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由于福清县两大派群众组织联合不起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把福清县的“学习班”，转移到闽清县坂东镇的黄姓大祠堂——六叶祠。由于不去“学习班”要停发工资的政策，县委、县人委两派的机关干部大部分都陆续去了“学习班”。父亲在一次批斗会上，碰见当时福建著名的“三韩”（福建省革委会主任：韩先楚；闽侯专署革委会主任：韩依民；闽清县革委会主任：韩德厚）之一的时任闽侯专署“革委会”主任、闽侯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韩依民，父亲对韩依民说起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差，很难坐十几个小时的大卡车到闽清坂东学习班。韩依民当时说，你有病，我们早知道了，你不要去了，就在家里休养吧。父亲性格耿直，更本没有听出韩依民的话中有话，他当真认为韩依民同意他不去学习班了。他高兴地对我们说：解放军还是很关心群众的。
没过几天，有几十个解放军战士、工人、农民、红卫兵，打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旗，每天20几个小时，轮番在我们家门口敲锣打鼓、喊口号，宣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锣鼓声、口号声、喧嚣声昼夜不停，搞的我们家和周边邻居不得安宁。父亲告诉他们说：是韩依民司令员同意我不去学习班的，但是没有人理会，锣鼓、口号、喧嚣依旧。有一天下午3时许，我堵住了家门口，不让5、6个解放军战士进屋抓父亲，一个当官模样的说，你到华侨大厦报名处替你父亲签个名，说明情况，我们也好汇报。我听了觉得有道理，5、6个战士围着我一路到了县政府大门口的华侨大厦，我替父亲签了名，说明是韩依民司令员批准父亲不去学习班的。等我和这一伙战士返回到县人委办公楼前时，看见父亲被一伙数十名工人、农民、红卫兵围着走来，父亲光着脚，下身只穿着母亲缝制的大裤衩，上身母亲用蚊帐布缝制的背心（买背心要布票）已被撕的稀烂，胸部、手臂上、脸上、背部满是渗着血的抓痕，头发被揪着，一个学生模样的矮个子（好像是华侨中学的一个学生），用毛巾勒住父亲的脖子在前面拉，高大的父亲被勒的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母亲被另一伙人挡在圈子外面。愤怒的我也被这一伙解放军战士围着到不了父亲身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父亲拖到华侨大厦的学习班报名处，直到父亲在名单上签了字，这伙人才放手。
我和母亲立即搀扶着父亲返回到了县委后面的县委招待所楼上找韩依民，韩依民正和几个“造反派”头头们有说有笑，看见父亲的惨状惊叫说：老郑，怎么了？怎么搞成这样子？我简单地给韩依民说了情况，韩说：你们快回去吧，抹点药，吃点药，我跟他们讲，你不要去学习班了。父亲当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扭头走了。回到家，我才看见两间屋子，如同鬼子扫荡了一般。可见我被当兵的骗走后，父亲跟这伙人进行了激烈的搏斗！晚上，父亲让母亲给他准备衣服，说第二天一早6点钟要走。我说韩依民不是说了你不要去学习班了吗？父亲说，不要相信他的鬼话，这些工人、农民、红卫兵连同解放军战士，就是他让来闹的，彻头彻尾的两面三刀、搞阴谋诡计。第二天一早，不到5点钟，家门口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开始工作了，锣鼓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两面三刀、搞阴谋诡计”。母亲给父亲做了点汤面，荷包了2个鸡蛋，在门外的一片喧嚣声中，父亲平静地吃完饭。我提着行李，和母亲一起把父亲送到华侨大厦门口，看见他艰难地爬上了军用大卡车后朝我们摆了摆手。我两眼噙着的泪水终于无法控制地流淌在脸上。望着远去的大卡车，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1969年12月的一天傍晚，父亲出人意料地回到了家。虽然身体消瘦了很多，但是精神状态较好些。他说自己已经“解放”了，被任命为福清县东张公社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要他近几天就去报到。当晚，父亲简单地和我们谈了他一路颠簸到闽清县坂东镇六叶祠，以及“学习班”的情况，他说，那里的祠堂规模很大，他们进去后，部队把所有的大小门（除留一小门供部队和炊事人员进出）都钉死了，7、8米高的院墙，真是插翅难飞。父亲说真跟监狱一样，老县长王建道（长江支队4大队4中队，山西沁水县人，“文革”前曾任福清县委副书记、县长），那么老实、正直一个人，就是在那个“监狱”里被逼的走投无路，上吊身亡的。而县委组织部长王永礼（长江支队4大队4中队，山西沁水县人）也被逼的精神失常。
3天后，我帮父亲拿着行李，坐班车到了东张公社，当时公社的一位领导对父亲说：“郑县长，你来报到就行了，你回家好好养病吧，身体要紧”。在他的在三劝说下，我又陪父亲回到了家。我从心底十分感谢东张公社那位领导同志。
30多年后的2002年夏天，我带着女儿到了已经被开发为旅游景点的福建闽清县坂东镇六叶祠。在一位管理人员（当年她还是小姑娘，在福清“学习班”帮助洗菜、做饭）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所有房间，还在王建道老人当年遇难的那个房间里，为老县长那坚强不屈、以死抗争的英灵默哀、祈祷。我还把这个房间、连同六叶祠的全部庭院，拍成照片、贴成平面图，寄给了远在深圳的王建道的儿子崔闽融，以了却他想来而未能来的心愿！
1970年1月，父亲接到通知：要去省委党校参加“学习班”。他们是集体去的，我也没有去送。此时，全国已经掀起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热潮。像我这样的“狗崽子”是不可能不去插队的。因为1968年底征兵时，我和同龄的梁继强（山西沁水县人，其父亲梁世益，长江支队4大队4中队，福清县检察院原检察长，）起大早由新厝步行到渔溪镇报名参军，结果渔溪镇的公社武装部长看了我们填的报名表说：你们“狗崽子”也想当兵？！父亲一心想让我回老家，可我实在不想离开亲如兄弟姐妹的10余名同学，我们是不同年级、不同年龄、不同观点、不同红卫兵组织的朋友，我愿意和他们一起到任何地方去插队锻炼。我和同学们坐班车到福州白马河省委党校想见父亲，想告诉他我们同学要一起上山下乡。但是党校的门卫不让我们见。他 们传出父亲的话：回老家去，照顾好爷爷奶奶，也给我们打个基础，我和你妈妈很快也会回去。我很伤心，却无法抗拒父亲的意志，我不想他深陷牢笼还为我操心。父亲在党校呆到5月份，就和另一位山西老同志孙振才（长江支队3大队3中队，山西沁源县人）一起发配到福建省中部的戴云山区，和德化县交界的、永春县一都公社仙友大队插队。但却美名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不放心父亲的身体，和母亲商量后于6月初去看望父亲。那个时候跨县、市的班车都是长途，每天只在早上发一班。我第一天早上从福清坐班车到泉州，第二天早上从泉州坐班车到永春县城、买了第三天早上永春发往德化的班车票（路过一都公社），问了车站班车到达一都公社的大约时间，然后给一都公社的“革委会”打了电话，请他们转告父亲我大约在明天下午3点左右到达一都公社。
第三天下午3点多，班车到了一都公社，我远远地就看见站在公社大门口的父亲那熟悉、高大身影。就在下车的一瞬间，我的整个上嘴唇突然慢慢肿大，甚至可以听到肿涨的兹兹声，我不知道当时我的嘴唇有多难看或者吓人，只知道从下车到父亲跟前的路上，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这个突然长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个大水泡，但不能弄破，只能由它自行慢慢吸收、缩小、消失，否则创面会不断扩大，很难痊愈。），前后一个多月才慢慢消失，但后来却经常发作困扰了我10几年。
父亲仍然穿着深蓝色的洋布中山装，我们又步行了将近10里山路才到了仙友大队。他们两个人住在一个庙（或者祠堂）里，大队给他们垒了个灶，一口大铁锅，他们自己买米做饭。没有青菜，只有漫山的竹笋，还可以到老百姓家里买点鸡蛋。这就是他们两人的全部生活。我流着泪看着这一切，父亲劝我说，别哭了，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在仙友村呆了一个星期，陪父亲走了好几个山村，转了好几个山头，给他们做了好几顿饭。我告诉父亲我的户口已经迁移回老家了。父亲说：回去吧，老家可能落后一些，但落叶归根，我们最终都要回去的。你回去后能找到工作更好，找不到工作种地其实也不错，我工作了20多年，现在还不成了“走资派”？这样天天斗来斗去还不如回老家种地。看来父亲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没有希望，对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已经颇感厌恶。
我从永春回到福清后，一个学习、贯彻、落实毛主席针对城镇居民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和针对各个年级学生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的浪潮，在我们家得到了最彻底的落实：姐姐厦门财经学校中专毕业，被分派到闽西山区的清流县五金社做会计，实际工作是天天要抬动百多斤的翻砂模具浇注铁锅；我要回到三千多里外黄土高原的老家插队劳动；作为“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母亲，想和父亲近一点，决定带着两岁的妹妹到清流县投靠姐姐。我们一家5口人四分五裂，天南海北各处一方（当时在福清，长江支队那些南下的干部子女，也几乎都返回原籍老家插队去了）。
1971年8月，趁姐姐工作调往新疆的机会，父母亲、姐姐、两岁多的小妹和7个月大的外甥，从福建辗转回到了沁水县城。没有班车回南阳张沟老家，我们在县城，坐上了当时四机部设在沁水县城附近的“三线”军工厂，到土沃乡拉沙的大卡车，山路崎岖，颠簸到了半路的将军腰（山地名），再步行3、4里地到了中沃泉村我舅舅家，休息了一回儿，翻山越岭30余里地走回到张沟老家，回到家已经是天黑，约晚上8点钟了。这是父亲1949年3月南下福建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老家（第一次是1956年到北京开会后绕道回来的）。由于过度劳累，父亲于当晚又吐血了，我通过关系给父亲买了他每天必须都注射的链霉素、止血的仙鹤草素针剂，但买不到其他几种药。父亲在老家住了2个多月，就留下母亲照顾病重的奶奶，先回永春继续插队、继续“宣传毛泽东思想”去了。
父亲临走时对我说，解放几十年了，沁水县城还是老样子，南阳张沟，比抗战时期还落后，没有一点朝气。我和他谈了我回乡这2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父亲沉思了很久对我说：“现在看来，当初我让你回来也许是个错误”。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父亲产生了在福建安家的念头（以前干部对家的概念是：家是随着工作的调动而搬动）。父亲后来插完队分配到莆田地区建筑公司，工作后给我寄回来一份两层楼房的设计蓝图征求我的意见，证实了这一点。
1974年3月13日中午，我突然接到母亲从福建莆田发来的电报：“父病故速来”。这不幸的噩耗使我当时全身的血涌向头顶，觉得天旋地转，大脑慢慢变得一片空白，失去了任何意念差点晕了过去。我嚎啕大哭，因为在陵川工作的姑父患肝腹水，一个多月前才去世。我刚刚才料理完姑父的后事。真应了那句老话：福不双降、祸不单行。
因为当时我女儿刚出生5个月，妻子、女儿无法同行。那个年代，从山西坐火车一路奔波到福建要3天3夜，中间还要中转2次。我姐姐他们从新疆乌鲁木齐坐7天火车到上海，再中转一天一夜到福州。在前往福建的火车上，我一直不相信父亲会真的离我们远去。到了福州南门长途汽车站买票时，看见每个售票窗口外面都贴着一张纸，写着：从山西来的郑春田、新疆来的郑春花不要去永泰，请买到莆田的车票。这时，父亲去世的消息被这张特殊的告示证实了。到了莆田，当我看见仿佛一夜之间变老了的母亲，看见了带着黑纱的妹妹，我才相信我真的失去了父亲，失去了生我、养我、一起生活了20年、而我却知之甚少的父亲。
父亲是突然去世的，到底是什么病情，母亲也说不清楚。她说父亲从1973年调到莆田地区建筑公司任“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就立即开始了公司在莆田的建设以及从永泰搬迁到莆田的准备工作。由于“文革”，由于原来公司领导层之间有矛盾，父亲来了后除了日常工作，还要努力协调内部和上下级之间的各种矛盾。所以每天工作都很 累，母亲很担心父亲的身体，可是父亲说，抓紧把办公楼和工人宿舍修起来，把永泰的工人和设备迁出来就轻松了。经过一年的努力，公司所有的干部、工人和设备已经全部搬到了莆田，而唯一还留在永泰的就剩下母亲和小妹妹了。
1974年3月12日下午，父亲回永泰搬家，当晚，他和母亲整理好了生活用品，只等第二天公司的车来永泰拉。13日上午9点左右，坐在灶边帮母亲烧火做饭的父亲突然大叫一声就侧到在地，母亲赶紧搀起父亲，父亲已经不能说话。当时公司已经空无一人，母亲只好跑到附近农机厂叫来几个工人，请他们用板车把父亲送到10余里外的永泰县医院，已是3个多小时以后了。父亲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噩耗传到莆田公司，广大干部、职工都非常悲痛，很多人都失声痛哭。工人们用最大、最好的杉木锯了4块板做了口棺材，把父亲运
到了莆田。我到莆田后，许多干部、职工对我说，没有你爸爸，就没有公司这么快、这么顺利的搬迁，你爸爸是累倒的。
父亲的遗体在莆田火化以后，骨灰由母亲带回山西沁水老家。由于担心我爷爷年纪大，难以承受老年丧子的悲痛，我们一直隐瞒着老人。到1984年8月，已经90 岁的爷爷病逝时，才将父亲的骨灰同时安葬于故土九泉之下，以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父亲：郑鸿章，1926年12月出生于沁水县土沃乡南阳村张沟庄，属虎。1945年8月毕业于沁南县抗日高小，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先后任教员、中心学区副校长、校长、区公所秘书。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随军南下福建，编入长江支队4大队4中队。南下到达福清县以后，历任六区（东张）区公所秘书，八区（江阴）区公所秘书、副区长，九区（新厝）区委副书记兼区长、区委书记兼区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县长。“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历经磨难。平生爱好射击、摄影。工作认真、生活简朴、性格耿直、为人正派。1974年3月13日于福建省永泰县逝世，终年48岁。
父亲去世后，性格倔强的母亲（与父亲同岁，属虎）于1977年9月带着我小妹妹从莆田返回沁水县和我一起居住。1996年，我把母亲接回到了福州与我同住，1999年，母亲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2002年，母亲由姐姐接回山西太原居住。2007年6月，母亲跌倒摔坏股骨，我们姐弟妹三人为母亲做了钢板固定手术。2007年9月22日，母亲在晚饭中溘然长辞，享年81岁。在中条山脉、历山脚下的张沟小村庄郑姓祖坟地，我在父母亲的合葬墓碑上刻了：壮志已酬八闽地，英魂回归历山间。父母亲的英魂和中条山、历山的青山翠柏永远地融化在了一起。
在子女们的心中，父母亲永远不朽！
2006年初稿于沁水政协《热血献闽疆》
2015年 7月30日修改、订正于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