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赵沧海，1917年12月21日出生于山西省壶关县东井岭乡牛家掌村，小时候因家穷上不起学，从12岁起就为本村有钱人家放羊，17岁开始外出到安泽等地打短工、当长工，直到1941年家乡解放才返回村里种地。

1942年父亲被选为村农会主席，成了如今所称的“村干部”，并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照片一：1950年10月摄于福建省顺昌县洋口镇）
父亲1942年参加革命，1944年3月加入共产党，1949年初随 “长江支队”南下福建，1981年病逝于福建省国有洋口林场。在近四十年的革命工作中，他坚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始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福建工作的三十年间，工作调动频繁，他一贯服从党的安排，从农村调进城市，又从城里下放到山村，从来不向组织讲条件、提要求。他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工作和生活中，不仅严以律已，以身作则，而且言传身教，教育后人，真正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是当年“长江支队”绝大多数队员的缩影，为我们子女树立了榜样，使我们受益终身。
今年是“长江支队”入闽六十周年，父亲也已经逝去近三十年了。作为“长江支队”的后代，回忆父辈们当年抛小家，为国家，克服重重困难，不畏艰难险阻，坚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在敬佩的同时，更增添了我们克服生活、工作中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几十年过去了，父辈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历史，更珍贵的是永不磨灭的精神财富。
六十年前，父辈们从太行山出发，经过近半年的艰苦跋涉，终于来到了武夷山下。但摆在他们前面的困难关隘，更需要勇气和斗志才能克服。
第一关：语言关
由于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兵败如山，新解放区面积迅速扩大，原来计划的“长江支队”一个中队（老解放区一个县的人员，计划到新解放区后配置一个县政权机构的干部），接管新解放区一个县，但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计划已经无法满足形势的变化，只得将一个中队人员再一分为二，接管新解放区两个县的政权，因此“长江支队”队员到达福建时，大多数队员立即被分配到区（乡镇）政府一线，深入基层组织穷苦农民开展土改、支前、剿匪工作。
中国地域广阔，南、北方语言差异极大，尤其是福建省的闽北山区，山高林密，历来交通不便，保守、封闭的状况，造成隔座山头就是一种方言的特殊环境。语言不通，交流困难，给北方初到南方的父辈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照片：群山环绕的闽北山区）
刚到福建时，父亲常为听不懂当地方言而苦恼，经常因语言不通闹误会和笑话。父亲曾说过，1951年初，父亲在闽北山区顺昌县的五区（仁寿乡）当区长时，有一天，区委干部正在屋内开会，突听屋子外面有妇女大声喊叫“老虎来了”，父亲听到喊声，十分紧张，条件反射地拨出枪冲出门外，本地干部也不知所措地跟着跑了出来，父亲朝喊叫的妇女所在方向望去，只见她们并没有因为“老虎来了”而四处逃散，而是正在紧张地收起晾晒的衣物，经当地干部解释，父亲才明白刚才那妇女喊的是“下雨了”，让四邻的乡亲赶紧收起室外晾晒的衣物。当地方言 “下”念“落”，“雨”念“唬”，所以“落雨了”，听起来极似普通话 “老虎来了” 的谐音。
第二关：风俗习惯关
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南方，参加工作后又在北方，基本适应了两地的生活环境，所以对南、北方风俗习惯方面的差异虽有感觉，但不很敏感，也很难体会到父辈们初到福建时遇到的种种困难。
1975年父亲送我回乡插队，在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冬季里的一天，父亲领我来到县城西街一户房屋十分简陋的小四合院内，主人见到父亲上门，十分热情，又是让坐，又是彻茶，我看着这位房主人，矮胖胖的一个老头，穿戴得与农村老百姓差不多，总觉得十分面熟，再一细看，原来是在大街上经常看见的一位环卫人员，当时我刚到山西，许多方言还听不懂，但我看他与父亲交谈的十分投机，好象久别的战友似的，话题和谈论的都是那些在南方工作的山西籍干部。快到中午时，又进来了一位胖大婶，却满口闽北口音。追问，果然她是南平人，是跟着这位老人从南方回山西的，当时同他们聊了许多，但记忆最深的就是他谈到由于南、北方生活习惯、生活习俗不同，很难适应。他说在我们北方来了一位客人，主人会热情地“拉着亲人上炕坐”。而在福建则不同了，随便坐在别人的床上是不允许的，刚去时不知道，进家访贫问苦，也跟在北方时的习惯一样，径直坐到主人的床上，为此违犯了政策，挨了批评。他所说的事在我的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父辈中因生活不习惯而弃官回乡的人。后来我还了解到，从“长江支队”组建开始，到南下途中，一直到分配在福建工作后，“长江支队”的队员中不断有人因各种原因、脱离队伍跑回老家。某县一位县委组织部长，不想随军南下，在写给县委的信中说：“如果硬调我南下，我即对不起革命了。”；有些南调干部，看到革命胜利了，贪图“早上吃的金皇后（玉茭面），上午吃的一六九（小麦），黑夜抱着剪发头（女人）”（摘自“两区”党委关于南下干部调动情况报告）的安逸生活，宁可回家种地，也不肯南下。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不愿继续革命，打退堂鼓的人约占南调干部的10%。遇的多了，看的、听的多了，使我对那些能坚持在南方工作几十年的父辈们更加敬佩，“长江支队”队员们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也渐渐地伟岸起来。
三、气候和生活习惯关
回到长治已经三十年了，感受颇深的一点就是这里的气候确实是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气候条件比起福建好多了。
 “长江支队”的父辈们初到福建时，首先遇到的是：“天气热，蚊虫多，雨水多，不适应，病号也多起来，吃住行都不习惯，许多同志大米吃不了，鱼虾不会吃，不让喝冷水，天天得洗澡，到处石头路，山顶也有水。麻风病吓死人，传染病又很多，多数同志发过疟疾，少数同志染上霍乱、伤寒。”（摘自“长江支队”队员日记），可他们不仅要克服冬冷夏热、生活习惯截然不同所带来的各种困难，而且还要完成剿匪、征粮、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和支援前线等工作任务。（照片：瘴气蛮烟阻人行，太行儿女不畏惧）
闽北山区，山高林密，野兽出没，虫蛇遍地。走在山间小路上，不时会遇到毒蛇从路边草丛中窜出，吓出一身冷汗，有时它们还会光顾你的住处，下水道里，墙缝中，甚至床上，让人防不胜防。当地百姓教父亲，下乡走山路时，一定要手拿一根细竹杆，边走边拍打路边的草丛，即打草惊蛇，当地人说竹子是蛇的舅舅，遇到蛇时竹子打蛇（舅舅管外甥）最合适不过了。因此，平时各家在家里都要置放一根竹杆，以备急用。
闽北山区的冬天阴冷潮湿，室内外都冷，冻得人耳脚生疮。父亲是北方人，按理说应该耐冻，可在南方生活了十几年，还是难以适应，一九七四年冬，我亲眼见到他耳朵上生了冻疮，红溜溜的十分显眼。夏天，又炎热难耐，四周的山峰象一堵堵密不透风的墙，人如在火炉中，烧得你浑身烦燥不安，恨不得泡在水中，微胖的父亲就更加发愁，天热得让他喘不过气来，坐着不动也是一身汗，浑身长满了痱子。至今想起那时的情景，我都会禁不住想到现在常听到的一句话“受不得”，然而，父亲和他们那一辈人却经受住考验挺了下来。
从高中毕业回乡插队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人过中年，在经历了家事、国事、世事的沧桑巨变，忆昔思今，平静、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父辈们，我深感，“长江支队”先辈们真是太行、太岳人民的骄傲和楷模，在新的时代，希望能够大力弘扬“长江支队”精神，愿“长江支队”精神永远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