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动荡的六十年代
1、在济宁钢厂
1960年10月初，我被调到济宁钢铁厂任党委组织科长兼任13立方米炼铁高炉车间支部书记。去时心想：在大厂做中层工作少操心。其实，钢铁厂管理十分混乱、生产指标又不切实际。炼钢厂成了“炼人厂”，昼夜工作16小时，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事故百出，整天提心吊胆。干了三个月，身体就撑不住了，浑身水肿、头脑麻木。还好，由于党委日常工作加重，免去了我的兼职，回到党委工作。各种虽然紧张，但值夜班少了，身体有所好转。当时厂领导班子是：党委书记李元杰；副书记孔祥珠、朱玉安；宣传科长苏元杰；厂长张开吉，副厂长有：周彬、时克通、张春怀、于兴芝、徐敏山。徐原是行署专员，地委委员，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下放钢厂任职。徐常找我谈话，他说：“你是组织科长、代表党。”他对定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很不服气，骂邱天乙（当时的专员）不是东西，金乡县饿死人，死在兖州车站，邱去看过，硬说不是饿死的。说假话成了好人，说实话的反而成了坏人。我对徐的为人早有了解，在抗日战争中，他任泗水县县长兼县大队队长，打仗很勇敢，敌人一听徐大个子就害怕。解放初期任微山县委书记，是我家乡的父母官，为微山人民做了许多好事。我对徐很同情，劝他等着吧，党会实事求是的。1962年徐恢复了名誉，调到省南四湖工程局任副局长，1964年患病辞世。
1961年4月间，钢铁厂开始整顿，原来的车间改为分厂，实行单独核算。经市委同意，我去轧钢分厂任党支部书记，曹玉明同志任副书记，李敬之任厂长，王宜孝、王玉玲、朱世宽、黄明让任副厂长，金学会任工会主任。长部下设秘书组、生产组、供应组。设三个工段：第一是开辟工段，工段长是裴玉纲；第二工段是轧钢，王宜孝兼工段长；第三工段是维修，王玉玲、黄明让兼工段长。这时已不搞高指标、大计划了。生产任务比较实际，主要生产6.5毫米线材和5毫米宽的扁钢。工作比较好干，班子也比较团结。
1961年7月间，市委召开全市单位负责人会议，市委副书记刘学奎在会上宣布：1958年对我的批判是错误的，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同时宣布了一批蒙受错误批判、处理的人也给予平反。同年11月，市委决定调我到市委党校任副校长（算是落实政策）。钢铁厂党委副书记朱玉安同志再三请我留下来，一块把钢铁厂搞好。考虑到济宁钢铁厂发展前途不乐观，还是去党校工作为好。
2、在市委党校的短暂经历
党校本来是个较清闲的单位，原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休息一下，并有计划的学点东西。我这个人命里该闲不住，我不去人家无事，我一去事就来了。1962年初，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会后中央提出了重新教育干部的问题，要求各级党校轮训干部。参加轮训的人员包括农村大队书记和党员队长，机关、企业中层党员干部。1962年春节过后不久，即开办第一期党员干部培训班，每期一个月左右，重点学习党的基础知识。我们不仅要做组织工作、生活服务，还要备课、讲课。一连办了四期，直到麦收、夏种为止，忙得不亦乐乎！
市委党校校长由市委宣传部长张润生兼任，副校长赵玉清同志主持工作。办事人员有范继温、付德志、钟会良。
3、在市政府人事监察局
1962年8月，市委决定调我去市政府人事监察局任副局长，牛树峰同志的局长。这才算恢复到受批判前的位置上。从1958年9月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到回到人事监察局工作，整整四个年头，这四年，农业、工业、教育都干了。从精神上来讲，这四年是失意的四年，但是，从事业上来讲，这四年又是有作为、有进取、有成就的四年。在这四年中，我受到了较多的磨练。四年换了四个地方，干了四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说明我的应变能力较强。正如孟子说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受批判、下基层，打乱了我原来的设想：把自己造就成一个有知识、有才干的无产阶级的红色专家，使我精神上受到了难以治愈的创伤。但坏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又变成了好事。它首先使我不那么天真无邪了。知道了共产党也不是真理的化身，共产党内也有邪恶之徒，知道了做人不易的道理。其次，在农村、工厂结交了一批朋友、一批实实在在的朋友。了解到“人间自有真情在”的道理。我的视野更开阔了。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大的转折。
回到人事监察局工作，精神压力解除了，心理上的障碍没有了，本想又有几年好的时光，多学点知识、多为国家出些力。不料，由于前几年的折腾，身体拖垮了，心律失常、神经衰弱、植物神经紊乱，一连三年闹病。多方治疗效果不大，后来还是坚持锻炼才使身体得以康复。
回到人事监察局工作以后，魏学舜市长、赵峰、李敬堂副市长，办公室主任罗凤亭等再工作上、生活上都给予较多得支持和帮助，他们既是领导、又是朋友，这是难得可贵的。
从1962年8月至1965年4月底县市分治，我虽患病，基本上仍带病工作，除处理正常的工作外，在人事监察局做了五件值得记述的事：
第一、整理了混乱不堪的人事档案。
我回人事局工作后，见到一些人事档案堆放在地上，靠在屋东山墙上。仔细翻阅了一下，许多珍贵的档案霉烂了、被耗子咬坏了，很心痛。堆放在地上的档案大部分是已调走或已退职的干部档案，也有死亡干部的档案，还有应归档而没有归档的干部材料。据赵峰副市长讲：他成曾多次交代过，叫人事局整理，但没有人动。我和赵副市长商量好整理意见后，从有关部门抽调了两名干部，着手进行整理。首先将已调出的干部查明下落，如数转走；然后将退职退休的干部档案转到当地民政部门管理。将已故干部的档案转交市档案局保存。属于归档的材料，登记造册，分类入档。凡能修补的材料进行了修补，不规则的档案进行了规范化处理。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彻底清完。仅查询信邮资费就用了近三千元，挽救了许多珍贵的材料。
第二、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机关、事业、企业都选拔了一批“以工代干”人员，其中有的同志都当上了经理、厂长。但转为国家正式干部的事却多年得不到解决。1964年初，省委下达了“以工代干”人员，凡具备干部条件的可以转为国家干部的通知。我们抓住这一时机，立即开会布置。在两个月内，摸底、填表、审批，以最快的速度审批了各单位百余名“以工代干”人员转为正式国家干部。凡没有定行政级别的定了工资级别，解决了这一积压多年的问题，调动了这批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第三、1958年以后，陆续办理了部分干部的退职、退休。由于这是一项新的工作，有些政策界限不大明确，再加上原人事部门对文件学习理解不深，致使一些干部该退休的而按退职办了，不该退职的也退了。特别是1957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老弱病残干部，退后发生了许多困难，其中不少同志写人民来信，反映一些问题。国务院为此专门下达了文件，指示正确处理此事。我回人事局前，基本上是找上门来的、符合文件精神的都办了。我去后，仍然有来信来访者。为彻底解决此事，我决定主动进行摸底、排队，凡具备退休条件的同志、凡具备提高退休金条件的同志，一律给予办理。凡退休后确有困难的同志，按中央文件发给原工资40％的生活救济费。经过一番工作，彻底解决了退休、退职干部的实际困难，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这些同志的关怀。
第四、1963年秋天，中央决定给60％的工作人员、职工晋升一级工资。市委很重视这项工作，成立了工资调整办公室。我们和市委组织部、市计委密切配合，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此项任务。在不超过全市工资总额的情况下，市直机关的升级面达到近80％（主要利用了个企业的尾数）。对个别工资偏底的同志晋升了两级。在能否给田去病、张辉两同志晋升工资一事时，众说纷纭，我力排众议，支持单位的意见，给他二人晋升了工资。此事得到了杨万贞副书记的赞成。田、张当时是摘帽右派，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我这样做是冒风险的。当然，心底无私天地宽，当时我也就无所顾及个人了。
第五、平反了一起错案。原市政府办公室通讯员赵廷霭同志因年龄大不宜再做通讯员工作，而于1956年调到济宁发电厂做事务长工作。1958年因故判了他三年徒刑，刑满后在劳改队就业二年，前后五年之久。1964年春天，他找到我要求给安排个临时工作，不然的话妻子就要离婚。我问他因何判刑？他说：“我管食堂，不懂账目，工作不细心，第一次短款80多元，厂里说我贪污，给了个处分。相隔一年查帐，有短了8元多钱，又说我贪污，我不承认他们说我态度不好，说新帐老帐一起算，就把我抓起来判了三年刑。”我又问他：“你说的是实话吗？”他说：“在你面前我会说假话吗？”我说：如果你说的是实话，你的事可以改过来，重新分配你的工作。此事我替你办，办不成再找临时工作，你回家等着吧！政府党组开会时我汇报了赵的情况，提出请市法院复审赵的案子。市长们很重视，同意我的意见叫我给市法院转达政府党组的意见。会后，我立即给市法院院长打了电话，转达了政府党组关于请他们复审赵廷霭的案子之事。院长表示同意。大约过了20多天，市法院来电话，说赵的案子复审完了，改为免予起诉，叫赵本人到法院办手续。我设法找到赵，叫他去法院办理了免予起诉书，事情就圆满解决了。鉴于济宁电厂已不属于济宁市领导，为减少曲折，我们就直接分配了他的工作。这件事救了赵的一家，使他们的家庭没有破裂，否则后果就难以预料了。
（三）动荡的六十年代
4、四清运动
1964年10月，济宁市开始搞城市“四清”。省委“四清”工作团进驻济宁，团长是省委书记处书记秦和珍，副团长有石华山、朱启民、杨毅等。工作团开始执行的是刘少奇的那一套：“扎根串联”、“上楼下楼”、“先捆后放”、“打击一大片”等等，弄得人人自危。济宁市委除了新来的书记言化午、师洪先等没事外，其他书记、常委，部、局委办的领导人60％以上都重点审查。其中隔离审查的有副书记徐维新、石得中、刘学奎、杨万贞，副市长有李敬堂、常委孙敬远、王绪钦等8人。部委局办领导有：罗凤亭、颜廷友、宫晓华、艾辉、赵和春、张某某、时克通、王春林、王相池、崔英等十几人。济宁市的“四清”有国家主席刘少奇亲自抓，成了通天的案子。在“四清”中，把济宁的干部分成四个层次：其一是属于扎根对象，属于好的；其二是属于边工作边检查的，属于较好的；其三是停职检查的，属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其四是隔离检查的，属于敌我两类矛盾交叉的人。我是属于边工作边检查的。驻人事局工作队是枣庄市的干部邓某。他是老同志，不吹毛求疵。他帮我们工作上搞点新花样，就说工作有改进、有提高。叫我作了一次自我批评，就宣布解脱了。
1965年初，中央下达了“四清”工作的廿三条。纠正了“四清”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倾向，春节前大批干部得以解脱。1965年4月初，“四清”运动基本结束。
1965年春天，经国务院批准，济宁市、济宁县实行分治。领导的意图是把我留在济宁市工作。当时留在济宁市工作的大部分是“四清”留下的干部，从心理上对他们有反感，不愿和他们为伍。我主动提出去济宁县工作。领导答应了我的请求。“五·一”分治时，我分到济宁县任人事检察局长，杜宗昌的副局长，科员有林宪荣、周广信、彭福田等。这是决定我后半生关键的一步，不知是福是祸！如果当时留在济宁市，后半生的历史恐怕是另外一个样子。
分治后，因办公室不够用，政府决定：县统计局、农业局、林业局住在原城关公社院内。又为了加强这几个局的政治思想工作，安排人事局也搬到城关公社院内，并给我单独安排了一间办公室。
1965年下半年，省、地委决定济宁县搞“四清”运动。县委决定，要我参加“四清”工作团安居公社“四清”大队的工作，安居“四清”大队由县委书记师洪先任大队长，周天章为副大队长，滕县武装部政委王玺芹任教导员。我被委任为大队党委委员、社直“四清”工作队队长，1965年8月，作为先遣队进驻安居供销社。全国先进工作者姚念国同志任分队指导员。“四清”工作队成员有周广信、周绍久、赵树桐、张孔英、吕振、张玉英、张新民、郗延文等8人。
按照统一部署，开始进行思想动员、摸底排队，然后依靠群众的大多数逐步进行“清思想、清经济、清队伍、清组织”。在运动的全过程都要抓企业，企业管理、企业整顿是个主题。整个运动进行了十个月，1966年6月结束，共触动了20余人，其中核实有各种经济问题的12人，包括4000元以上大贪污犯张恩恕、曾广林，1000元以上的贪污人员3人，1000元以下经济问题者7人。还抓出一名国民党部队的情报人员。那时，思想上虽然受左的影响，但我始终掌握三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正确区分两类矛盾、三是严格执行政策。所以基本上未出格，未出现奇轻奇重的问题，实现了“三满意”，未留下后遗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