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那个冬天，是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在八年的抗战过程中最为艰辛的时期，由侵华日军第十军团主力和第二十二师团及3个混成旅团，以及部分伪军组成的扫荡部队达到53000余人，由侵华日军司令烟俊六大将坐镇临沂督战，对整个沂蒙山地区展开几近疯狂的掠夺和屠杀，其中大青山突围战役最为惨烈。当时的大青山地区，被包围人员除了抗大一分校的学员们，还包括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后勤机关以及剧团、报社（《大众日报》）、医院等等后勤单位，甚至包括来中国支援抗日的外国友人，例如太平洋记者协会的著名记者——汉斯·西伯就战死在大青山。当时这些后勤机关人员，被日军精锐部队围困在大青山。能与日本军队作战的部队仅仅是一分校的警卫连、侦察队和在学校学习的军事五大队的学员，这些部队的战士都是学员，武器装备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什么重武器，而这些人在抗击日军的同时，还要照顾养伤的伤员、战斗力弱小的女同志。在强敌合围中，这样的队伍能够突围一部分已经算是奇迹。
那一年在大青山发生的事情，后来在无数的文字和影像资料中都有记载，被称为“大青山战役”或者是“大青山突围战”。那一年在大青山脚下的白石屋村里，由抗大文工团团员李林和阮若珊创作的《反对黄沙会》，成为流传至今的《沂蒙山小调》的前身，那一年里发生的很多事情，在以后的历史中被人反复地提起，或是歌颂，或是赞扬，或是纪念，或是反思。而那一年对于我爷爷那些人来说，只有更加寒冷的冬天和更加艰辛的处境，强大的日军随时都可能进击蒙山，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扫荡每一个村镇和每一座山头。那时候，日军想攻克一座县城，几乎是件唾手可得的事儿。在强敌的追杀中，我爷爷他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在1941年的整个冬天，我爷爷他们的脚步几乎就没有停下来。先是大青山战役的善后工作，几个区的游击都派出精干的队员们都上了山，寻找下落不明的同志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许多伤员们躲在大山里，躲在村民们的家里，他们还活着，他们需要食物和药品，要把他们运送到安全的地方去。而许多牺牲的同志还都躺在大山里，需要把他们的尸体好好地安葬，否则的话，这些勇敢的战士就要葬身于饥饿的狼腹了。当然，由于转移仓促而留下的许多资料，也需要抢救和整理。于是，费北行署向附近的区队武装下达命令：抽调精干人员，抢救伤员，把吃的喝的用的以及药品送上山。要知道，进山的路全被鬼子封死了，要进去必须在夜里从敌人巡逻队缝隙里钻进去。这样的事情自然少不了我爷爷。
整个大青山战役留下的“后遗症”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个工作既繁琐又困难。在清理和打扫战场的同时，日伪军也没有停止行动，大战之后，他们依然在大青山地区不停地活动，一小队一小队的日伪军经常在深山里转悠。区队武装在大山里需要找的东西，日伪军们也需要。他们更明白，这些藏在山里的伤病员，一旦被救助就会康复，就会重新拿起枪来，成为他们的生死对手，因此，日本人必须抢在伤员被救助之前打掉他们，于是大青山地区常发生小规模的遭遇战。为了减少目标，方便活动，游击队员们几人一组分成小队，我爷爷就跟着崔友义，两个人为了方便隐蔽和减少负重，只有我爷爷带了一杆长枪，崔友义带了一把短枪，当然，在大山里短枪的射程和距离都有着巨大的局限性，防防身还可以，这要是遇见日伪军，真的打起仗来，基本上是没什么大用的。
日军连续五十多天的扫荡，让八路吃尽了苦头，大部队需要休整，战后救援这样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地方武装的身上。可是即便是整日地转悠，也没有多少发现，除了发现牺牲同志的遗体外，头两天还能找到一两个活的，到了第三天，我爷爷他们没有发现一个生还的同志，这样的结果令人沮丧，令人痛苦，哪怕是发现一个活着的同志，也能给大家带来无限的慰藉。我爷爷和崔友义几乎不下山，一天到晚都在山里转悠。随身带着的就是一个小水瓢和一个大的包袱，包袱里放着锅饼。那锅饼刚出炉的时候热乎乎的、软软的，还比较好吃，但在这大冬天的，没一会儿锅饼就凉透了，咬不动嚼不烂，像个石头似的，朝着地上砸都能砸出个小坑来，不过就连这样的锅饼，我爷爷他们也舍不得吃。实在是饿得不行的时候，我爷爷和崔友义才找个树林子里坐下来，我爷爷拿着瓷碗找有水的地方舀上一些，两个人就着大山里冰凉冰凉的水，往肚子里一点一点地送着硬梆梆的锅饼。我爷爷边吃边叹气:“队长，你说他们咋就死得那么惨呢。咱这一天都没发现一个有气的人。”
崔友义也跟着叹气:“难说啊，大晚上的，天又冷，又是突然袭击，咱们又没有啥装备，这不等于案板上的鱼，任凭人剁了吗？可是话又说回来，虽然死了不少人，可突围出来那么多人，已经算是成功的了。你没有听县委通讯员说吗？日军是一个整编旅团，那是鬼子山地作战的精锐。此外，还有皇协军第三师刘黑七的部队呢。”
我爷爷听了点点头，可是他心里还是难受。
崔友义又说:“我听王忠说，人家别的地方打仗，都不这么打。这不是正规部队，是学员和伤员，是学校和医院，按照国际惯例来讲，这么打是不对的，你日本鬼子不能打手无寸铁的伤员和学员啊，是不是？”
“你跟鬼子能讲理吗？一群杀人放火的强盗！”
崔友义回了一句，我爷爷一想，虽然日本鬼子违背了国际惯例，可是跟着小日本你不能讲理，连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们都杀，别说这些手里多少还有点装备的八路军了。远的不少，就说跟前的吧，绍庄被杀了那么多人，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老百姓啊，跟鬼子无冤无仇啊。小哑巴什么都不懂，你堂堂一个日本军官，你杀他干什么？就在我爷爷胡思乱想的时候，崔友义突然放下手中的锅饼，指着前面树林子，小声地对我爷爷说:“秀廷，别说话，你往前看，前面怎么有个东西在发亮。”
我爷爷顺着崔友义的手，眯着眼睛往前看，在前面不远处的树后面有个小东西在发光，不，准确地说，是有个东西在反光。大中午的太阳顺着林子里的缝隙照下来，照在前面树林子的那个东西上，那个东西就开始闪光，一点一点地闪光。我爷爷也跟着谨慎起来了:“娘的，该不是鬼子的阻击手在那里埋伏吧？”
崔友义一笑:“要是日军的话，咱们俩个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我爷爷点了点头，不过按照常理来说，前面反光的那个东西一定是个金属的物件，在这片上百年没人动的深山老林子里，除非有什么妖精，不然不会凭空长出个金属物件来。崔友义给我爷爷打了个手势，我爷爷把水瓢收起来，又把脚下的锅饼渣渣埋到土里。崔友义掏出枪来，两个人一左一右小心翼翼地从两边朝着那个反光的地方包抄过去……
离那个反光的物件越来越近了，好像那个物件是细长形状的，而且那个物件反光只朝着一个方向，可以肯定的是，那个物件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动，肯定被人死死地定在地上。崔友义突然明白了什么，急急忙忙地给我爷爷说:“那是把刺刀，快，秀廷，那一定是把刺刀。”两个人加快了速度。
崔友义说的没错，那是一把刺刀，只不过，那把刺刀并不是钉在地上，而是死死地抱在一个人的怀里。细细地看，那把刺刀是从长枪上摘下来的，长枪被人拿走了，只剩下一把刺刀被攥在手里。攥着那把刺刀的人穿着灰色的衣服，没有戴帽子，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人本来是直直地倚在稍微凹进去的树洞里面的，而现在他的身体已经倾斜了，歪在一边，刺刀露在树干的一侧。我爷爷上去检查，崔友义说:“不用看了，是咱们的人。”
这个同志浑身上下只有这把刺刀可以当作武器，再也没有其他能够防身的东西了。这把刺刀的卡口上看，是从长枪上摘下来的，他突围的时候只拿了这么一把刺刀，也许剩下的那把长枪留给了更出色的枪手，这把刺刀和鬼子的刺刀有着明显的不同，宽厚且长，这种样子的刺刀，一定是从西边我们的兵工厂里造出来的，然后经过长途跋涉运到了战士的手中，战士对这样的武器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突然，我爷爷似乎发现了什么，回头说道:“队长，队长，他还活着，还活着。”崔友义一听这话，马上蹲下去观察，原来这名同志脸上已经冻得没有了血色，但是身体还有些温度，还有些柔软，他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只不过这两天一夜的饥寒，让他昏迷过去了。崔友义把手枪递给我爷爷，转身背起那个人往山下走去，这是这两天一夜来，他们发现的唯一具有生命迹象的同志，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救活他。
此时的崔友义和我爷爷只想着赶紧下山，找户人家，找个温暖的地方，先把他救过来再说。两个人急急地往前走，几乎都要跑起来了，崔友义背着人还能健步如飞，背着长枪的我爷爷紧跟在后面。我爷爷一看方向，喊起来:“这是往东去的路，过了五彩山就是诸满地界了。”
崔友义:“就奔五彩山，那里没有鬼子，安全。”走着走着，眼看就要到山底了，崔友义突然停住了脚步，示意我爷爷蹲下来。我爷爷瞬间明白了什么，俯下身子，把耳朵贴在地面上仔细地听，听了一下，马上说道:“队长，前面有人，脚步声很乱，声音很响，怎么也得十几个吧。”
崔友义点了点头，这个时候十几个人一起走，还敢走得乱七八糟的，还敢走得大大咧咧的，一定不是自己人，一定是日伪军。两个人赶紧到路边的土丘旁趴下。我爷爷拉开枪栓，双眼紧紧地盯着前面的大路。果然，走过来的是穿着军装的伪军，十来个人，懒懒散散的，枪背得横三竖四的，腰上的手榴弹也别得乱七八糟的，一个个边走边打着哈欠，像是好几天没睡觉似的。崔友义和我爷爷小心翼翼地趴在路边上，大气不敢出一下，心里就盘算着，这帮人赶紧走过去，赶紧走过去，别发现自己就好了。可是这帮人走得慢慢腾腾的，就像我爷爷当初给日本人干活磨洋工那样，一个一个抽着烟，说着话，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突然，敌人停住了，走在最前头的人示意同伴停下，然后自己蹲下身子来看。我爷爷心里大叫一声不好，回头看崔友义，崔友义的头上都冒汗了。不是因为那伙人不走了，而是因为那伙人发现了自己，不，确切地说，那伙人发现了自己脚印。
原来，刚刚背着伤员走的时候，我爷爷和崔友义走得匆忙，忘记了走路边，走冻硬还没化开的土地，人一忙就出乱子，他们走在大中午刚刚化开的路上。路上的土昨天夜里因为天气寒冷结了一层冰，太阳一照，气温升高，冰都化开了，土地上粘粘乎乎的，我爷爷和崔友义的脚印就印在地面上。虽然看不清楚有多少脚印，但是看得出来，那些脚印在那个地方戛然而止了。这就说明，有人刚刚路过了这里，而且在发现了伪军之后立马隐藏了起来。果然，下面的伪军马上就发现了情况，所有的人开始端平枪支了，准备四处寻找。
我爷爷看着崔友义，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啊，现在的情况是，只要被敌人发现了，我爷爷和崔友义就必死无疑。两个人加一个昏迷不醒的伤员，一长一短两支枪，面对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敌人，纵使你有天大的本事，也跑不出去，就只有死路一条。
伪军搜索了对面的土丘后无功而返，开始小心翼翼地往这边的土丘爬上来，崔友义和我爷爷紧张得双手冒汗，但是这一切都是无用的。检查完对面山坡的伪军已经确定，“八路”就在这边的山丘上，他们毫不犹豫地就往这边走来。我爷爷的双手一直握着长枪，看样子，跑是跑不掉了，我爷爷着急地对崔友义说道:“队长，开枪吧，咱们拼了，被这帮下三烂抓住还不如战死呢。”
崔友义没有说话，他知道，现在不能开枪，一杆长枪一旦开火，对面就能觉察到自己的人数，那么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崔友义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小声对我爷爷说:“秀廷，今天咱三个的命就在你手里了，握紧手里的枪，可千万别发抖啊。你仔细看看，能看见正数第二个人吗？”
我爷爷疑惑地点了点头，那个人是个大胖子，肉都快涌出来了，挺着个肚子一摆一摆的。
崔友义又说:“你再仔细看，那个胖子腰上挂着两颗日本香瓜手雷，看见了吗？”
我爷爷看见了，点了点头，一直盯着手雷。
崔友义又说:“秀廷，今天只准你开一枪，不打头，不打脚，就打中间那个人身上的手雷!那是鬼子的香瓜手雷，皮薄药量大，只要你打中，它就会爆炸。”
我爷爷又点了点头。
崔友义伸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爷爷托枪的手，说道:“放近点再打，咱俩能不能活着回去吃猪肘子、泡锅饼，能不能战后回家娶上媳妇儿，就看你这一枪了!”
我爷爷屏住呼吸，紧紧握住枪支，双眼一直盯着那颗手雷，就像他以前没日没夜举着木头枪，盯着红靶心一样。这时，崔友义故意露了一下头，伪军发现了立刻开枪，立时枪声大作。这时我爷爷扣动了扳机，一声清脆的枪声划过饱经风霜的大山，那颗子弹如同长了眼睛，狠狠地打在那颗手雷里，只听一声巨响，手雷在十几个伪军中间炸开了花，立刻伪军倒下了好几个。周围的伪军赶紧趴在地上，只听为首的那个伪军嘴里大声地喊道:“快撤快撤，他妈的，不是土八路，是真八路，他们有迫击炮呢，快跑!”紧接着，剩下的伪军不管躺着的同伴如何呻吟，他们呼啦一下全跑走了。
此时的我爷爷还僵直在那里，食指还勾在扳机上，崔友义没有再说什么，他拍了我爷爷一下，背起伤员，拉起我爷爷就往山下跑。
我爷爷说，那是他一生中最自豪的一枪，那一枪救了自己，也救了队长和伤员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