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的 童 年
童年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代，童年在父母的抚养下，本应是无忧无虑的美好时代，而我的童年却赶上了一个外辱、内乱的时代。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沈阳事变”，出兵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不久又扶持清朝退位皇帝溥义建立了伪“满洲国”。1937年7月7日，又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8年日军侵占山东时我已7岁.当时大人都说：“我们当亡国奴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战事连年不断。“兵、匪”结合，祸国殃民，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时的我当然也没能幸免。
1938年的中秋节之夜，天气晴朗，皓月当空，是少有的好天气。母亲特地做了几个糖饼子，当作“月饼”分给我们姐弟们吃。大家正在高兴的圆月之际，父亲从外边慌慌张张地回家说：“传说日本鬼子过来了。”得赶快想法逃避！父母商量，由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去东南乡南箔梁村亲戚家去（元忠哥的岳父家）。母亲和弟弟留在家里（当时哥哥干什么去了？记不清了）。母亲给我们包了一大包煎饼，父亲拿了件棉大衣就领着我们走了。这时夜深人静，静得能很清楚的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走到亲戚家，人家早已入睡，父亲敲门叫醒人家，说明了来意，人家把我们让到家里，给搭了个铺让我们休息（记得祖母好像也在亲戚家）。刚睡下不久，就听到外面有很多人的脚步声、吵杂声、牛羊的乱叫声。父亲赶快起来，外出一看，回来说：“日本人来了，咱得马上走！”随即带着我们姐弟俩走出亲戚的大门，随着逃难的人流向西又向北跑去。走上山岗，遇上从北向南跑的军队（可能是八路军），军队中有人喊：“老乡！不要乱跑，赶快回家！”人们只顾跑，没有人听他们的。这时枪声大作，子弹从空中呼啸而过。父亲躬腰而行，我走几步就摔倒一次，越过山岗，一气跑到山北面一片白腊树林里才停下来休息。天亮后才看到树林里已住满了人，不少人家都搭了简易棚，我们只好露天住宿。白天吃点煎饼、找点开水喝，夜晚父亲就把棉大衣铺在地上，让我们姐弟俩睡觉。当时年幼，还不知道疼大人，父亲夜间怎样休息的，就不知道了。三、四天后，煎饼吃完了，外边又无动静，父亲问清回家的路，就带着我们回家了。在外逃期间，可把母亲、三伯、四伯吓坏了，他们到处打听我们的下落。我们回来之后，一家人大哭一场。这是我们家经历的第一场生死离别之苦。
1939年初，圈里村建立了“日伪村政权”。村长是张成义，此人在事变前是“地方”（即村长）。“日伪自卫团”团长是张绍光，此人是破落地主张恩茂的二儿子。因圈里村地处邹县、济宁、鱼台三县的交界处，又处在“南四湖”之畔，共产党人冯起、盛稼福、张洪宾（人称张四爷）也在圈里村附近活动。张洪宾就住在张绍光的大哥家。圈里村的日伪政权实际是两面政权，既为日本人服务，又为共产党服务。张绍光一伙人收刮民财，贪污自肥，作恶多端，令人发指。1940年的冬天的一个夜晚，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把张绍光捉到村东南二里路之外枪毙了。圈里村人民拍手称快。张绍光死后，圈里村的“日伪自卫团”团长换上了孔凡纶。这时的自卫团已发展到带枪人员十几人。
1941年7月的一个夜晚，济宁的“便衣特务”7人到本村谋杀孔凡纶，他们将孔凡纶拖至村北头时，正巧遇上村自卫团巡逻人员将他们截获，扣押在自卫团。经住在本村的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策动，孔凡纶等决定把7个日伪特务处死，不留后患。当天中午，把他们推到村东南约一里路地段处决。此一举动，惊动了济宁、邹县的“日伪政权”。他们放风说：“要血洗圈里村。”出事的第三天，邹县的伪军出动30余人去圈里村收缴了自卫团的枪支，但没抓人，也未动老百姓。此后，全村的老百姓四处外逃，不敢留在村里。我们家也搬到仲栈村舅舅家。因处在农忙季节，大人白天到地里干活，夜晚到外村住宿，有的就住在野外。这种局面直到第二年春天。终因圈里村地处济宁、邹县、鱼台三县交界处，他们之间协调难度大，再加上孔凡纶在“日伪上层”活动而平息。不久，孔凡纶还出任日伪邹县太平区区长。1943年春天，孔凡纶回家时，前呼后拥30多人，大有衣锦还乡之势。
1941年7月，本村日伪自卫团被解散后，一部分人参加了共产党的东湖独立营，营长是张洪宾，教导员丁平，隶属鲁南地委领导。独立营以南阳湖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他们首先消灭了湖内各股土匪，在湖内渔民村站住脚。然后到湖东岸一带打击日伪政权及走狗。
1941年冬，日伪政权为限制游击队的活动，在本村南头以火神庙大院为主修建了碉堡，住有一小队日伪军。不久，游击队就把他们消灭了，火烧了碉堡，此后，敌人就不敢在我村驻扎了。
194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父亲早起去马坡村赶集，到中午不见回来。村里人纷纷传说：“凡早起去马坡村赶集的人都被‘闫团’（就是济宁、加祥边区自卫团，团长是闫光恕，属国民党地方顽固派）抓走了。”一家人提心吊胆，等到天黑父亲才回来，同院张成亮二哥也被抓去，被敌人打的皮开肉绽。但他未招认任何情况，如果说出我家是八路军亲属，我父亲就性命难保了。本村的郑老五、唐允言是游击队战士，此次也被抓，几天后被敌人活埋了。此后不久，为替郑老五、唐允言报仇，游击队把本村地主子弟闫国恕等四人也活埋了。
童年是长身体的时期。长身体需要营养。我儿时家中贫穷，每日两餐，多是瓜菜汤、糠煎饼，一年四季难得吃上几次鱼肉，哪有什么营养可谈。记得四岁那年春天，父亲从外边用柳条串着一串小鱼回家，高兴的我手舞足蹈，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吃鱼。有一次跟母亲去邻居家串门，那家缫丝，人家给了一碗蚕蛹，油煎后特别好吃，以至许多年忘不了吃蚕蛹的事。由于营养不良，我儿时患过佝偻病，体质一直较弱。竟出过一个笑话：1949年春天，我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时，因我长得矮小（1.5米左右），有的党员提出我不够18岁，为了入党多报年龄。支部书记黄宝玉同志替我作了解释才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
儿时，农村的孩子哪有什么玩具，小朋友们在一起玩时，就捡一些破碗片、圆石头、贝壳、树枝等当玩具，如果谁能见拣到几片细瓷碗片、拣到几块能打出火的石头、带花纹的贝壳就算高级玩具了。小朋友们三五成群捉迷藏，扮演军队打坷拉仗，就是最开心的了。
1937年春，老家（元疃村）建了一处国民小学，教员姓牛，哥哥和一些适龄少年都报名上学。当时我只有六岁，不够年龄不能报名，而我上学心切，非要上学，为此哭闹不休。父亲只好与老师协商，把我送去。因我最小，老师单给了我一张桌子。农历“二月二”那天，我带给老师一袋炒豆，老师很高兴。
“七·七”事变后，牛老师参加抗战，学校就停办了。1937年9月，我家又搬回圈里村居住，村里有“私塾”学校，“私塾”学费高，家里负担不起两个学生的费用，只能先让哥哥上学。这时，我已懂得父母的难处，不再强求上学。1940年春天，哥哥在济宁城里找到工作（跟资本家当学徒），开了春，我才又开始读书，这时我已十岁。那时“私塾”学校学的是孔孟之道，在学校学了三年，换了三位老师。第一位老师姓宋，是元疃村的；第二位是杜老师，是邹县郭里集人；第三位是本村的孔凡伟老师。学习是从“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开始的。读了孔夫子的“论语”20篇，孟子的“孟子七篇”，还读了《中庸》、《大学》、“唐诗300首”等，还学习了珠算的“归除法”。1944年春天，八路军解放了我们的家乡，学校就停办了。第二年春天，抗日政府要求有条件的村庄都要办“抗日小学”，我积极协助张恩茂老师筹办桌子、打扫房子，迅速办起了一所“抗日小学校”。学校不收任何费用。政府每月给老师180斤粮食作为津贴。学校开学时有50多名孩子上学，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解放区纸张缺乏，也没有印刷厂，学生学习没有课本，上课时，老师把要学的字、词、语句等写在黑板上，学生做笔记。那时学生买不起钢笔，都用蘸水笔，有的自己用弹壳造“土钢笔”。张老师教识字、常识、地理，还教时事政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理解能力也增强了，当时确实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
1944年冬天，抗日民主政府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各自然村建立了“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基干民兵队”、“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姐妹团”等群众性救亡组织，基本上把全民都动员起来了。当时我13岁，是儿童团的一员，因我是活跃分子，被选为“儿童团长”。儿童团的任务是：协助民兵站岗放哨、盘查“奸细”（即敌人的情报人员），还参加“减租减息”、斗争地主、恶霸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学习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其中有“骂汉奸”，歌词是：“一骂你汉奸真可恨！出卖祖国不算人……”。“谁养活谁”、“铁流两万五千里”（长征歌）、“送郎参军”等。1945年5月间，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廿四周年，学唱的“大家来献礼”一歌终生难忘：“七月里，七月七，男女老少皆欢喜！打起锣鼓开大会，庆祝共产党过生日！你献旗、我敬礼！大家献些好东西！什么东西最宝贵？信仰共产党信到底！信到底！”
在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中，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很深，再加上受大哥的影响，个人立志信仰共产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长大了为穷苦人民翻身解放奋斗终身。
1945年8月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全国人民万分兴奋，解放区召开大会、小会，进行庆祝活动。当时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分享着胜利后的喜悦，组织宣传队、表演队到处宣传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可是，不久就出现“蒋、敌、伪合流”，起初是“敌伪”不肯向八路军投降，其后便联合起来进犯解放区。内战的乌云笼罩着全国，人们的喜悦心情消失了，变成了对打内战的担心。解放区的人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大批大批的青年报名参加八路军。我村的基干民兵在赵玉春的带领下，一次参军30多人。为了争取和平建国，毛泽东主席于1945年8月28日飞抵重庆和蒋介石进行了43天的和平谈判，签署了“双十协议”。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实行独裁统治，和平谈判是假，借谈判之机，积极强占地盘、积极备战是真。一旦兵力布署完毕，于1946年6月间便撕毁“双十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并于1946年11月15日召开了“伪国大”，进行了“伪总统”选举。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八路军）为了缩短战线，集中兵力打击来犯的国民党军队，于1946年冬天主动撤离鲁西南解放区。家乡在1947年3月被敌人侵占。逃亡地主组成“还乡团”象一群恶狼一样扑来。他们“反攻倒算”，捕捉农救会、妇救会、民兵等基层干部，大批人员被抓、被杀害。白色恐怖笼罩着原解放区。我们家也在受害之列。1947年4月初的一天，本村还乡团到嫂嫂的娘家（邹县镇头村）把嫂嫂和刚出生不久的侄女带回来。当天又把我抓去和嫂嫂关在一起，罪名是藏有解放军的枪支，声称：不交枪就交钱，不交钱就杀人。由于父母在本村人缘好，邻居都肯出面讲情。尤其是还乡团长张庆宣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怕哥哥回来报复），极力主张大事化小。在父亲答应拿出200元钢洋后，就把我们放了。为了防止节外生枝，父亲委托元太二哥把嫂嫂和侄女送回元疃村二伯家躲了起来。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为配合“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全线出击，又回到我区。还乡团一看共产党并没有被消灭，也后怕起来，再也不敢迫害我们了。嫂嫂和侄女也就回娘家居住了。
为了给还乡团筹集200钢洋，家里卖了八亩地、粮、棉等物资。1947年秋后，因生活无着，母亲带着弟弟外出讨饭。走的那天，我一直把母亲送出6里之外的马坡村。母亲一再说：“别送了，再送我们也得走呀！”不得已，大哭而回。这是我经历的第二次和母亲的生死离别。
母亲和弟弟走后，家中剩下我和父亲二人。粮食不多，一天两餐只能喝菜叶、豆饼汤。春节过后就断粮了，只好把家中唯一的一只小羊卖了两块钢洋，买了几十斤小米才维持到麦收。1948年夏天，家乡第二次解放，苦日子才算熬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