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为了支援边疆建设，父亲的单位从广东移师广西，我们举家迁入南宁，那一年是大跃进，我四岁。
中南六公司，公司大院与家属院一墙之隔。这么多年过去，家属院的大概轮廓还依稀记得。几排红砖简易楼房，院子前后各有一个大门，其中一个大门侧面是食堂和幼儿园。食堂办的时间并不长，记得曾经跟母亲去食堂打过饭，用铝制的钵子蒸的籼米。很快就不用再打饭了，大概是食堂停办了吧。
小孩子们骑着一根甘蔗在马路上跑着玩，卖甘蔗的拉着车，一根长长的甘蔗二分钱，他那一车甘蔗大概也卖不上几块钱。
广西需要建糖厂加工这些甘蔗，六公司正在建设的正是广西糖厂。
父亲是公司经理，每天早出晚归，下基层、下工地、赶工期、追进度，几乎见不到面。
我每天上幼儿园，循规蹈矩，只有星期天可以自由活动。
所谓自由活动，就是跟着大一些的孩子跑到邕江边去玩。用一根竹竿绑上个铁丝圈，涂上树胶，可以粘蜻蜓。邕江边上也可以抓田鸡。有一次我抓了一只大田鸡（其实也不见得很大，只是在小孩的眼里很大而已），母亲用一只茶缸煮熟了给我吃，味道非常鲜美。因为是困难时期，家里粗茶淡饭没什么好吃的，能吃到这样一种美味真是一种口福。
母亲说，父亲越来越瘦，就象我现在这样子，大概是吃不饱（我的瘦并非吃不饱，大概是随了父亲的遗传吧）。其实父亲是劳累过度，再加上吃不饱，严重吸烟，身体越来越不好。母亲高价买了一只鸡，让父亲补一补，却遭到父亲的严肃批评，说她不该去黑市买鸡，这是搞特殊化。几十年以后，母亲提起这件事还是心有戚戚焉，难以释怀。
有一次我不知怎么就跑到了公司大院里，有一个人不知为什么给了我一张10元的钞票。父亲为这件事大动肝火，逼问我钞票是从哪里来的，究竟是谁给的，我稀里糊涂地说不清楚。那个人只是见过，知道他是公司里的人，姓什么、干什么的、我根本不知道，10元的钞票能买什么我也不知道。父亲是真的发了火，那一刻的影象在记忆深处定了格：父亲表情严肃，举着皮带，我在大哭。
父亲是有理由生气的。一个工人的工资不过几十元，十元可以顶几车甘蔗了。是谁这么阔气，对一个小孩一下就出手十元？明显有讨好领导的嫌疑，这是父亲不能接受的。后来父亲还是把那个人找出来，把钱还给了他。
但是父亲究竟打了没有？我明明看见他举起了皮带，是否落在我身上，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只记得哭的很凶，委屈得昏天黑地的。
全国各地都在轰轰烈烈地经济建设。父亲继续下基层、下工地、赶工期、追进度，也在继续地瘦下去。其实他也可以不这么辛苦，他是省局的副局长，可以到局里去上班，让别人去打理公司。可他就是放不下，一定要到第一线摸爬滚打，我们仍然很难见到他。
其实我明白父亲的心思。一则是因为广西当时很落后，父亲急于为改变广西的面貌多做贡献；二则是中央企业进驻广西，处处都要做出表率，不能出任何问题。这也是共产党的老传统，干部身先士卒，打仗要争做突击连，建设要争当先进模范。
1960年我大病了一次，在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住院很平常，没人护理，没人陪伴，每天吃着医院的伙食，打针吃药，配合治疗。直到有一天父亲来看我，他带我到院子里的石桌前坐下，用一柄长刀把西瓜切成小块，我们边吃边聊。那是我唯一的一次与父亲在一起促膝谈心，谈了些什么都不知道。远处的广播里传来刘三姐的唱段，那是广西民间歌舞剧刘三姐汇演的节目。那个旋律在我的心里环绕了很多年，20年后再次听到这个曲调，还是感到很触动，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我病愈出院了，父亲却住进了医院，不久就被送到北京，已经不能治了。
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从南宁直飞北京，机场有黑色轿车接站，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坐轿车。小孩子只是觉得很新奇，很兴奋，完全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
1960年10月14日，父亲终于走了，我们都在病房里静静地守候。父亲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母亲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无声地哭泣。母亲一生刚强，可是那一次哭的很伤心。
那一年我六岁，还没来得及长大，还没能坐下来与父亲真正推心置腹地谈过一次，就象在广西医学院那次那样。
父亲是新四军老战士，1939年参加革命。我们只知道抗战期间他是做地下工作的，因为我们年龄太小，详细情况他没讲过，不料竟成为百年憾事，抗战期间的经历我们至今都不知道。到凤城以后的经历也只能从父亲的老战友老同志以及一些地方志中知道一些片段。
抗战胜利后，父亲从新四军来到东北，在凤城县委任民运部长。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占领安东，我军主力暂时撤离，凤城县委带领少数地方武装留在赛马一带坚持敌后游击。
赛马集是伪满州国设置的县城，包括凤城、宽甸、草河的一部分地区，解放后被撤消县制。当时赛马与本溪的小市、抚顺的营盘并称为南满三小块，是我党成功坚持的游击区。
据凤城市志记载：
1947年6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收复凤城，县委随即迁回凤城。县委书记曲径，委员曲径、关继武（县长）、万竹君、黄金奎、李明海、王朝俊。
1949年4月，遵照中央指示，当时的东北9省9个南下干部大队随大军南下到江西，父亲到了老红色根据地瑞金。
据瑞金县志记载：
1951年3月县长万竹君、1952年8月县委书记万竹君
1953年4月，父亲调入建工部系统，后来组建中南六公司，父亲出任经理，带着一群泥瓦匠从广东建设到广西。后来公司下放到地方管理，是自治区的直属企业，父亲担任广西建工局副局长。大概是公司的主要建设项目在南宁，为了便于协调，父亲又参加了南宁市委的工作。
据南宁市志记载：
1959年12月万竹君为中共南宁市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原江西社会科学院的院长王朝俊前辈，当年曾与父亲在凤城赛马一同坚持敌后游击，并肩战斗过。他曾对我说过，父亲是从新四军来的，是一位英勇、坚强、难得的好同志。
原大连市委宣传部长毛英前辈，当年曾是凤城大堡区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双枪区委书记。他曾对我说过，父亲政策水平很高，是一位受大家崇敬的好领导。
若兰网友的父亲徐国通前辈任过多所建工院校的校长。他当年与父亲同属安东南下干部大队，一同随大军南下到江西，后来又同时被调入建工部系统，应该与父亲有所交集。遗憾的是徐老前辈也已作古，无法当面聆听教诲。
父亲已经在八宝山盖棺定论，这是党和人民对父亲最好的肯定。父亲的墓不是八宝山的花岗岩制式，而是六公司特别定制的汉白玉式样，这是六公司的心意，也是六公司对父亲的一种肯定。
出征未捷身先死。父亲抛下了六公司，抛下了南宁，抛下了一家老小，我知道他是心有不甘的。从网上查找得知，当年的六公司现在是广西建工一建公司，是一个大型企业集团，先后承建了南宁60%以上的公共建筑和重点工程，包括当年在建的南宁电厂、水厂、糖厂、南宁火车站、吴圩飞机场等等等等，各种优质工程遍布海内外，被誉为广西建筑业的脊梁。父亲泉下有知，可以告慰。
父亲是1917年生人，那一年是十月革命的年头，距今整整100年。谨以此文作为父亲诞辰百年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