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到外面去送信时，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蒙山独立支队的队长邵子厚叛变了，他带着队伍跑到临沂城里，当了日本人的保安大队大队长。虽然他的部队在路上跑的跑，散的散，走到城里的时候只剩下二百多号人，可是对于整个蒙山抗日武装力量来说，这毕竟是一个士气上的巨大打击。我爷爷听到这个消息，气不打一处来。那个邵子厚他见过，没投诚之前就是一股子财主的作风，以前在诸满街上，他家就有田产有铺面，还有一个造枪作坊，生产土枪。投奔八路之前整日吃香喝辣的，过得比炮楼里的日本人还舒服。山东纵队为收编他没少费心思。被八路收编后，每到要打仗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他的部队，不是说自己的力量不够，就是自己的部队需要调整。改编一年多了，没见过他打过敌人，光看见他背着个手整天晒太阳了。更奇特的是，他不打日本鬼子，鬼子也不打他，翻来覆去的两家都快和平共处了。当时大家就觉得这家伙不对劲，这不，日本侵华司令官烟俊六大将刚坐镇临沂城，指挥五万日军扫荡蒙山，局势刚一变化，这家伙就像当年他给山东纵队领导说的那样——“识时务者为俊杰”，话没说完就叛变了。幸好邵子厚的部队都是当地的老百姓，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的暴行，有些人说什么也不愿意投降日本人，其中一个营长和我爷爷曾一起给地主干过活，他就带着自己的队伍投了王洪九。当然，王洪九那功夫还打着抗日的旗号。邵子厚带的人半路上跑了一大部分，要不然，邵子厚带给日本人的就是一个独立团。
多年后，我爷爷说，鬼子人少，占不了咱们中国。鬼子鬼心眼多呀，他们就发展伪军，培养汉奸。抗日，很大的一部分任务是消灭这些汉奸伪军，没有了他们这些帮凶，小鬼子就没多大本事了。所以，我爷爷一辈子痛恨汉奸，恨那些没有骨气的人。我爷爷不知道崔友义和王忠得到这个消息没有，任务没完成一半，就急急火火地跑了回去，他必须确保诸满区的人知道这个消息，要是被这个叛徒反身坑上一把，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我爷爷匆匆地跑回区中队，打开门一看，崔友义和王忠都在屋子里呢。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对着一个熄了火的炉子。崔友义的眼睛光盯着那个炉子，脸上透露着复杂的表情，有严肃，有伤心，有难过，总之是五味杂陈。我爷爷一进来就想说话，就想骂娘，嘴还没张开，就被王忠给拦下了:“啥都别说了，让老崔自己静一静吧。”
我爷爷寻思了一下，原来崔友义和王忠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我爷爷把肚子里的话憋了回去，找了点柴火，重新把炉子烧了起来，然后放上一壶水，自己也跟着坐了下来。三个人就这么坐着，坐了好一会儿，我爷爷还是憋不住了，自顾自地说起来:“他奶奶的，我早就觉得那个邵子厚会叛变，这样的人吃香的喝辣的搞惯了，怎么吃得了上山打游击的苦，天当被，地当床，野菜团子当干粮，说起来好听，做起来苦啊，他能吃得消？当初山东纵队为收编他费了多少劲？连徐司令都出面了，到头来还是竹篮提水一场空，反倒便宜了日本鬼子。”
两个人都没接我爷爷的话，我爷爷找不着人说话心里着急，这俩人怎么一点也不生气啊，按照崔友义的脾气，现在应该跳起来了，应该拿着枪去找邵子厚那小子了。今天怪了，这一个个的咋这么安静，难道王忠又给他灌了啥药汤了？我爷爷追着王忠就问:“指导员，你说，邵子厚这王八蛋，说啥也是从诸满街上走出去的人啊，给咱们丢脸不是？”王忠这才接过我爷爷的话来:“邵子厚的事情，部队里早有察觉了，他叛变是早晚的事情。”
我爷爷一听就着急了:“早知道为啥不端了他？”
王忠说:“不是端不了，是不能端。在他没叛变之前解决了他，给以后策反其他人带来太大的心理压力。再说了，他的势力不小，打他双方都有伤亡，得不偿失。只要我们一攻击他，他就会顺势投敌，制造出我们逼他反叛的借口，再说，临沂城的鬼子往诸满派了三卡车士兵，明摆着是帮这个汉奸断后的。八路军对他仁至义尽，他却投敌，他就更失去了民心，这就给讨伐叛军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上级是对的，他的兵不是跑了一多半吗？他现在带了那么点人过去，成不了大事儿。”
我爷爷点了点头，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又问道:“既然早就打算好了，那队长咋还这样啊？”
王忠压低了声音对我爷爷说:“不是邵子厚的事情，是老魏，老魏昨天牺牲了。”
“老魏？哪个老魏？”
“梁邱区的魏立久……”
原来，在昨天夜里，准备去山东军政学校学习的魏立久，在路上遭遇汉奸，中弹身亡。今天早上得到这个消息的崔友义就一直坐在这里，一言不发。我爷爷这才明白，那个长衫里装着怀表，身家丰厚，却毅然决然参加抗日的文化人，没有任何征兆地牺牲了，在他最好的年华，在他的梦想一步步实现的时候，在他受到所有人认可的时候牺牲了。更可惜的是，他没有死在战场上，没有死在鬼子的枪口里，却死在汉奸的枪下。这些不争气的中国人啊。我爷爷突然感到心里空落落的，像是丢掉了一个亲人，丢掉了一个生死弟兄一样，比起邵子厚的叛变，魏立久的死的确更让人痛彻心扉。
王忠看了看外面的太阳，小声地给崔友义说道:“老崔，差不多了，咱们该走了。”
崔友义这才缓过神来，站起来，点了点头，叫上了我爷爷:“走吧，秀廷，去看看老魏最后一眼……”
魏立久的死让人始料不及，这个费县抗日地方武装的标杆人物的轰然倒下，似乎预示着1941年蒙山根据地的日子将异常艰难。在1941年上半年里，我爷爷只是感觉到整个沂蒙山地区枪炮声一停，就特别的安静，安静得有点让人感觉到不自然。在安静之中，又特别的寒冷。上半年，冬天走得特别晚；下半年，冬天来得特别早。等到北边的寒流越过黄河呼啸着走进蒙山的时候，崔友义和我爷爷的生活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候。侵华日军司令部纠集了近五万兵力，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日军司令烟俊六大将坐镇临沂城，亲自指挥。日本人的这次扫荡采取分兵合击、闪电突破、重兵挤压、反复梳理的战术，对大大小小的山头、深深浅浅的沟壑都扫荡了一遍，他们实行“三光”政策，目的是灭绝根据地里的抗日力量，彻底摧毁这片根据地，以绝后患。
崔友义带着诸满区里的十几号人一直躲在山里，几乎所有沂蒙地区的地方武装都在不停地转移。他们不仅要保护自己，还要给留守在山里的部队收集情报，筹集粮食。大兵压境，我爷爷他们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入冬很久之后，我爷爷掰着手指一算，小鬼子已经扫荡四十三天了。这些日子，游击队天天躲藏，山洞、树丛……从没脱过衣服睡觉，身上的虱子都滚成了球，伸手一抓就是一堆儿。天天让鬼子撵着跑，脚板上满是水泡，包脚布上全是血水。那些汉奸嘲笑我爷爷他们“土八路，瞎胡闹，一身虱子两脚泡。”
我爷爷说，真想弄盆热水烫烫脚。喇叭刘应了一句:“秀廷啊，你是又娶媳妇又过年啊，净想好事儿，有口热水喝就不错了，还弄一盆热水来烫脚？你好大的排场。”
一天晚上，我爷爷他们后半夜从日伪军的夹缝中溜出来，钻进青山东面的杨家庄，大家在两间草屋里和衣躺下。那时，天很冷，区中队没有足够的棉衣，轮着谁站岗了，就披上自个的薄被子，我爷爷那床被子还是两年前发的，如今人长大了，被子却没长，于是就盖了上头露出了下头，不过披着去站岗倒挺合适。轮到我爷爷站岗时，鸡叫第三回了，天快亮了。
崔友义坐在屋子里抽烟，他睡不着，这些天，鬼子如一帖牛皮膏药贴在后腚上，让他心烦。突然，我爷爷推门进来说:“不对劲啊，听着西边怎么这么大的枪炮声啊。”
崔友义抬起头来给我爷爷说:“秀廷，你是听错了吧，西边的大青山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枪炮声？大部队不都转移了吗？即便是有枪声，要是声音传到咱们这里，那得多少人在打仗啊。”
我爷爷说:“是真的，队长，我在山头上听了好一会呢。跟过大年夜放鞭炮似的，枪声不少呢。队长，你不是常夸我耳朵灵吗，这枪炮声传到咱这里比蚊子叫还小，可是我能听出来。”
“真的？”
“我这耳朵灵着呢。狗听不见的动静，我都听得到。”
“走，我也去听听。”崔友义拿起枪来，跟着我爷爷来到山头上。崔友义朝着西边的方向听了一会:“怎么那边打起来了？没听说咱们有部队在那里头啊。”
“队长，要不咱们去看看吧，说不定能帮上什么忙呢。”
“去啥去？如果真是大部队打起来了，咱们这几个人去了还不够塞牙缝的。秀廷，我还是不明白，那边应该没有咱们的大部队啊……”崔友义一边自己嘀咕着，一边拉着我爷爷往山下走，走着走着，崔友义突然停住了:“等会，前段日子是不是有人说过，咱们的什么学校在往那边转移呢？”
我爷爷摇了摇头，现在的日本人扫荡这么厉害，各个部队都转移得支离破碎的，相互之间想要联系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儿，有些消息都是道听途说来的，谁都不能确定。再往山下走，还没走两步，崔友义就说:“不行，咱们得去看看，要真是学校让日本鬼子逮着了，那可就坏了。秀廷，把大伙都叫起来，咱们赶紧去。”我爷爷把人叫起来的时候，天快亮了，他们不敢走大路，就顺着山梁走，一直往西走，往大青山方向走。一边走一边听那枪声，等到枪声稍微清晰起来的时候，太阳已高高地升了起来，队伍就得藏起来，崔友义把人藏到一条山沟里，派我爷爷翻过大山去打探消息。我爷爷把破被子扔给老刘，向山顶爬去。等我爷爷返回来的时候，崔友义他们正在吃午饭，我爷爷说:“出大事了，大青山那边出大事了。”
崔友义带着人匆匆地走了。等到他们翻过大山，走到山脚下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周围非常安静，安静得有点不正常，连鸡鸣鸟叫的声音都没有。崔友义小心翼翼地走在上山的道路上，但见周围已经枯黄的草木都有灼烧的痕迹，灼烧的痕迹不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而是隔着很远才有一些。基本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灼烧的痕迹，绝对不是无名的山火或者村民自己烧的了，如果有人恶意地点火，在这个时间段里，整个大青山恐怕都被烧个精光。
崔友义边走边给我爷爷说:“秀廷，你的消息没错，看样子是打过仗啊，这些土窝子都是手榴弹炸出来的。看这手榴弹的数量，怎么看都像是大部队打仗啊，但是这山上一点防守工事都没有，应该是遭遇上了。那也不对啊，要是大部队遭遇上了，尸体应该很多啊，怎么咱们一路上没看到啊。你看那边那个大坑，我的天啊，这是迫击炮啊，你再看那边……”这时候，走在最前面的刘福兰突然叫起来:“快来快来，这草里有尸体。”听到这句话，大家都打了个激灵，甩开步子跑上去一看，一丛乱七八糟的草丛里蜷缩着一具尸体。我爷爷上去把尸体翻过来，死者的头上、腿上都系着厚厚的绷带，白色的绷带已经染得黑黄黑黄的了，还沾了很多黄色的草屑，更神奇的是，绷带上没有一点血迹，这就说明，这些绷带下的伤口不是这次战斗中形成的。仔细检查死者的身上，也没有一点伤口。大家都纳闷了，这个人是怎么死的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半天，也没有一点头绪。想了好半天，崔友义突然倒吸了一口凉气:“我们忽略了一个最主要的现象，他是被活活冻死的!”
先入为主的观念阻挡了我爷爷他们的思维方式，大家在战斗中经历了这么多，死亡的方式就定格在伤口上了，有了伤口，人才有死亡的理由。当大家第一眼看见死者身上的绷带的时候，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上面，却忽略了死者的穿着——寒冬的大山里，这个人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秋衣，而且尸体蜷缩着，这恰恰是他受到严寒威胁最直接的证明。
可以想象，前一天晚上，这个被活活冻死的人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加紧奔跑的速度。当他看到一个可以隐蔽的草丛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然后一直保持着蜷缩的姿势，再也没动一动，直到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失去了性命……可是，是什么样的敌人让他如此的警惕和小心？他又是谁？
我爷爷他们把死者安稳地放在地上，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第一，他应该不是当地的村民，没有人这么冷的天会无缘无故地跑到大青山上来。从身上的绷带看，当地的村民没有人能够缠绕出这么专业的绷带，这种绷带的缠绕只能出自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手里。第二，他也不会是区里的联防队员，几个区大队的人就那么多，大家互相之间就是不认识也应该听说过，而这个人大家连一点印象都没有。第三，他也不可能是伪军，伪军受伤都不会跑的，他们都知道投降了是不会被杀头的。剩下的可能性就只有一种，死去的人是八路军里的一名战士，那么他到底是哪个部队的战士？一个伤员又怎么没有被转移呢？
崔友义环顾了一下四周，指着一个开阔的洼地说:“我们把他放到那个地方吧，先不要埋，找些草把他盖起来。”
刘福兰问道:“队长，放到那么明显的地方，会不会被发现？”
崔友义顿了一下，回答道:“我们还得往前走，我怕前面还有……”说到这里，崔友义突然不说话了。他高高的身躯在寒风中不住地颤抖，他曾经希望昨天的枪声是假的，希望今天的大青山里热热闹闹……而这第一个死者就毁灭了他全部的希望，往前走，也许还有，不，是一定还有，还有更多的事情让他没法承受……
继续往前走，大伙赶到大青山背面的山梁上，更多的尸体就那么横七竖八地出现在眼前。每次看到一具尸体，崔友义就叫人抬回来，跟第一具尸体放到一起。从往后的尸体上可以看出来，这些都是八路军的同志，他们有的人身上还穿着军装，但是大部分人身上都有着和第一个人一样的绷带，只有少数人是健康的。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牺牲的人中还有很多女同志。崔友义他们都不说话，就像这座巍巍的大青山一样，沉默着，安静着，可是每个人的心中却都在翻江倒海。
走到一片开阔地面前，前面的人突然站住了。崔友义也站住了，我爷爷看见崔友义的双腿在发抖，看见他的双手在握紧，看见他的身体在颤动，看见他突然沉下身去，就这么直挺挺地跪了下去，两个膝盖像是没有知觉一样狠狠地砸在地上。我爷爷走过去想扶起他，却突然松了手，因为他又看见崔友义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崔友义哭，当年他被魏老六打得皮开肉绽，都没掉一滴泪。我爷爷顺着崔友义的眼睛看过去，一堆烧塌的小土屋前的地面上，躺着几十具尸体，一间乱石垒的护山房已被烧光了，只留下一个屋框子，四周的土墙上布满了弹孔，地面上布满了弹坑，每个人的方向都是朝向山上的位置，朝向树木密集的位置，没有一个人的脸是对着子弹来的地方，因为几十个人的周围没有一把枪，没有一个手榴弹，也没有一把刺刀，每个人都在逃亡，而显然，没有人逃得出去。血流在一起，像山溪一样地淌向远方，阳光下，血河眩目，让人心颤。
这不是战斗，这是屠杀，这是一群被机枪、大炮武装的恶魔，在屠杀一群手无寸铁的伤员、学生、女人……
崔友义跪下去，冲着大青山狂吼了一声:“天杀的小日本!”
在山里搬运尸体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这期间，周围其他区的队员们也赶过来一起寻找和搬运。等我爷爷他们走下大青山，来到梧桐沟，费北县的通讯员也找到了他们，向他们传达大青山战役战后救助计划。崔友义知道，再让队员们搬尸体已无意义了，因为这里成片成片地躺着死人。
原来这里是抗大一分校的临时驻扎地，在日本人扫荡的时候他们转移过来，没想到就被日本人盯上了。由于是学校和后勤机关及医院、报社等单位，战斗力很低，枪支弹药也不足，面对敌人的围剿，只能选择突围，虽然大部分人还是仗着地势、地形成功突围出去，而伤员、学生和女同志却牺牲了很多。
崔友义说:“大伙分头找，看看有活的吗？别忘了捡些武器弹药回来。”
后来我爷爷说，自从当了土八路，他这是头一回见到死这么多人。那间护林房里淌出的血，流了好远好远，一直流到他的心里。
快到天黑的时候，崔友义在整理一个同志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张写得工工整整的稿纸，打开一看，上面画着一些他看不懂的线条。站在一边的刘福兰说:“队长，这是个乐谱啊。”
崔友义回头一看:“对了，我说咋看不懂呢，这里面也就你看得懂啊。你看看，这是个啥歌？”
刘福兰接过来看了半天，说道:“不知道是个啥歌，只有谱子，没有歌名和歌词啊。”
“你那小喇叭能吹吹吗？”
“我试试。”
说着，刘福兰拿出了腰间的喇叭，开始吹起了乐谱上的曲子。乐谱上的曲子抒缓、悠扬，又充满力量，不住地在大青山里回荡。
我爷爷说，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那首曲子叫什么名字，也从来没听过那首曲子。后来，那首曲子他们听得越来越多了。到我出生的时候，那首歌曲已经人尽皆知了，唱遍全国了，还成了世界级著名的民歌。我上学时，在学校里也一遍一遍地学习那首曲子，我还能记得它的歌词，悠扬，美丽，风光无限，可是也许在我爷爷年轻时候，在七十多年前的日子里，那首曲子给他们的感觉却是泪水……下面，我抄一段它的歌词，也许你也听过它：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
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
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看，
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
高粱那个红来哎豆花香，
万担那个谷子哎堆满场。
咱们的共产党哎领导好，
沂蒙山的人民哎喜洋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