果争持不下，只好各搞各的。好在省轻工业局支持分厂的意见，我和分厂的所有领导成员一块去省轻工业局汇报工作，争取到35万元的设备资金，订购精密的关键设备，简易的工艺流程设备就自己生产，采取先简后繁的策略。在1971年之内，搞了自制设备27台（套），购买了11台（套），组建了五个车间、五条生产流水线，使D1201B纺纱锭子生产初具规模，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不是当年力争，何有现在的济宁纺织机械厂。当然，那时的产品质量不够稳定、生产批量不大、成本较高，但这是生产过程中的一般规律，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最重要的是要敢为人先、要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是我第二次为国家建设的又一个专业化工厂。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以产品质量低、浪费大为由进行非难，这只能说明他们幼稚可笑而已。
我在济宁纺织配件厂工作了六个年头，至少有五件大事值得记述：
（1）经过和青岛老厂一番争论，确立了生产方向性的产品，并为专项产品建成了生产专用线；
（2）建立健全了一整套生产管理、技术管理和政工、后勤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使整个工作有序的进行。
（3）通过和城关公社草桥村做工作，用很少的钱一次性征购了18亩土地。彻底解决了该厂生产用地之忧。
（4）为永久性解决厂、村关系，帮助草桥村办了个小型铸造厂，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
（5）全部解决了青岛老厂支援分厂建设的老职工家属工转为正式工人、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之事，没有留下后遗症。
我所遗憾的是，1971年秋天组建厂党委时，地委组织部确定叫我干党委书记，我觉得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把手不好干，没有接受，要求他们派人来干。1971年冬，地委派金国甫同志任书记，我的职务未动。金国甫同志来后，偏听偏信，排斥我，我不得不要求离开，临时到济宁行署增产节约办公室工作。半年后金国甫干不下去了又叫我回厂工作。由此看来，“权字”很重要，给权不要，受制于人，是我一生中干得第一件大蠢事。
1973年4月，厂党委通过选举正式建立，建立前，地委派赵长济同志来厂任职。建立时，地委任命赵长济任书记、我为副书记。赵长济上班时间不多，实际工作仍由我干。1974年，造反派又搞了所谓“右倾翻案风”，对各级结合的干部又冲击一番。不过此次反复时间不长，劲头也不象前几次猛了。
（四）七十年代
3、在济宁通用机械厂
1975年4月底，我被调到济宁通用机械厂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处主任，解吉宝同志提为党委书记、厂革委主任，副主任有王同彬、张福昌。济宁通用机械厂是1948年底建立的，原名叫济宁新济铁厂，后改名济宁农具厂、济宁拖拉机配件厂。济宁通用机械厂在济宁地区是个老厂是机械行业中最大的厂子，管理体制齐全，生产能力比较强，是省经委的重点厂之一。
地委明确我主持党务和政治工作，解吉宝同志除主持全面工作以外，重点主持生产。因此，有些人非难解吉宝同志，说他当了一把手，还是“黑猫白猫”。为减轻解吉宝同志的压力，我主动提出抓生产，由他管党务、政工。其实，我虽然对技术不大懂，但对组织生产并非外行。我对生产计划、生产关键抓得很紧，很快就扭转了月月完不成计划的被动局面。有一段，我突出抓了关键产品和关键部件，使生产上得很快。再此基础上，我又抓了均衡生产，加强了备料、下料等生产前的准备工作，加强了工艺流程管理，克服了停工待料现象，克服了生产薄弱环节，使全厂生产面貌大为改观。1975年亏损20万元，比上年减亏40万元。1976年盈利20多万元、1977年盈利80多万元。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从上到下派性十足，他们评价一个人，不依贡献大小，而以亲派不亲派为根据。1977年底，清理“四人帮”的余孽时，我这个不参与派性的反而当作“四人帮”的人遭到清理，是非之颠倒又一次冲击了我。不过，这次是“四人帮”的余毒作祟，济宁行署副专员曹明安同志主持公道，替我说了公道话，很快就没事了。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赵永贵对这件事很气愤，他说：“整你是四人帮余毒作祟！”世上不平之事太多了，像我这样一个一生都守规矩的人，竟多次遭受不幸！做人真难啊！尤其做一个好人更难！世上要有陶渊明所说的世外桃源，我真想挂冠而去，不为五斗米折腰。可惜，世界上哪有世外桃源！
1976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接着唐山大地震，死伤40多万人，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一年之内，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巨头相继去世，对中国来讲不能不说是巨大的不幸。10月上旬，华国锋主席在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等人的支持、帮助下，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人，宣告了四人帮极左势力的垮台，也宣告了给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大结束，人们盼望已久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全国人民笑逐言开。
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是完全错误的，我觉得这个结论下的太早，而且过于简单。我认为，应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它，它可能是中国有争议的历史事件之一，几十年后让史学家们评论吧，那时，可能有一个较正确的认识。
从近几年苏联、东欧及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生剧变一事看，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提出的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红旗落地”的论点不幸言中。我觉得对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应从深层次的国际国内的原因去探讨：一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斯大林死后出现了赫鲁晓夫集团，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一个模糊阶级界限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口号，明显的是修正主义。所谓一叶知秋、履霜坚冰至，毛泽东洞察到修正主义思潮的来临，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他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九篇评论员文章。这九篇文章，尽管有偏激之处，但其立论是正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二是在国际资本主义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在他们进行武装干涉失败以后，进而搞和平演变。他们曾预言：寄希望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五十年代后期，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同样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三是在国内方面，从“七大”以后，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刘少奇等人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面，时左时右，缺乏一个领袖人物应有的原则性、坚定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主张和平民主新阶段，主张在国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让出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刘少奇又排斥周恩来，据说有些事也不向毛泽东打招呼。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有些失望，不愿把领导权交给这样一个带机会主义倾向的人。鉴于刘少奇从1945年4月党的“七大”以来，一直是党内二把手，又当了国家主席，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也有相当多的人赞成，所以搬掉他也非易事，这就要采取一些非常的手段。毛泽东善于搞运动，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刘少奇一伙搞掉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从1959年开始，毛泽东就着手抓思想形态领域方面的工作了，他一再强调；要抓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防止和平演变。后来又提出防止赫鲁晓夫式得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应当肯定，毛泽东有关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点、有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防止和平演变的论点，已被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垮台所证明是正确的。不幸的是，毛泽东的这些正确的观点没有像战争年代那样被人们所理解和坚决执行，反而被当作错误受到批判。
还应当指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虽然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中国党内出现的机会主义倾向估计的过分严重，采取的自上而下的夺权，不要下级党的领导，而靠学生和基层群众冲击一切、打倒一切，是十分有害、十分错误的。其实，当时的中国，毛泽东和他的思想仍占统治地位，出现的某些机会主义思潮完全可以用进行深入持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来解决，而用不着致人于死地。
（五）在山东省激光研究所工作直到离休
1979年初，讨论建立山东推土机总厂时，我是积极支持和拥护的，完全赞成以“通用机械厂”、“动力机械厂”、“济宁机器厂”为主体合并而成的设计方案。但是，到了实现合并之后，总厂的人事安排使我大出意外，不得不考虑调出之事。经再三请求，行署领导最终同意我调出，由地委组织部分配到山东省激光研究所工作。当时安排我任副书记、副所长，主持所里行政工作。激光所处在建所初期，我又一次面临着边建设边搞科学研究工作的局面，也许我这个人命中注定就是一个创业者，老是搞新摊子。
我已到“知天命之年”，不能再有更大的作为了，激光所是我的终点站，最好努上一把力，把激光所建设的好一些，一方面为国家再做点贡献，另一方面也给自己建个安乐窝。我不遗余力的工作了三年多，使所的管理机构基本健全、工作秩序基本稳定、科研成果陆续出现。以1982年研究所成立党委为起点，出现了一些矛盾，省科学院领导偏听偏信，对我有些看法，我也采取了消极态度，对科学院领导有反感，向科学院申请不干了。1983年底，科学院批准我离休，1984年元月办了离休手续。原来想办好激光所的打算没能实现，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
（六）离休后的经历
1985年6月，应济宁市中区仙营乡党委、政府之聘，到乡经委当经济顾问，同去的还有赵天明、孙树元等同志。我的任务是帮助抓抓新项目的考察工作。
1987年乡属华升建筑公司濒临垮台的危险，我自荐去抓工作，乡党委明确我任党支部书记之职。在谢英贤副经理的大力协助下，首先制定了公司整顿方案，并按照方案进行了整顿。通过和各村两委多方协商理顺了关系，建立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建立了正常的工作秩序，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工作，扭亏转盈，偿还银行贷款17、5万元、偿还各种债务16万元、支付征地费4万元，还积累了10多万元。华升公司也是多事的地方，人说“见好就收”，我把李宝超同志推荐出当公司经理之后，就主动退出了。
仙营乡李玉？乡长找我，请我到济宁建材市场工作。经与激光所党委协商，他们同意我出来工作。1991年11月14号正式上班，乡党委明确我任市场管委会主任，副主任有李奇、岳德宝。管市场是件新事，只好边学边干，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在方方面面的配合、支持下，总算把市场搞活了。建筑面积由原来的3700多平方米发展到5500多平方米，经营户由原来的39户发展到120户，经销额由预计的1、5亿元提高到4、5亿元，设施费收入由预计的70多万元上升到130多万元，连续三年被评为区、市、省、国家级文明市场。
以上是个人近60年的回顾。就工作而言，先后工作了50多个春秋，这50多年来，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忧愁，悲欢离合都经历过许多次。总起来说，个人是属于少年得志的类型，中年赶上文化大革命，有力无处用，步入老年，机遇不佳，老是不顺手，只好打退堂鼓，以保前半生的清誉。
中国有句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此话不无道理。就我的一生而言，总是想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对任何事情都尽心尽责，没有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父母的事情，因而也就没有大的遗憾了。
最后，可用下面的一首诗表达我此时的心情：
蓦然回首兮往事如烟，历经人间兮风雨冷暖。
岁月峥嵘兮曲折徘徊，世事变迁兮真情永在。
年逾七十兮复有何愿？俯仰无愧兮吾心可安。
惟愿儿孙兮前程光明，更盼国家兮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