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刚开春，蒙山地区在敌人的铁壁合围之下损失惨重。在大青山战役之后，尝到了甜头的日本军队仍然没有罢休，继续动用旅团、联队规模的部队，对整个根据地进行地毯式的扫荡、拉网式的搜索，妄图歼灭根据地所有的抗日武装力量。
我爷爷说，那时候的日本兵不在炮楼里面待着了，他们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杀人都杀红了眼。那些懒懒散散的伪军们也被鞭策着，他们只要一闻到八路的味道，不管是正规军还是被称为“土八路”的游击队，就气势汹汹地围上来。凶狠的日军都恨不得掘地三尺，把蒙山上的花草、树木连根拔起，也要找到这些人的下落。像崔友义这样的区中队的负责人，都是在日本人那里挂了号的。当时日本人就曾公开悬赏缉拿费北行署大队副队长、蒙山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指挥官王保胜，提出的价码是“一斤骨头一两金，一斤皮肉一两银”。当然，徐子仁、九爪龙、崔友义他们的价钱没有王保胜贵，但是他们的命也值几百大洋。所以，只要他们一露头，必定引来一大队的日伪军。而我爷爷他们基本上不敢进村子里了，村子里的眼线和耳目也比以往多，稍不留神就会被人抓个正着。躲在山里相对安全，但这样带来的最大问题在于：补给跟不上。原本区中队的补给都是来源于村庄里的村民，这些村民有的愿意抗日，愿意支持山上的游击队员，希望能早一点把日本人赶出去，而有的则仅仅是出于对亲戚和朋友的帮助。我爷爷说，那个时候不少村子里的人，还不知道他和崔友义是打游击的，还以为是两个穷干活的呢，等他们下山筹集补给的时候，大家都穿得破破烂烂的，和要饭的差不多。知道他们是打游击的村民自然好说话，不知道的，就只能靠着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来说通大伙了。采用这种方式，假如敌人放松警惕那还好说，可是现在山下的敌人已经是虎视眈眈了，日本人采取对付东北抗联的办法，把山下的村庄合并，派便衣汉奸和伪军日夜看守，与此同时，沿蒙山周围，日本人建起了大量炮楼和据点，并在据点之间挖了封锁沟，架上铁丝网，目的就是饿死山上的抗日队伍。崔友义他们化装下山要粮食，都会被汉奸问东问西的，一句话说不好就漏了破绽，不仅仅害了游击队员，也害了山下的老百姓。在深山里蹲守着，饿了就找点东西吃，找不着就硬撑着，早早地睡觉，反正是能撑一会儿是一会儿，等到实在是撑不住，再派个人下山找点吃的。下山找吃的还有点学问，一方面不能去队员们熟悉的村子，你认识人家，人家也认识你，万一村子里有个眼线起了疑心，那些堡垒户和好心人家就会遭殃。另外，粮食也应该少要一点，要能放得住的，用我爷爷的话说，就是能够在石头缝里放上几天的，实在没招了，才趁着夜色去那些堡垒户讨些吃的。再说了，那个年代各家各户的粮食都不富裕，加之日伪军三天两头进村抢夺，结果这么一来，山上的游击队员们基本上都是营养不良，他们能吃到的面食，除了地瓜干就是高粱米，有时弄个生地瓜一煮，用火一烧就算一顿饭了，很多时候只能煮点野菜充饥，能从村里弄点花生饼来，就算高级食品了。有一段时间，我爷爷他们被困在大顶子，几个人就靠石崖上的驴蹄兰充饥，那东西吃到胃里满是酸水。整月整月的吃不着细粮和肉食，一个个队员身上都肿得和地主魏老六似的，有的整个脸上都浮肿起来了，用刘福兰的话说，那一看就是吹了好几天喇叭吹的，为啥，把腮憋肿了呗。
有一回，大伙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决定分头下山找粮食，能找到一点是一点。我爷爷和崔友义打扮成要饭的，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好几天都没正儿八经的吃点东西了，高大的崔友义都瘦得快成一根麻杆了，加上瘦小的我爷爷，两个人往村子路口一蹲，不用装，就是个要饭的。不过，由于形势太紧张，家家户户都缺吃少穿的，庄子里的人看见要饭的都躲得远远的，要不是村公所的汉奸们不在村子，估计我爷爷连在路口蹲的机会都没有。从早上一直蹲到快中午，别说给一个煎饼卷了，走过的人连正眼看一下的都没有。这年头，逃荒要饭的太多了。我爷爷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对崔友义说:“要不咱们到亲戚家找点东西吧。”崔友义使劲呼吸了几口空气说:“学学我吧。这不，空气里有做饭的味道嘛，吃不上闻闻就行。还想去亲戚家呢，恐怕咱们去了，锅饼还没出炉，就被敌人逮了去。”我爷爷撇了撇嘴:“队长，可别说锅饼这两个字了，等到有锅饼吃了，我非得泡着水吃了它。”崔友义跟着笑了:“你那方法不行，泡是能泡大啊，可是没有味啊，得就着咸菜，最好是萝卜皮儿，有嚼头。秀廷啊，咱们多久没吃过热锅饼了啊？”
我爷爷寻思了一下，其实也不用寻思，估计是饿的反应慢了的缘故吧，我爷爷有气无力地说:“那都是好几个月之前的事情了。队长，咱们去亲戚家吧，不从大门进，咱翻墙，要点咱们就跑，还不行吗？”
“拉到吧，到时候咱们跑了，人家问起来了，怎么就你们家给这要饭的啊，别人不给啊，亲戚们咋说？问来问去不就说漏嘴了？”
我爷爷想想也是，那就好好蹲着吧，再等等看看，不行上山里嚼草根去。
两个人又蹲了一会，我爷爷几乎要昏厥了，崔友义还好，毕竟有那个骨头架子在那里撑着。这时候，从村口走过来一个年轻的姑娘，挽着一个小小的篮子，走过来，看见我爷爷和崔友义，我爷爷和崔友义也看着她。姑娘没说话，继续往前走，没一会儿又退了回来，又看了一会我爷爷，低声说道:“跟我到家里吧。”我爷爷还在那里犹豫，或者说已经蹲得起不来身了，崔友义一把把我爷爷拉起来，我爷爷问道:“队长，咱都不认识，咋去人家家里啊？”
崔友义一边走，一边头也不回地说:“到了家里就有吃的，吃了不就认识了吗？”果然，跟着姑娘到了她家里，案板上就放着锅饼和萝卜咸菜。没等姑娘说话，崔友义上前就拿了两块，边拿边往外走，嘴里还说着:“谢谢姑娘，谢谢姑娘，打扰了。”
姑娘没有责怪，说:“坐下来吃吧，喝点热水别噎着。”一听这话，这回轮到我爷爷不走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崔友义也干脆坐在地上，两个人狼吞虎咽地吃着。姑娘给两个人倒上水，就坐在一边扒拉着地瓜干，一边扒拉着，一边看着崔友义和我爷爷吃东西，时不时地还笑几下。
吃完了案板上的东西，我爷爷又想进去找其他吃的东西，被崔友义拽了回来，崔友义拽着我爷爷就想往外走，没想到姑娘在身后叫住了他们:“歇会再走，屋里还有些东西呢，拿点给你们的同伙吃。”
崔友义赶忙回答:“不了，不了，要饭的，有口救命饭就谢天谢地了，怎么能贪心不足呢。”
姑娘突然笑起来:“你们这些打游击的啊，做事儿就是一套一套的。”一听这话，我爷爷和崔友义都愣住了，坏了，这姑娘怎么知道自己是游击队的啊？按说这个村子没有自己的朋友和亲戚啊，莫非这姑娘也是个眼线，也是给日本人干活的？不过话说回来，眼前就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姑娘，即便是敌人，两个吃饱了饭的大老爷们也没啥可怕的。于是，崔友义干脆不走了，也不装了，回头问姑娘:“你咋知道我俩是打游击的？”
姑娘头都没抬，继续说道:“一看就是啊，你看你们脚下那鞋，都磨破了底了，除了你们打游击的，谁整天没日没夜地到处跑啊。再说了，你们装要饭的也不像啊，要饭的见了人都上去求人家，你们俩在村口蹲着，象两尊神仙似的，你们要是要饭的，还不得饿死啊。”听了这话，崔友义就笑了，然后和我爷爷又坐下来。
两个人已经记不清楚，当日在那个姑娘家吃了多少东西了，我爷爷把案板上的锅饼渣子都舔着吃了。临走的时候，崔友义问那姑娘:“姑娘你叫啥？以后得好好谢你。”
姑娘说道:“俺这个村姓徐的多，俺也姓徐，你们就叫我梅子吧。你们把日本鬼子打跑，就算对我最大的感谢。”崔友义没有说话，点了点头，就带着我爷爷提着一包吃的东西，走出了她家的大门。走在路上，崔友义忍不住回头一看，那个姑娘还站在门口遥遥地看着他们。在那个温暖的午后，明媚的阳光打在姑娘清澈秀美的脸庞上，透露出一种无与伦比的美丽，就在那个灿烂夺目的阳光里，那是崔友义第一次认识梅子，或者说那是崔友义第一次认识我的舅奶奶。
带着几缕锅饼的芳香和梅子倾城的笑容，崔友义的心里仿佛如同开春的大山一样，冰雪融化，开始萌动……
1941和1942年那两年，是蒙山地区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刻，日军的“三光”政策，几乎把抗日武装逼上了绝路。所以好多人坚持不下来，投降了，散伙了，我爷爷他们之所以坚持下来，应该说是梅子这些人给了莫大的支持，不仅仅是食物上的保障，更重要的是感情上的寄托。累了，倦了，可以在梅子那里歇歇脚，周围的邻居也知道，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是梅子远房不争气的穷亲戚，隔三差五地来梅子家骚扰。对于我爷爷来说，有那么一个大姐，是自己的幸运；而对于崔友义来说，有这么个女人，则是自己的福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