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爷张成财，1927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涉县的小曲郊，这是一个偏僻而穷困的小山坳。由于土地贫瘠、社会黑暗，又加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姥爷从小就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和苦辣，在他懵懂的心灵里早就充满着对幸福与光明的渴望。然而，让姥爷深感慰籍的是家乡虽然贫困，却是一个革命的大熔炉。因为姥爷的家就在巍峨雄伟的太行山脚下，而且紧挨着刘、邓大军司令部，可称得上是“革命老区”、“红色根据地”。据姥爷回忆说，在他孩提时，就经常看到刘、邓大军的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家门口走过，那情景至今还烙印在他的记忆里。从那时起，姥爷的二哥就投身于革命的队伍中，还当上了当地的民兵队长。
红色老区的浸染和熏陶，兄长义举的耳濡与目染，深深地感化了姥爷，使从小就怀揣报国救民思想的他，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和共产主义的理想。10岁加入儿童团，14岁参加青年抗日先锋队。1946年春天，姥爷赴兄长之后尘，也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且这一路走来迄今已有60多个年头了。
1948年至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全国挺进。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从太行、太岳革命老区紧急调选了4千余名的地方干部，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他们从河北武安出发，翻越了中条、太行、险峡岭；横跨了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途经8省63县，跋涉6450余里。这支特殊的队伍，不畏艰险，不辞辛苦，随军南下，直到福建，接管政权……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姥爷就是这4千余名“南下干部”中的一员。姥爷无不动容地对我说，在南下的途中，说有多艰苦就有多艰苦，其程度是无法用言辞来形容的。当时，他们冒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踏着崎岖而泥泞的山路，饿了就抓把炒面充饥，渴了就咽口唾沫解渴，一路马不停蹄，一路风餐露宿。可当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到南京时，苏南已被其它地方的干部接管了。他们只好转道苏州，做了短暂的休整，最后，他们义无反顾地跟随着“三野”十兵团向目的地福建进发。姥爷说，他们历尽了6个多月的千辛万苦，最终到达了福建南安，开始了历史赋予的特殊使命……听着姥爷娓娓动听的叙述，我的眼前不时闪现出古战场“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画面，我不禁感叹道：历史与现在有时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啊！
进驻福建南安后，姥爷和“长江支队”的其他成员一样，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地方组织工作中。尽管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尽管工作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尽管环境复杂，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特务、土匪十分猖獗，但这一切都吓不倒这支“长江支队”的南下干部们。他们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边工作，一边战斗。在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千疮百孔的废墟上，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战胜了一个又一个严峻的挑战，并在广大农村和城市站稳了脚跟。他们把福建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与当地干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
姥爷回忆道：当“长江支队”改为南进总队准备解放福建时，当时，听说福建的蛇很多，有些人不敢来，想打退堂鼓，而神圣的使命感又驱使大家的顾虑很快就烟消云散。然而，比蛇更凶狠的却是所谓的土匪。福建山多，土匪也多，特别是南安一带更是土匪猖獗，气焰非常嚣张。姥爷到南安后，与当地的地下党组成一个工作组，并当上组织委员，他们边工作还要边剿匪。姥爷和工作组的成员为了支援厦门解放，四处借粮，但经常遭到土匪的抢夺。有一次，从山上下来了十几名土匪被打跑后，心存怨恨，常常来伺机报复。一直到现在，姥爷还清晰记得：1949年11月16日，土匪聚集了数百人前来攻打区公所，袭击区政府粮食仓库，由于人员和火力悬殊，多人壮烈牺牲，几乎只剩下姥爷一人顶着。尽管上级也派人前来救援，打退土匪，但姥爷的左肩上还是中了一枪，如今左肩上伤痕仍依稀可见。回想起那些殉职的战友们，此时，这位坚强的北方汉子的声音变得有些哽咽。也许，姥爷此时此刻的心情，作为晚辈的我是无法理解和体会的。我在心里也默默缅怀那些为国捐躯、长眠在八闽大地的英烈们，愿他们的精神与世长存！
姥爷在复述这段往事时，没有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慷慨激昂的陈词，也没有过多去渲染战斗激烈的场面，但从他肩上的弹孔上，就足以见证这位年轻共产党人的勇敢与无畏，也让我读懂了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无畏”！
“做人就要脚踏实地、光明磊落。”这是姥爷常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姥爷不但这样说，也是这样做。
1959年，“浮夸风”的盛行，促使不少地方肆意夸大了农业的预产。当时，南安有两个区都向上级有关部门报了虚假的产量，只有时任南安洪濑协作区区委书记的姥爷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年轻气盛的他对此现象既不满又不服气，就想了个办法揭穿这种假象。适逢有人送来一筐水稻，声称有100斤。姥爷凭借种植经验断定下午的水稻没有露水，这筐最多60斤。于是他玩笑着让工作人员用刚秤过水稻的秤来秤自己的体重，秤出了150斤，而瘦小伙子只有110斤，真相大白了。这“大秤书记”的故事从此就被传为佳话。
由于姥爷为人的正直和坦诚，也得罪过某些别有用心或心怀叵测的人。尤其是他解放初期执行枪毙当地的一个恶霸地主，使该侄女婿一直怀恨在心，寻机报复。“文革”期间，姥爷就被扣上“走资派”、“反陈伯达”、“现行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这个地主的后代终于逮到机会，写了发动标语偷偷塞进姥爷小女儿的书桌里，然后宣称背后是姥爷指使的。以至于姥爷饱受凌辱和折磨，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在这段不堪回首的政治风波中，姥爷被抓去游行，毒打，跪高板凳，遭遇了“喷气式飞机”等非人的待遇，多次从高板凳上摔下来，满口是血，一口牙被打掉了，落下一身的病痛。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放过姥爷的妻儿，把姥爷年仅8岁的小女儿囚禁40天，威逼利诱，让她去污蔑自己的父亲。面对非人的折磨，姥爷坚强地挺过来，因为他坚信共产党，也相信自己的清白。一直到1969年党代会召开后才终于平反昭雪。
1971年姥爷官复原职，来到顺昌钢丝厂任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1975年来厦门担任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书记，1980年调到省供销社二站任书记。虽说“文革”期间姥爷受到种种不公的对待，可他始终无怨无悔，始终坚定不移地跟党走，而且以更加饱满的热忱和冲天的干劲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就连节假日也要加班加点。就在我快要出生那年六月的某个星期日，姥爷像往常上班一样在厦门火车站组织工人搬运化肥，结果被身后疾驰而过的火车挂住了他的上衣拖到车轮下……那个周末就像一个噩梦，工伤造成了姥爷右脚踝以下被截肢。试想：手术的疼痛，残疾后生活的不便，无法工作的无奈，这对于热爱工作的姥爷是多大的打击啊！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啊！但姥爷却以他残缺的右脚完美地诠释了北方汉子和革命战士的“坚强”。开始用两张凳子挪步，后来用双拐支撑，最后装上假肢拄拐走。然而，姥爷从不为此喊过一声疼，说过一声怨。他坚持能做的事情自己做，尽可能地减轻家庭的负担。
每当我回想起当年姥爷是多么不易地坚持每天抱着年幼的我，用两张凳子一步一挪地下楼，我心里总是感慨万千，深深地感受到这份爱是多么沉甸甸！每当我轻轻地抚摸着姥爷那萎缩得只有正常人三份之一的脚踝时，我的泪水总在眼眶里打转。而此刻的我已经从儿时对“残缺”的恐惧变成对“坚强”的钦佩。
夕阳渐渐西下，姥爷还在侃侃而谈，如细数家珍似地细数着他的“南下”经历。而我对眼前这位把我带大、和蔼可亲的老人蓦地肃然起敬。在我的脑海里，姥爷的形象顷刻之间变得更加高大而清晰，如同美丽的夕阳，折射出照人的光彩……
（此文福建作协会员潘清河与厦门市湖明小学张玮老师合写）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37a480100hzil.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