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我在山西晋西北的兴县考取了晋绥青干校，那年我17岁。同年6月随校迁往晋南的临汾市，青干校并入晋绥党校。新中国诞生后不久，我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参加了新组建的“西北南下工作团”，随贺龙、李井泉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主力部队南下四川，为解放西南、开辟新区、建设新生的人民政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今逢建国六十周年，引起我对那段历史的回忆，下面所述内容大部是我亲身经历，有些事情是我后来知道的。
一、战略任务
1949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个永远值得纪念和庆贺的新纪元。这一年的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5月23日毛主席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确定了中央解放西南的战略方针是以大迂回动作，由二野所部插至敌后，先断其退路，完成包围，然后再打。给一野的任务中明确指出：“一路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时任西安军管会主任的贺龙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与彭德怀、习仲勋开会，决定从西北地区抽出地方干部数千人。军队干部二千人左右，集中在山西临汾，进行南下入川的准备工作。同时部署周士弟的十八兵团佯攻秦岭一带的胡宗南各部，但要“攻而不破”不使其过早南撤逃跑。
在这一伟大战略任务的实施进程中，我的革命生涯也发生了极大变化。
二、临汾集训
1949年5月，根据上级命令，晋绥党政机关、军区机关和各类地方干部学校先后移驻晋南地区的临汾、运城等地。一时间，拥有300万人口的晋南地区各区、县成为迎接新区解放、培训各类干部的大本营。其中以中共晋绥分局所辖的晋绥党校级别最高，时任校长由分局书记李井泉兼任；建制也最大，按系统编为5个分部驻扎在临汾市郊几十个村庄里，在培训干部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当时党校已从各地抽调集训干部3600多人，其中以县级干部为主，是南下入川后接收新区的骨干力量。
我所在的晋绥青干校，奉命于1949年6月由晋西北的兴县公义村徒步迁至临汾西郊的苏村集结，学校整体编入晋绥党校五分部，对外仍称晋绥青干校，校长由晋绥分局组织部长龚逢春兼任。学员除原有的200多人外，又从条西中学、运城中学、临汾中学、范亭中学等学校招收了进步学生300多人。学校编成5个分队。我随校迁到临汾后，即被调入校部教育科做培训青年干部的具体工作。
我们在学校教育科的主要工作是按照晋绥党校的统一布置，组织学员们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平津前线指挥部发布的《约法八章》及党中央关于接管新区大中城市的各项政策。在组织学习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同时还传达了李井泉、杜星源、张子意等领导同志关于形势、任务的思想动员报告和讲话。我们还根据青年工作的需要组织学员学习“青运史”和在新区建立共青团组织的业务。在教学中，我们的教学方法除了阅读文件、听报告、上大课外，主要是让学员们在讨论会上谈收获、谈心得、谈体会、相互解答问题。特别强调的是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思想认识，鼓舞斗志，消除不愿“背井离乡”的恋家情结，树立听党的话、跟党走，一切服从革命需要的理想信念，坚定克服困难，不怕牺牲，坚决南下的决心。为此，大部分同志都向党写了保证书、决心书、入党申请书、立功计划，有些同志还给家人写好了遗书，表示了自己革命到底的决心。
三、组建“西北南下工作团”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犹如一轮光焰四射的红日升起在世界的东方。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向世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当天驻临汾的晋绥党政军机关、部队、学校及社会各界团体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庆典活动。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加紧做着南下的各项准备工作。
10月18日，毛主席正式发布由陕入川作战命令。10月25日，贺龙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深入动员。他说：“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
11月7日，中央任命贺龙为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并由贺龙、李井泉、周士弟、王新亭等组成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作为入川作战的指挥机构。
根据西北军政会的指令，我们驻临汾、运城地区所有南下干部及各类干部学校的学员，统一编为五个梯队，另配属三个警卫团、第五野战医院、民众医院、后勤机关、临汾留守处等总计4万余人，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直接受贺龙、李井泉指挥随时准备随大军南下入川接管新区。
五个梯队的队长均由军、师一级指挥员担任，政委则由晋绥党政领导干部担任。
四、挥戈南下
10月13日，毛主席同意贺龙亲率十八兵团和七军、十九军共14个师约十万大军担负解放陕南、川北的重任。11月1日，刘邓大军约三十五万人从南起贵州，北至湖北约500公里的战线上由东向西对川康之敌实施多路围攻。同日，南下工作团各部从临汾出发，途经襄汾、曲沃、闻喜、运城、永济等地，由风陵渡口过黄河进入陕西的潼关，11月上旬抵达西安。
此时，南线刘邓大军指挥的二野各部尚未到达预定地区完成对敌的战略包围。北线我军则于秦岭一线牵制敌人，防止胡匪快速南逃。工作团各部利用空隙在西安郊区一面休整，一面加强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在此期间，我们组织大家听取学习了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关于开展新区工作要点的报告和四川地下党负责人马识途关于四川当前的形势及民俗、民风等情况介绍。
12月3日，刘邓率领二野各部已占领重庆、合江、泸州南岸等地，完成了断敌南逃的退路。12月5日，贺龙指挥十八兵团及七军由北向南分三路翻越秦岭追歼逃敌，十九军由东路进入汉中盆地，解放了陕南地区并越过大巴山向川北挺进。12月12日，南下工作团各部接到命令，从西安相继出发乘火车到达宝鸡，下车后随即步解放大军的后尘向秦岭进发。当时正值严冬季节，从11日开始天降大雪，一路行军天寒地冻，风雪交加，道路泥泞。工作团的同志们扛着几十斤的武器、背包及干粮，凌晨三点开始强行军，行军中许多人走得脚底磨泡，有的还因路滑摔坏了腿，但仍咬牙坚持着。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掉队，大家身体被风雪严寒包围着，但心里都燃烧着一团火，为了早日解放四川的劳苦大众，再苦再难也决不停下前进的脚步。南下工作团以每天80-120里的速度行军，顶风冒雪地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翻越了秦岭，跨过了大巴山，胜利地进入陕南地区。
12月14日，十八兵团解放川北重镇广元，17日攻占川陕咽喉剑门关，20日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将胡宗南匪军几十万人包围在成都附近。23日，胡宗南见大势已去，乘飞机逃往海南。25日至27日间，敌十五、十六等4个兵团宣布起义，我军于27日解放成都。
解放大军挥戈南下，横扫敌军、连克重镇，解放大片国土，我们南下工作团全体同志闻频传捷报，一路高歌猛进，迅速跟进至陕南的堡城县，随后便按照预定方案组成川北、川西、西康三路接收纵队。川北纵队进入广元后，我所在的其中一路约一千七百多人，又从广元出发，途经剑阁、三台、射洪、遂宁等诸县，于12月底到达川北区党委所在地南充市。沿途一路行军一路接管各县市新区，不断地有工作团的许多干部及军区部队被一批批地分配留在各地工作。我们的队伍越走人越少，但大家的情绪十分高涨，因为我们脚下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是踏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我们是在为新中国收复国土，解放劳苦百姓。我一直跟着这支部队进入南充市。从此，在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胡耀邦同志的领导下，参加了南充、达川地区建立政权、宣传群众、清匪除霸、土地改革和创办川北革命大学等项工作的全过程。
六十年过去了，当年我们青干校的全体师生，从晋西北走到晋南，再由晋南临汾渡黄河、入潼关、翻秦岭、过巴山，最后入川开辟新区工作，行程二千余里，经受长途行军和严酷自然环境的考验。这段难忘的经历，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永远照耀着我，鼓舞着我为一生追求的信念和理想而奋斗不息。
（作者：1931年6月出生，1949年1月参加革命，1992年1月离休，原任国管局联办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