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曲阜县委对“三孔”的保护
1964年，山东省委确定曲阜县为“四清”（后称“小四清”）工作的重点县。我当时任山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按照省委安排，带领省委四清工作队到曲阜搞试点。为了解决工作队与县委的工作关系，1964年6月上级任命我兼任曲阜县委副书记。我和省委书记谭启龙一起在曲阜县陈庄公社岳家村大队搞四清，先后任四清工作队队长。1964年10月，省委集中13000多干部到曲阜搞“大四清”。曾山、陈少敏、谭启龙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也改名换姓，隐瞒身份到曲阜蹲点。1965年春，省委决定在“四清”运动胜利的基础上，把曲阜县建设成全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县，为此，1965年4月，我兼任了曲阜县委书记。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曲阜城乡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的高潮。曲阜作为孔子的诞生地，有著名的“三孔”文物古迹，成为红卫兵破“四旧”的重点。曲阜县委为保护“三孔”文物，与红卫兵的破坏文物行为进行了斗争。
一、防止泰安水校红卫兵破坏“三孔”
1966年8月23日晚，县委接到泰安水校的红卫兵来曲阜破“四旧”的消息，我们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对策。县委、县人委、县文革办公室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分头到曲阜一中、曲阜师范学校通知两校“文革筹委会”：做好学生工作，首先自己不能乱了阵脚，并积极组织学生保护“三孔”。当夜，曲阜一中的学生便在孔庙大门上贴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紧急动员起来，防止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等大标语口号，并将开放的孔庙东华门及西华门和南门用大标语封了起来。曲阜师范学校的学生则在孔府门口的地面上贴满了大字报和大字标语。
8月24日，曲阜县委召开城关公社贫协代表、治保主任、县直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会议，我代表县委在会上强调：孔庙、孔府、孔林是国家财产，是国务院明文规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是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在世界上也是很宝贵的，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任何人不能随意破坏。破坏“三孔”就是破坏国家财产，干扰斗争大方向。贫下中农同志们要听从县委统一安排，提高警惕防止坏人趁机破坏。红卫兵来了，尽量不与他们发生冲突。要开展革命大辩论，给他们讲道理，把他们安全送走。用句老话说，叫做“礼送出境”。
26日，县委召开城关公社各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议，会上县委布置各大队写倡议书，号召广大贫下中农团结起来保护国家财产，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当泰安水校的20多个红卫兵到曲阜孔府大门时，文管会工作人员和南关大队的几十个农民们把他们围住，进行辩论并把他们赶出了孔府大门。泰安的红卫兵砸“三孔”没有得逞。
二、劝说红卫兵要保护“三孔”
“文革”初期，曲阜师范学院的部分红卫兵集会，声称要“火烧孔家店”。 为避免“三孔”文物遭受损失，从1966年8月到年底，县委一班人，深感保护“三孔”的重要性，多次到曲阜师范学院、曲阜一中等红卫兵组织集中的院校，召开由革命师生、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一是表达县委对革命师生、广大群众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欢迎与支持；二是就关于保护和改造“三孔”等历史文物问题给予说明。我引述了《文物管理条例》，说明“三孔”是国务院认定的全国历史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之一，是属于全民所有的集体财产。同时，援引毛主席关于历史遗产要批判继承的论述，希望广大师生要区别开保护“三孔”与破“四旧”之间的差异，充分认识到保护“三孔”的重要性。三是传达县委对“三孔”问题的决议，即一是保护，二是改造，三是坚决反对破坏。
为避免文物遭受损失， 8月26日，我代表县委到曲阜师范学院向红卫兵介绍了曲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根据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和把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和鲁国故城遗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事实，劝说红卫兵把“三孔”保护下来，把它改造成对后人进行阶级教育的展览馆。但当日晚，曲阜师范学院100多名红卫兵还是涌到孔府门口，高呼反孔口号，仍要声称要“火烧孔府、孔庙”。曲阜城关人民公社部分群众出于保护文物的心情到孔府门口劝阻，与红卫兵发生争执。县委副书记张玉美及时赶到现场，这些红卫兵得以脱身回到学校。红卫兵认为这是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唆使的，于是大闹县委，直至逼县委“罢”了分管文物工作的副县长王化田的官才算了事。这就是曲阜“八·二六”事件。这一晚，县委常委会一直开到深夜，起草了满满两页的向中央请示的电文，又怕电报发生错误，改为向国务院文化部打长途电话，同时报告山东省委、省人委。
9月5日，接山东省人委办公厅转达的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处通知，我们派县委副书记、县长高克明与曲阜师范学院一名学生代表赴京共同商量改造利用“三孔”问题。由于文化部领导调解，最后达成协议，暂时按县委1965年的“三孔”改革方案办，逐步对孔府、孔庙、孔林加以改造，向群众开放。
三、曲阜县委召开生产会议
鉴于“文化大革命”开展后，党政机关不断受到红卫兵冲击的情况，9月5日至14日，为搞好“三秋”生产，县委召开了全县贫下中农协会代表会议。会议学习了以《十六条》为主的文化大革命文件，并作出决议：第一，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第二，坚决贯彻执行人民日报《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精神，县、区、社、队要集中全力抓好秋季生产，待农闲时再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第三，暂不发动群众开展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有些应破应立的事情，可结合生产、围绕生产、在不妨碍生产的前提下进行。
11月，县委为了不误农时，搞好全县的农业生产，以搞生产的形式，抛开造反派群众的冲击，先后在吴村区柳庄公社、防山区宋家村公社、兖州县招待所、姚村区王家林公社等地秘密召开由科局长、公社书记参加的生产会议，部署冬季生产。县委提出要以《总结今年，计划明年》为题，来统一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认识，下决心搞好生产。我在会上强调：“要稳住阵脚。红卫兵起来了，城里再乱，农村可不能乱了套，乱了套就不好收拾”。“民以食为天，我们要集中精力抓好生产”。“农村要稳住阵脚，不管哪里来串联的都不要听，以贫下中农为主顶住”。“县直各单位要稳住，谁乱了套谁负责”。上述会议，后来被红卫兵诬称是县委开的“黑会”。
四、县委采取紧急措施抓紧收藏保护文物
9月下旬，全国各地来曲阜串联的红卫兵越来越多，不时有人提出打开“三孔”大门的要求，为防止文物遭到破坏，曲阜县委、县人委领导加强文物保护措施。文管会的负责人把孔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用写有毛主席语录的木板罩上。为保护大成殿的孔子塑像，副县长班守正挂帅，把正在孔庙诗礼堂筹办的曲阜县农业成果展览搬到了孔庙大成殿，用图片、实物、美术字等挡住孔子及四配十二哲塑像。与此同时，县委还发动群众，在孔庙、孔府院墙上张贴保护文物古迹的大字标语。11月初，谭厚兰带领井冈山北师大战斗团到达曲阜，副县长兼文管会主任崔绪贻与高克明县长商议把孔府珍贵的文物藏起来。有的藏到孔府后堂楼上，有些则藏至后花园水池里，以确保文物安全。
五、与北师大红卫兵的斗争
11月4日，北师大讨孔先遣队达到曲阜，在曲阜贴出了“彻底捣毁孔家店”“火烧孔家店”的标语。6日，县委在县城召开了城关公社各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议，高克明代表县委强调群众绝对不能与红卫兵发生冲突，并给驻曲阜城各机关、厂矿企业单位的领导作了布置，严格规定不许与红卫兵接触，不与他们辩论，不给他们传递消息，不参加他们的一切活动。哪个单位出了问题，哪个单位的领导就要负责。县委是想用这种办法将北师大的红卫兵逼走。7日，北师大讨孔先遣队向县委提出为红卫兵出入三孔、在县委门口和孔府门口贴大字报提供方便，并要求我就“八·二六”问题向群众检讨等八个问题。10日，北师大造反头头谭厚兰带领井冈山北师大战斗团200多名红卫兵联合曲阜师院红卫兵到曲阜县委造反，红卫兵宣读《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县委副书记、县长高克明，副书记张玉美则组织100多名县委机关干部手持毛主席语录，用背诵“老五篇”（指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五篇短文）的方式来对抗红卫兵，整齐、响亮的声音把这些北京来的红卫兵给镇住了。
11月12日，北师大谭厚兰与曲阜的部分红卫兵造反组织联合建立“全国讨孔联络站”。 14日，谭厚兰决定次日召开誓师大会，砸烂国务院命名“三孔”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那几天，我在省城济南参加会议，县委的长途电话一直没有间断，得知红卫兵要开誓师大会，会上要砸国务院石碑的消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永年给我打长途电话，他说：“李书记，你看怎么办？北师大的红卫兵刚刚来过，说明天要开讨孔誓师大会，会上要砸国务院的碑。家里的几个领导都没主意啦，你看怎么办？”“什么？砸国务院的碑！真是无法无天了！告他们，直接给国务院拍电报。”我的脸都气红了。这时，省委书记处书记苏毅然、栗再温走过来问我，听了我谈的情况，也都同意向国务院报告。我正要通过电话口述电文时，有人通知我：白如冰书记请你到他那里去一下。白如冰书记对我说：你让他们先等一等，咱们先研究一下。晚上，省委书记白如冰用电话通知了曲阜县委，他说：“省委要你们全力保护国务院的石碑，出了问题有人替你们负责！”高克明向会议室里的常委们传达了白书记的指示。常委会决定，坚决不同意砸碑，再作一次努力，实在阻止不了，我们不参加大会，不讲话，不表态。15日清晨，高克明、张玉美就赶到曲阜师院对谭厚兰做最后的摊牌，施加压力，并强调县委常委决定，不同意砸石碑，但没有什么效果。国务院1961年为孔府、孔庙、孔林和鲁国故城遗址竖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还是被红卫兵砸毁。11月底，红卫兵又召开号称10万人参加的“讨孔”大会。会后他们大肆扒古坟，烧古籍，砸石碑，毁文物。县城里，“打到李秀”“打到高克明”“打到崔绪贻”的标语满天飞。曲阜各级党政机关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
12月6日，我面对曲阜“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种种现象，激愤的写了首诗：“革命已有廿八年，出生入死心未寒。敢干文化大革命，问心无愧死了完。”这首诗后来被造反派查抄出来，在曲阜师范学校的墙上办了个“批李秀黑诗”的大专栏。1967年1月，我和县委、县人委领导人被迫“靠边站”。
1964年，山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李秀带领省委四清工作队到曲阜搞试点，兼任曲阜县委副书记。省委为把曲阜县建设成全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县，任命李秀同志兼任曲阜县委书记。因李秀书记身体原因，不能接受采访，该资料由曲阜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孔凡成根据《曲阜党史人物》（第二集）、《中国共产党曲阜市历史大事记》、《阙里记事》等材料整理。2016年5月，用微信将其材料发送给李秀的子女程宏转交其本人，本人签字。期间征求了原曲阜县委通讯员、聊城市广电局原局长张清海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