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个严肃的人，他1.85米高的个子，不胖，脸部轮廓鲜明，我们都有点怕他。对父亲所有的记忆几乎都是生活中的，而对工作中的父亲，我的记忆是隐约、模糊、间断的。
父亲1949年2月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随军南下福建。编入长江支队第4大队第4中队任小队(区)秘书。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1949年8月入闽。9月3日晚，第4中队的县委书记高一清、县长李毅等人乘汽车先行前往福清县，第4中队的大部分人员，同时由福州仓前山驻地步行出发前往福清县进行政权接管，5日到达福清县城，驻营于福清县后埔街原国民党银行内。
在这之前，1949年8月16日，我解放军十兵团解放了福清县，17号，福建闽中游击支队司令部任命中共福清县工委书记俞洪庆兼任福清县长。并贴出告示：宣布福清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18日，县政府暂时沿用旧行政区划，派出14个工作组分别接管了14个旧区公所， 并委派了镇长、乡长。
从9月4日就开始的长江支队第4中队和福清县工委的政权接管事宜的协商，一直持续到9月14日尚未有结果。
9月15日，闽侯地委委员、闽侯地委宣传部长郑思远来到福清县，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4中队（南下）和福清县工委（地方）会师大会，代表闽侯地委、闽侯专员公署宣讲了中央关于福建省的干部政策：以南下干部为主，紧密依靠广大地方干部和群众。宣布：经9月1日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撤销中共福清县工委，并宣布新任命的中共福清县委、福清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名单：长江支队第4中队的教导员高一清任县委书记、中队长李毅任县长，俞洪庆改任副县长，宣告中共福清县委、福清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大会还同时宣布福清县委、县政府的组织机构和组成人员名单、以及各个区委、区公所的组成人员名单。父亲调任第6区公所（东张）任秘书。
我是1952年后半年我5岁时跟随母亲从山西沁水老家启程，也跨黄河、过长江，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车船颠簸，到了福建省福清县九区区公所（现福清市新厝镇板顶街文庙）。父亲因为工作忙，没有到县城接我们，谁去接的、怎么接的我全然没有印象。我们到了区公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在文庙前院右厢房里，我见到了父亲（时任九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看不清他的脸，印象他个子很高。他抱了抱我，看了看我胸前通常北方小孩子才习惯带的项圈和项圈上的小银锁，而我却记不得我的反应。当天夜里，我刚睡着，就被门外喊叫声惊醒，昏暗中，父亲一阵风似的扑出门外，随即院子里的杂乱的脚步声出了庙门朝庙背后的山上冲去，很快就听到山上响起了枪声。母亲赶紧给我穿上了衣服。不一会儿，区公所的大个子炊事员郭玉琳端着煤油灯过来，操着难懂的莆（田）仙（游）普通话，对不知所措的母亲边说边比划，母亲好不容易才明白了他的意思：不要怕，天天这样。我也被吓得睡不着了。一直等到天快亮了，才看到父亲他们提着枪，拖着沉重的脚步，捆着两个土匪回来了。
在新厝的将近两年岁月里，我很多的时间是被炊事员郭玉琳叔叔架在肩膀上，一些时候是到板顶的街上去买菜，一些时候到庙前的水田里捉泥鳅。我跟着郭玉琳叔叔学会了即难说又难懂的莆仙话，而对父亲的印象却依就茫然。
1954年2月，父亲调离九区，到省委党校学习，8月任福清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我和母亲也随之回到了县城，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活，由于父亲每天总是吃饭的时候在家，饭后就匆匆而去，所以，对父亲印象还是模模糊糊的。
回到县城，我上了城关小学三年级，母亲也开始了她的文化速成学校的学习。母亲没有念过书，1947年入党，南下福建前，在山西沁水老家是乡团委副书记、乡妇联主席。由于要适应参加工作的需要，母亲每天天不亮就去上课了，为了我和父亲的早饭，她头天晚上把煮熟的大米稀饭装好在热水瓶里面，早上我和父亲一人倒一碗稀饭吃了就了事。记得母亲速成学校毕业后，已经能看报纸，也能给山西我外婆、舅舅、爷爷奶奶写信了，她很高兴。过了一段时间父亲说，县委决定，为了不给国家增添负担，带个好头，领导干部的家属，一律不安排工作。母亲没有怨言。从此母亲就成为了一个家庭妇女，无私地承担起了相夫教子的家庭重任，一生无怨无悔。
1957年5、6月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反右派”斗争先后开始。当时我放学回来也常在机关院子里看大字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何民泽的地方干部，很多大字报都落有他的名字。那个时候感觉父亲在家的时间很少。到后来，反右派斗争开始，见父亲的机会就更少了。一直到“右派分子”全被“揪”出来，才见到父亲那憔悴的面容和深陷的眼窝。后来，我也在家里见到过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何民泽，一脸的绝望。我记得父亲真诚的对他说：这次犯了错误，不要紧，记住教训，只要努力改造自己，以后还是会好的。可是我知道何民泽一直到三中全会前，都没有能好起来。“文化大革命”前，一直在县委、县政府机关扫、洗厕所。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又被关进了看守所。原因是他写了大字报，说自己被打成右派是冤枉的。在“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文化大革命”中，何民泽为自己“翻案”而被关押是注定的。当然，粉碎“四人帮”后平反也是必然的。
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1958年普天盖地、席卷而来的大跃进，把我们小学生也推到了运动中。我们放了假去抓麻雀和老鼠，向学校上缴麻雀腿和老鼠尾巴。我们还用脸盆盛上铁砂，到城关东门的田墘河边，西门的西门溪边，飘“洗”铁砂中的沙土，当然，我们十一、二岁的孩子，几乎都是把沙土、铁砂一起漂洗到河里。记得1961年我去西门溪游泳，河底还有厚厚的一层铁砂。
有一天，父亲叫上我坐车到了新厝公社，同行的还有好几个人。在一块稻田边，我看见一把把的连根带泥的水稻被密密地移并到一块水田里，稻秆挤稻秆，稻穗压稻穗。父亲在这块水田四周转了好久，然后把我抱起来让我轻轻地站在稻穗上。我看见有好几个人在照相。回来后，我觉得父亲脸色特别地凝重，也不说话。我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也没有见过我的“形象”，但我能够感觉到父亲那个时候是很不开心的。
1958年的“大跃进”，还把我们这些小学生一夜之间变成了“大学生”。福清一中、二中、实验小学、城关小学等中小学联合组成了“福清大学”，父亲出任校长。在成立大会上，父亲穿着深蓝色洋布的中山装，意气奋发地给我们这些“大学生”们讲话，不过，“大学”仅仅存在了3个月就宣布解散了。
1958年10月的一天，我和20几位同学，按老师的要求，穿着蓝布短裤、白长袖衬衫、系着红领巾一早就到了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大束鲜花，（那个时候，一些单位、所有学校都有花圃、花匠，一盆盆鲜花点缀着空间，美化着环境。到了1964年，据说毛主席让人把自己居住地方的花盆全部撤除了，受此影响，从上至下，所有学校、单位的花圃、花盆也全部撤除了，花匠也失业回家了）让我们上了一辆军用卡车，在路上，老师才告诉我们说要到龙田机场去慰问空军飞行员。我们在机场停机坪旁边的一块草地上下了车，看见已经布置了一个简易的会场，主席台上方拉起了一条横幅（内容不记得了）、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没有安装扩大器和麦克风。台下是几排草绿色的马扎。一会儿，，一排飞行员排队过来坐在马扎上。不一会儿，父亲和7、8个领导模样的人边说边走到主席台上坐下。父亲主持大会，领导们挨个讲话，接着我们给飞行员叔叔们献花。当飞行员代表讲完话后，父亲带领大家喊口号，他声音洪亮但很激动，最后喊到“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他的声音都有点嘶哑。会后父亲和领导们走向了飞机，我看到他们还攀上悬梯，参观机舱。而我们立即上了来时乘坐的军用卡车回到了学校。记得吃晚饭的时候，我问父亲为什么不预先告诉我，他说这是军事机密，怎么能告诉你。到了公元2000年福清的几位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座谈、回忆往事，我才知道，1954年到1956年，在龙田机场开始修建时，父亲曾带领渔溪、新厝、江阴3个公社的千余民工在龙田机场工地突击数月，按期完成了机场许多关键的土方工程。机场建设倾注了父亲不少的心血，可他却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这段历史。
我不知道父亲是哪一年当县长的，只是后来在他看的文件、信函和报纸《参考消息》（那个时候上面规定“参考消息”只有县、团级以上阅读）上写有“郑县长”的字样我才知道。这期间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1959年晚稻收获季节，当时我们居住在县文化馆和县救火会背后的两间矮小的，总共十平米左右的平房里面（60年代初我们搬走后，王雨龙养父、县委办主任靳秉恭一家搬进去住。我在门前种了5棵蓖麻树和一株椿树，我们搬家的时候树干都有小碗口粗了）。一天中午，我们全家正在吃午饭，突然有一位年纪约50多岁的干部模样的人穿件白长袖衬衫、拿顶草帽，一进门，问了父亲后就立刻跪下不停地磕头，嘴里还反复不停地说：郑县长饶了我吧！这突然的事态让我们目瞪口呆，父亲让他马上站起来，可是那人就是跪着不停地磕头。父亲脸一沉，大声地说：再不起来就把你送公安局。那人才战战兢兢地慢慢起来，父亲让他在小板凳上坐下，问他吃饭了没有？有什么事情？那人流着泪说，自己是福州某机关食堂的事务长，因为粮食不够吃，来福清想买一点地瓜（红薯）补贴食堂。没有想到刚到乡下一进村就被抓住送到县里。在那个年代，破坏国家统购统销政策是一项大罪，极大的恐惧之下，他想到了直接找县长。父亲问明了情况，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没有吃完饭就和来人走了。后来我问父亲有没有把那个人抓起来，父亲说：落实清楚了事情，只要不是投机倒把，批评教育一下就行了，不能动不动就抓人。
父亲是1959年9月在省里开会的时候突然吐血病倒的。经省协和医院医生检查确诊为空洞型肺结核出血。
我记得父亲吐血最厉害的一次是1964年7月，我初中已经毕业，暑假正在参加福清县中学生运动会，我报名参加的是少年组，项目是投掷三项（标枪、铅球、铁饼）。这时，母亲南下福清12年后第一次回山西沁水老家了。比赛的前一天的晚饭后，我和父亲计划从县委后门到体育场散散步，顺便送我去会务组报到。路过办公楼，他刚走进2楼他的办公室，我还在走廊上，就听见他咳嗽了一声叫我，我冲进房间，只见他满口是血，他用手指了指痰盂，我赶紧端起痰盂到他跟前，父亲先是大口吐血，接着血像喷泉般从他的嘴和鼻子里涌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边端着痰盂边哭。父亲在吐血的空隙安慰我说，不要哭，快去叫大靳（靳秉恭，山西沁水人、时任福清县委办公室主任，为了区别堂兄弟靳秉铎，人们习惯称个子高的靳秉恭为大靳，个子矮一点的靳秉铎为小靳）。我哭着跑到了大靳叔叔家，他一边听我说话一边打电话，然后和我一起回到了父亲的办公室。这时候，我看见父亲极度虚弱，脸色苍白的可怕，吐的血，足有小半痰盂（当年小孩子的我，没有量的概念）。不一会儿，来了几位干部，我用湿毛巾擦去了父亲鼻孔、脸颊和下巴上的血痕，干部们搀扶父亲上了小车。我也跟到了医院，医生马上给父亲打了止血针。大靳叔叔让办公室的干部连夜给母亲发了电报。那一夜，我坐在父亲的病床前一点睡意也没有，满脑子只有父亲口鼻喷血的情景。这件事，严重地影响了我第二天比赛的情绪。从初赛、复赛、决赛，我都心不在焉，发挥严重失常。原本最少可以拿两项冠军的我，只获得了少年组标枪第二名和铁饼第三名。到了8月份，福清一中举办了新生夏令营军训活动，由武装部的解放军叔叔当教官，经过一个月的摸爬滚打，在军训活动结束举行的射击比赛中，我以5发子弹打了48环的好成绩，赢得了仿苏制7.62骑步枪射击的第一名。当时我想父亲听了我的好成绩，病会快点好起来。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生活一天比一天差。父亲把爷爷奶奶从山西沁水老家接到福清和我们一道共度艰难。4口人的供应粮（父母亲每人/每月/23斤，我和姐姐每人/每月/19斤，还要搭配地瓜（红薯））6口人吃。我每天一早起来，先要到县城唯一的豆腐加工厂排队买豆渣，母亲掺点大米、包菜叶子做成豆渣窝窝头。后来我爷爷和我在机关篮球场 与电影院高围墙之间的小长条空地开荒种了点地瓜（红薯）、包菜，不久被父亲知道了，他叫来了机关食堂的事务长，连地块、地瓜和包菜一并转交给了食堂。我记得，那一次奶奶是真生气了，她好几天都没有和父亲说话。
生活很艰苦，又不能搞特殊。曾经有3个月，县粮食局给常委们每户供应20斤碎大米，要拿福建省粮票和钱去买。这件事很快被群众知道了贴出了大字报。县委常委会决定全部退赔，还必须要退全国粮票和钱。我们家没有那么多的全国粮票，是母亲到处借了才凑齐退赔的。
有一年夏天，不知道是哪一位县委领导的家属买毛巾缝秋裤，5条毛巾就可以缝制一条秋裤（那时候买秋裤、秋衣、汗衫、布料、衣服、裤子都是需要布票的，而毛巾不要布票）。于是县委、县人委会（县人民委员会，即现在的县人民政府）领导的家属几乎都十几条、二十几条的买毛巾（那个年代大部分家庭孩子多）。但她们的大量采购却引起了社会上群众的恐慌，以为领导们家属大量买，肯定毛巾要涨价了，于是大小商店挤满了抢购毛巾的排队群众，县百货公司将抢购风潮反映到了县委。第二天中午，父亲回家吃午饭时问母亲是否也去买了毛巾，母亲如实地告诉了父亲。父亲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让母亲饭后立刻到商店退还毛巾，并要母亲以后不要跟风。
我们家离县人委会食堂不远，我们到食堂打开水和干部们一样，一热水瓶的开水要交2分钱的柴火票。由于我和炊事员们很熟悉，有时候没有带柴火票，他们也让我打开水。这事情被一位干部看见了，我的大字报就出来了，贴在了食堂过道的墙上：“郑鸿章的孩子打开水不交柴火票”。父亲下班路过看到后回来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并让我向食堂补交了一个月的柴火票。
1961年9月，我考上了福清二中（初中），开学前，父亲告诉我：到了学校不要和同学们说爸爸是干什么的。按照父亲的吩咐，开学的第一天，我和班主任陈振梅老师说，请他不要告诉同学们我爸爸是县长。在整个一年级，班上的同学都不知道父亲的身份。现在已经70多岁的陈老师说起这件事还很激动。他说在他后来的教师生涯中，一直拿这件事情来教育学生。有一次，我姐姐的班主任来家找父亲，想让父亲和校长说一声调整一下工作，但被父亲拒绝了。他走的时候故意没有拿来时带的小纸包，父亲发现后立即让我追出去送还他。路上我偷偷地看了看纸包，原来是一点带壳花生，回来后告诉父亲，没有想到被他训斥：以后不许随便看别人的东西。
父亲患严重的肺结核病，那个年代除了供应的大米、猪肉外，没有什么营养品。唯一可以作为补品的猪肝，也要凭医院医生的处方才能在市场上排队买到。那几年，我每月大概有3、4次拿着医生的处方去排队买猪肝，每次也只限买2两。回来母亲做猪肝汤给父亲吃。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享受过的“特殊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