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一开始是批判“刘少奇在宣传教育文化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县委常委会决定让父亲担任“福清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福清县“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具体工作。所以父亲那时候常拿着一把雨伞，同宣传部的一位干事，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的学校，动员广大师生“揭发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又根据上级的部署，向一些学校派驻了工作组。最为突出的是根据县委常委会议的决定，父亲出任进驻福清二中工作组组长所掀起的波澜。福清二中是福清县历史上建校时间最长的学校，解放前是教会学校，老教师很多。这些老教师历史上难免有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文革”开始后，福清二中党总支部书记袁鸿飞（女，江苏人，1949年6月参加华东南下服务团入闽，其丈夫张木林，山西阳城县人，时任福清县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按照以前运动的做法，对有历史政治问题的老师，交由学生批斗、看管、隔离、审查、交代问题，导致有老师不堪屈辱，自杀身亡。在全县各个学校引起了极大反响。工作组进驻福清二中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县委常委会的决定，撤消了袁鸿飞党总支部书记的职务，纠正了矛头指向教师的错误做法，扭转了福清二中批斗教师的错误方向。这也在全县各学校引起了巨大反响。但是他们的大女儿却在1968年10月带领一些同学抄、砸了我们家，这是后话。
1966年8月，红卫兵组织和运动，一夜之间在全国各地蜂拥而起，负责福清县的宣传、教育、卫生工作十几年的父亲，作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最忠实最基层的执行者”被打倒了。红卫兵将一米见方一个字的“打倒郑鸿章”大标语，用白灰刷在县委大门口的大路上。父亲是福清县第一个被打倒的“黑线”人物，也是第一个被批斗、被戴高帽、被游街示众“走资派”。父亲后来说起他第一个被批斗时的情景：他告诉红卫兵说，批斗可以，但是不能戴高帽、不能挂黑牌。他一巴掌打掉了“红卫兵”强给他带上的一米多长的高帽子，又打掉了准备给他挂得黑牌，那是用一块木板做的黑牌，木板被父亲打成了两半，而父亲的手掌也肿了好几天。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红卫兵”，我和几位同学开始筹备成立“福清县红卫兵总部”，我去县武装部借军装，模仿毛主席戴的红卫兵袖章上面的字，去县印刷厂印制“红卫兵”红袖章，并于10月14号在福清一中的大操场上召开了成立大会，我代表“福清县红卫兵总部”讲话。大会以后，我们99名“红卫兵”，7人一组，分成十几个小组，排队到县城的各条街道上去“破四旧”。人们用警惕、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没有红领章、红帽徽的“军人”。回到家后我跟父亲说了，感觉父亲不是很支持我，我心里有点疑惑。
到了1966年10月份，这个时候不同观点的辩论、蜂拥而起的各色红卫兵组织，抓“走资派”游街已经成常态。不时有红卫兵上门要揪斗父亲，我搬了一张竹躺椅，横在了家门口。和找上门来要批斗父亲的红卫兵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结果他们辩论不过我，只好喊着“打倒郑鸿章”的口号离去。有一天父亲对我说：你走吧，你天天跟他们辩论，我的罪行就更严重。正值全国开始了红卫兵大串连，父亲说，你去串联吧，不要再辩论了，我不会有事。尽管我不放心父亲，但还是听从他的话，带领了7个同学，做了一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旗，在武装部借了军装，县文革领导小组开了介绍信，借了一点钱和全国粮票，每人带了一些个人行李，于1966年10月底，踏上了红卫兵串联的征程。也就是这一年我们步行串联到武汉后，5位同学要返回福清，我带领了2位同学，在1967年2月8日、农历大年三十夜晚8点多，冒着深达小腿根部的大雪，回到了离开14年的山西沁水县土沃乡南阳大队张沟村的老家。
穷困、落后的村民，大年三十的晚上，连一顿饺子都吃不上，更有甚者，踩着厚厚的积雪来家里看我们的，竟然还有几个全身赤裸的3、4岁小孩子，问其家人，竟然是没有钱买衣服。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小山庄曾经是山西省沁南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所在地（抗战时期，沁水县划分为士敏(端氏)、沁水、沁南三个县）。我们家的楼上就是沁南县公安局的驻地。公安局长就是李岳（河南济源县人，长江支队6大队3中队副中队长,南下福建后历任霞浦县县委书记、省卫生厅副厅长）。两位同学无法面对这落后的情景，大年初三就返回福清了。
我在老家住了2个月，又去陵川县看望了姑父靳兴基，他文革前担任陵川县委办公室主任，这个时候也成了“走资派”，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每天要打扫几遍县委机关的厕所。
1967年4月份，我坐火车回到福清县。当年1月24日，福清县的公、检、法 三家的造反派联合夺了公、检、法大权，福清县以此分成了夺权“好”字和“糟”字两大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斗”已经基本结束，批斗“走资派”的斗争也被“武斗”所取代。一直到1968年夏天，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才有机会和父亲断断续续的交谈、了解了一些我过去不知道的事情。
父亲的病最初发现是在1957年5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反右派斗争”期间。频繁的咳嗽，经医院X光拍片检查结果肺部有小点阴影，诊断为肺结核初期，医生要求立即住院治疗休息。当父亲向时任县委书记的纪平（河北人，长江支队4大队4中队，南下前、后任沁水县委、福清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请假时未被批准，纪平说：现在运动这么紧张，你宣传部又是最主要最具体的领导，你哪能去住院？一边吃药一边工作，等运动完了再住院吧。就这样，父亲也仗着自己年轻（31岁），身体基础好，就没有再提住院的事情。“反右派”斗争结束后，紧接着又是1958年的轰轰烈烈大跃进运动。直到1959年父亲在省里开会时吐血，诊断为空洞型肺结核，病情严重，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控制得了。
1961年，在母亲陪同下，父亲到上海的一家医院，准备做肺结核病灶的切除手术，但检查结果却是空洞刚好跨越一条大动脉血管，风险非常大，医生坚决不同意做手术。父亲只好在上海住院半年后回到了福清。说起这件事情父亲很感慨，他对我说：以后不论你干什么工作，身体是本钱，是第一位的，没有好身体，你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对当时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的论调，父亲说：毛泽东思想发展到顶峰了，就不能发展了吗？只要毛泽东还活着，只要共产党领导中国，毛泽东思想就能发展。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变成庸俗主义，不要动不动什么事情都和毛泽东思想联系到一起，乒乓球打赢了，得了世界冠军，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那如果打输了呢？能说是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失败吗？父亲的这些话，被参加了“抗大式红卫兵”的母亲听到后给予“反击”：你这个“走资派”还在说反动话，你还嫌自己被批斗的不够？母亲被我推开了，我知道母亲是害怕父亲再一次被卷入政治漩涡。按父亲的“走资派”身份和这种“反动言论”，在“极左路线”横行的“文革”时期，轮番批斗后，最少是要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福清县的江镜农场，就有一对夫妻，因妻子揭发丈夫烧毁了“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导致丈夫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妻子因为“大义灭亲”成为福清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对“文革 ”的不理解，加之经常吐血，父亲对再工作已经没有了热情和信心。而对故土的留恋更为强烈。他多次对我说：你先回老家去，把老房子好好收拾一下，给我打个基础，等运动完了，我就申请回乡种地，我们家以前祖祖辈辈也都是农民，当农民多好，除了种地什么也不想。
1967年5月29日，是福清县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以福清县“老区”为一派的“福清五﹒二九农民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五﹒二九”），发动了一万多农民，包围了县委、县人委、城关小学、职工业余学校等另一派“福清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革联总”）所占据的地方。县委有的干部把县委民兵所用的马克沁重机枪从枪库里搬出来，架在县委的大们里面，要和围攻、冲进来县委、县人委的农民造反派“同归于尽”。父亲和几位领导立即制止了这种冲动。要他们立即把枪支送回了枪库。当天上午11点左右，“五﹒二九”的农民冲开了县政府的大门，挥舞着清一色，崭新的、一米多长锄头柄，砸开县委、县人委的每一个房间抓人。父亲先于我们被农民从家里抓走。我们被从家里抓出来就不见了父亲的身影。母亲、姐姐和我被农民抓到了县政府大门边上的“侨联大厦”3楼，直到下午3、4点才放我们回家。家里被抄了，一片狼藉。箱子里父母亲唯一的一套新衣服也被抢走了。直到第2天，才有人到家里对母亲说，父亲平安无事，让我们放心。又过了几天，父亲才在几位干部模样的人护送下回到了家。
父亲说，他被农民抓到县人委办公楼前，有人认出了他，顿时喊打声四起。这时有县印刷厂的10余名“五﹒二九”工人，抢先把父亲围在了一个2米多的圈子中间，圈外是喊打的农民，但他们的锄头柄够不着，10余名工人一面高喊：不能打，一面用锄头柄推挡着农民。就这样，他们一路慢慢地把父亲护送到了“五﹒二九”总部——西门的音西公社礼堂。在这里，父亲见到了这一派的头面人物：福清县人民法院院长陈振标（粉碎“四人帮”后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福清县海防部部长郑书程（粉碎“四人帮”后被判决并执行了死刑。不知何故，他和陈振标后来都没有平反）等人和几个公社党委书记。父亲严厉的指责了他们作为幕后策划者 ，煽动农民进城、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这么恶劣的农民围城惨案。但是他们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他们还说，一直很敬佩父亲的为人，希望父亲能够公开“站出来”和他们一起“革命”。父亲坚决拒绝了他们的“希望”，并要求放他回家。陈、郑等人说，现在很乱，不能让你走，等过几天安定下来再回去。父亲还让他们派人回家告诉母亲。父亲说，尽管他和这些人思想观点不一致，10多年来，在许多问题上都有过交锋，但他们还是比较讲义气的。他们没有为难父亲，专门给父亲安排了一间房让休息，饭菜都送到房间。父亲可以透过窗户看到街上农民扛着锄头柄，来来往往的情况，直到完全安定后他们才送父亲回家。
我对陈振标没有多少印象，但对郑书程印象比较深刻。这都源于他和父亲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射击、打枪。印象最深的是60年代“文革”前的有一天傍晚，我扛着从县体委借来的一支小口径运动步枪和父亲晚饭后到县委楼后面的一大片桂圆（也称龙眼）树林里散步（这片桂圆林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碰到了郑书程背着两支步枪在打麻雀，以后知道了一支是仿苏制7﹒62骑步枪、另一支是当时国内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郑书程当时是福清县海防部部长，自然可以拥有这些枪支。他们两人从56式半自动步枪说起，后来聊了很长时间，我拿着小口径运动步枪在树林里打麻雀。他们的具体话题，就不得而知了。
父亲配的是一支德国造的勃朗宁小手枪，红绸子包着，插在暗红色的牛皮枪套里。枪套上面别着5粒弹头镀银的子弹，另外还有两个弹夹的子弹。受父亲的影响，我也喜欢玩枪和射击。父亲的手枪（还有从县体委借回来一支小口径运动步枪），从我上初中开始，都是由我定期给予擦拭。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即将小口径运动步枪归还了县体委。1968年，我们一家躲避武斗到了父亲曾任区委书记的新厝乡。期间，我回城查看，家里被几次抄、砸，窗、门洞开，屋里几乎空无一物，唯有勃朗宁手枪还完好存在，根据父亲的嘱咐，我将这支我喜爱的手枪送交给了县公安局。至今我还保留着父亲的持枪证。
1967年8月的一天傍晚，县广播站的一位叫陈祖旺的干部，急匆匆地跑到家里说；明天一早，有“造反派”要抓父亲去批斗，让父亲赶紧跑，这可吓的母亲不知如何是好。陈叔叔劝父亲去新厝，因为父亲是九区的第一任区委书记兼区长，群众基础好，熟悉的人也多。父亲想了想说，也只有这条路了。当晚10时左右，我骑着陈叔叔送来的自行车，在西门等到了化妆出来的父亲，带着他出了县城。我是1米76的个子，但是还从来没有用自行车带过身高1米85的父亲。一开始，父亲一坐上自行车后座，我就掌握不住车把，自行车扭来扭去，控制不了。好一阵子才掌握了自行车的平衡。我们过了宏路镇，沿着福厦公路朝新厝乡飞快而去。在到了步履岭下坡时，公路前边有几个人，远远地打着手电筒，大声喊着让我们站住，否则就开枪了。我问父亲怎么办，父亲说不要管他冲下去。于是我让父亲坐好，把自行车车蹬的飞快，朝坡底冲去，而身后却真的响起了枪声。过了上径、渔溪2个乡镇，我推着自行车和父亲一步一步走上了棉亭岭。我们在棉亭岭上休息了一会儿，一路上除了我们父子，没有一个人影。父亲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其实我很后怕，原想那伙人不敢真开枪的。带着父亲冲下了棉亭岭长坡。在岭边村边，找到了给父亲当过司机的黄赤头（音）的家，我们的到来让他们全家大吃一惊。已经是凌晨5点钟了，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一直想着刚才开枪的事情。天亮后，黄师傅叫来了父亲在九区工作时候的一些同事，我记得有戴永善、黄国珍、黄志南、林飞彪、林镜凯、黄忠侯、李庄等叔叔。从此，在这些与父亲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的照顾下，父亲度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日子。一直到1968年10月两派组织实行联合，我们才回到了县城。在这些日子里，我也跟同学翁玉海学会了到海滩捉跳跳鱼，跟同学林家恩进凤迹大山挖枯树根当柴烧。这一段生活的日记本，我也一直保留至今。
也还是父亲的这些老战友们，时常惦记、看望母亲。于1997年元旦，在父亲去世23年后，他们发动了当年和父亲一起在九区工作过的50余名老战友，为没有工作、每月仅50元生活费的母亲捐款2﹒3万元，作为母亲的生活和医疗补助。如今，他们中的部分人已经作古，但是我和我的家人会永远记得这些曾经和父亲一起出生入死、并肩战斗过的前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