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在蒙山周边建立起来的地方武装力量，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武装力量看起来人数不少，与日伪军的在数量上基本可以持平了。可是真正比起战斗力来，这些地方武装队员就要低很多了，尤其是武器。事后几十年，回忆起当时的县区武装来，我爷爷毫不犹疑地承认：1941年前后来的那帮老鬼子，单兵拼起刺刀来，一个能抵咱们五六个甚至十个，可是到了1944年，不论是力大无穷的崔区长还是喇叭刘，跟鬼子拼起刺刀来，一定是一盘小菜。费北县大队的副大队长王保胜在长埠岭战斗中，一口气刺倒了五个鬼子，弄得鬼子们提起王保胜头就大了。他们悬赏“一两肉一两银，一两骨头一两金”，来换王保胜的命呢。当然，王保胜在东北抗联里就当过排长，军事素质一流。但事实上，1944年以后，鬼子单兵素质明显地差了许多。后来我爷爷解释说:“那些老鬼子差不多都战死了，新招的鬼子兵当然就差多了。”
可是共产党要的是全民发动起来抗日，至于武器，大刀、长矛、木棍、猎枪、土炮，凡是能打死人的都算武器。当初，我爷爷就是腰里别着一把木头枪参加的队伍。
我爷爷说，来到蒙山地区以王忠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带来武器装备，他们带来的是思想和意识。所有的武器装备都需要自己筹集。像徐子仁、魏立久，他们几乎是变卖了家产或通过关系，绞尽脑汁地想法筹集武器。崔友义刚刚接受党的领导时，王忠就告诉他，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要求多少人马多少装备，而是要发展以当地村民们为基础的乡村抗日系统。因此，王忠、崔友义在诸满组织了联庄会、农救会、民兵联防队等等组织，作为诸满的抗日力量。而这样的组织都是地下的，组织的建立是基于乡里乡亲的互相信任，组织内的人几乎都是下地干活的农民，他们基于对外来入侵者的痛恨和对崔友义的信任，而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这样的组织，可是他们本身没有太大的战斗力，这些拿惯了锄头的农民，对于拿枪打仗更是一窍不通。而这些组织则是以后抗日游击队的基础，是八路军115师、山东纵队重要的兵员供给站。115师进蒙山时，满打满算不到两千人。1945年抗日胜利后，部队主力达26万。以蒙山抗日大队为例，王保胜在这七年半的时间里，为115师输送的兵员达1490人，而王保胜县大队之所以整体抽调为主力后，自己并没有塌架，是因为类似崔友义率领的区、村武装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兵员。虽然，这些放下锄头的农民打仗外行，但内行都是由外行转变而来的。当时，我爷爷他们的作战能力比正规的伪军还低。当然，在民间武装力量之中，也有些作战能力非常强的，他们多数为乡镇当地原有的武装力量，例如县大队王保胜部的前身，就是仲林镇的民团（仲村镇在抗日战争时期属于费县，那时的费县很大，蒙山前的平邑、仲村、梁邱、上冶是其中比较大的镇子，诸满跟上述四大镇比还小了一点儿，尽管诸满当时已属繁华之地了。）除此之外，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的组成，还包括国民党撤离后留下的军事力量，甚至还有当地的土匪。这些人对共产主义并不信仰，在抗日战争的漫长岁月中，很容易出现叛变的情况。以蒙山独立支队为例，它的前身是驻诸满一带的国民党临沂专员公署保安第六团，团长为当地绅士邵子厚。为了争取这支武装队伍来一起抗日，一起保家卫国，八路军山东纵队多次对他们进行谈判和争取，最终邵子厚的保安第六团才更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邵子厚接受改编的原因是形势所迫，毕竟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力量都已经撤出了蒙山地区，到1941年五万鬼子扫荡蒙山前，蒙山地区几乎成了八路军的天下，邵子厚出于自保的心态也不得不依靠共产党。那时候，由于115师入主山东，八路军在鲁南的力量已经很可观了，连势力最大的伪军荣子恒都得躲着八路军。再比如臭名远扬的土匪刘黑七刘桂堂，鼎盛时期在老家锅泉拥有近五千人的土匪队伍，配有充足的枪支弹药，是一支日、顽、伪、我四方都想争取的力量。115师抓住刘黑七孝敬父母的特点，曾派一个连长带着礼物拜访刘母，希望她劝说儿子以民族为重，联合八路军打鬼子。费北县长马鸿祥甚至多次面见刘黑七，劝他抗日救国。但是一向享受惯了的刘匪，吃不了当八路的苦。刘黑七被国民党收编后，以国军36师师长的身份带队返回沂蒙山，共产党占领的村镇里还写了“荣归故里，反正抗日”的标语欢迎他，当时的刘黑七也是一口答应下来，并号称为了抗日，丢掉这颗脑袋也值了。刘黑七尽管流寇的本性未改，但是，早年在冯玉祥组织的五原誓师抗战中，他带领自己的两万匪徒加入了冯大帅的抗日大军，做了前敌总指挥鸿吉将军的副手，曾光着膀子挥着大刀冲进敌阵，这次血拼，成了他罪恶一生中难得的闪光点。但他本性难改，这个没有任何政治主张、惟利是图的匪寇，叛变成了他必然的个性。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组合群体本身就是松散而危险的，不光不能指望他们抗日，关键时刻他们别在背后打上一枪就不错了。果不其然，邵子厚部在接受改编后的1941年冬天，日军大举进攻蒙山时，他就拉起队伍投靠了日本人，当了临沂保安大队长。而土匪出身的刘黑七则更是荒唐，这个身无定力、有奶便是娘的家伙，一会儿是冯玉祥的师长，一会是张学良的旅长，一会又成了国民党的师长，一会儿又变成日本的皇协军司令，就这样改来改去的，手底下的人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想来想去还是“大哥”这个称呼最靠谱。
因此，八路军注重发展那些草根民众，尤其是那些苦大仇深的农民子弟，这些人成了八路军抗日的中坚力量。因此，八路军一到蒙山，立刻发动起民众抗日的热潮。看起来风风火火的蒙山脚下抗日武装力量，除了八路军115师的东进支队，也就是当地农民组成的游击队靠得住了。可是，要把世世代代拿着锄头的农民，改造成随时可以拿着枪与敌人作战的士兵，又何谈容易啊。我爷爷说，那个时候，队里要求大家学会打枪，可是队里的枪支少得可怜，十几个人才四五条枪。弹药少，每条枪配上五六发就不错了。于是大家想了一个主意，队里有木匠出身的，让他用木头做成一个一个枪的模型，然后把木头里面掏空，按照真实枪支的重量在里面填充上石子儿，然后再让大家这么举着。我爷爷就这么举着木头枪，眼睛盯着前面靶子的红心，一举就是一个上午。多年后，当我爷爷成了区上有名的快枪手，打起敌人来一枪一个的时候，这才知道，这样的练习是多么的值得。可是，在当时，这可是个要命的活儿。刘福兰举着举着就想泄气，他对我爷爷说:“这还不如给人家吹一天喇叭来的舒坦呢。”我爷爷点了点头:“是啊，当初给人家背一天的石头，也没有这么累啊，这背石头还有歇歇的时候，这咋举着个木头枪都不让动弹呢？”不过，崔友义说了，练枪就得这么练，适应了枪支的形状和作用，打起仗来才能比别人打的快，打得准。要做到举枪、瞄准、射击三个动作一气呵成，要是遇见日伪军了，再去现瞄准，那还不让敌人一枪崩了啊？王忠说得更玄乎:“战场上生与死就取决于谁的枪法准，出手快，一秒种决定死活。你们看见八路军，就是115师的那些老兵，百米之内打小鸟，一枪一个，那是人家练出来的，谁天生会打枪？”
其实，当时摆在我爷爷他们面前最困难的事情，不是那座高耸的炮楼，更不是练习枪支的劳累与辛苦，而是根本就没有枪。队上仅有的几把钢枪，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破烂货，有的连个瞄准星都没有，有的枪管都不直，拿回来了还得自己重新修。那些枪支能保证子弹是往前打的，而不是往后打的就不错了，至于你想往哪里打，什么时候打得准，就得看天意了。想来想去，还不如村子里的火枪用得舒坦呢，那玩意也不用像钢枪一样，三点一线地苦练靶心，填上火药开枪就行。
枪支弹药的事情一直困扰着抗日武装，八路军也好，地方武装也好，整个蒙山地区还没有造武器的能力，从西边运过来的武器连正规军都不够用的，别说游击队了。没有足够的枪支弹药的地方抗日武装，一旦碰上装备精良的日伪军，是相当危险的。有一次。崔友义他们刚刚下了山，就迎面遇见一群气势汹汹的伪军，打眼一瞧，足足有五十多号人，一个个荷枪实弹的，像是在执行什么任务一样。崔友义赶紧招呼大家隐蔽，可是为时已晚，走在最前面的我爷爷已经露了半个身子，被伪军发现了，结果几十号伪军二话不说，照着我爷爷这边就追过来。队里头有枪的人举起枪来想打，被崔友义一把拉了下来:“打个屁啊，看见那清一色的中正式吗？一看就是国民党投降鬼子的部队，咱拿什么跟人家打？赶紧往山上跑吧。”说完，崔友义带着大家转身就往山上跑，边跑边喊着:“分开跑，分开跑，别扎在一堆。”队员们一听就傻了，到底谁和谁分开跑啊？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没有什么战斗经验，也没有纪律性，真到了打仗的时候，谁都拿不定主意了。崔友义冲进人群中胡乱一扒拉，把人分了一下:“有枪的人带两个没枪的人，三个人一组，分开跑。”大伙这才明白过来，纷纷朝四周跑开。崔友义拿着一把长枪带着我爷爷和刘福兰作为一组，往北边跑。我爷爷说，那把破枪的木托都快掉下来了，看起来还不如那木头枪模型结实，而当时也没有子弹夹，所有的子弹都被装在崔友义的布袋里，满打满算也就五发。崔友义刚才说的对，就这装备，“打个屁”!天王老子来了也打不过人家，能跑就赶紧跑，跑掉一个是一个，保命要紧啊。
跑着跑着，跑在最前面的刘福兰突然大叫起来:“坏了坏了，跑歪了，跑歪了，前面应该是个悬崖，错不了错不了，他娘的，是个悬崖来着!”崔友义和我爷爷一听，也跟着慌了神。吹喇叭的刘福兰经常走南闯北的，号称蒙山的百事通，大山里的路没有他不知道的，只要他说前面是悬崖，就一定是悬崖。我爷爷在后面不停地责怪起来:“刘喇叭啊刘喇叭，这节骨眼上，你咋就不认路了啊，你不是百事通吗？”刘福兰在前面焦躁地喊起来:“我那百事通平时是管用啊，这后面几十号人拿着枪追着呢，脑子都成一盆浆糊了，还通个狗屁！奶奶的，光顾着跑得快了，谁还顾着往哪里跑啊。队长，队长，咱们赶紧回头，前面就是几丈高的悬崖，再跑咱就钻死胡同啦!”崔友义回头看了一眼，马上回过头来，大声喊着:“跑，继续跑，汉奸还有几百米远就到了!”于是，三个人只能继续往前跑，前面就是一个五六丈高的悬崖。几个人一看这架势，直接泄了气，除非长了翅膀飞过去，要不然没有人能过得去那条鸿沟。
那是我爷爷打游击的时候第一次走投无路，前面是不可逾越的悬崖深沟，后面是几十号拿着长枪的伪军，看起来怎么都是个死。我爷爷从腰里抽出一把杀猪刀来，刘福兰也拿出一把砍柴的斧头，两个人开始背对着悬崖，我爷爷说:“队长，回头拼了吧，杀一两个，咱们也就赚了!”听了这话，崔友义哭笑不得:“拼？拿什么拼？是拿你那个连猪都捅不死的小刀，还是老刘那把生锈的斧子？走不到人家身边，就让人家用乱枪打成马蜂窝了！”
我爷爷越来越着急了:“那咋办，那咋办，总不能让人家活捉吧?到时候再在诸满街上游个街，然后挖个坑活埋了，我可丢不起那个人!”
崔友义没有答话，探头往山崖下看去，山崖下是一片开阔地，长着半人深的荒草，草地上一团一团地长着一些荆丛，至于草下边具体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崔友义看了一下，说:“宁愿埋在山里，也不能让敌人抓了去。把你们手里那杀猪的刀子、砍柴的斧子都给我扔下去，咱们往下跳，是死是活，就看老天爷的意思了。”听了这话，刘福兰和我爷爷都有点犹豫，毕竟下面是什么情况，大家都不知道，万一下面是石头，跳下去就是个死啊！两个人正犹豫的时候，后面的伪军已经追上来了，咋咋呼呼的，能看得清楚伪军身上的子弹袋子了，突然一颗子弹从几个人身边划过。崔友义扔下了那把长枪，“蹭”的一下就率先跳了下去。我爷爷和刘福兰也把手里武器扔下悬崖，跟着跳了下去……
我爷爷只感觉到耳边的山风呼呼地吹，就像是腾云驾雾一样，可是这种感觉很短暂，只听“扑通”一声响，我爷爷就砸到地上了。那一瞬间，我爷爷感觉到整个身子都碎了，疼得难受，我爷爷寻思，这下子肯定完了，估计不死也是个残废了。没想到缓了一下，动了动手脚，身上除了疼，并没有伤着要害。我爷爷感到手里黏糊糊的，伸手一抓，原来悬崖下面的地面上都是松软的泥土，看样子是一条几乎要干涸的河流了，厚厚的淤泥和高高的草丛，起到了缓冲的作用，这才救了三个人的命。汉奸们追到悬崖，他们探着身子看了看深沟，一片一片的草丛和杂木，哪里有土八路的影子？他们气急败坏地胡乱打了几枪，骂骂咧咧地走了。
等悬崖上没有了动静，三个人才爬出草丛，崔友义找到那杆破枪，我爷爷找到了那把杀猪刀，刘喇叭找到自己的砍柴斧，三个人相视一笑，匆匆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崔友义不住地说:“必须想办法弄枪，要不然连跟伪军抗衡一下的实力都没有，更别说鬼子了，光等着人家打咱了……”
我爷爷无奈地问道:“咱们又不会造枪，去哪里弄啊？”
崔友义说:“抢呗，谁有枪，咱们就抢谁的。”
为了补充自己的枪支弹药，崔友义和王忠商量，想去端掉一个伪军的据点，不用抢多了，有个十来把钢枪就能解决队里最基本的需求了。不过王忠觉得这样有点冒险，弄不好再赔进去人命就不划算了，好不容易招来的兵，不能在这种事情上无缘无故地遭到消耗。作为指导员，王忠永远都是那么小心翼翼。崔友义看劝不动他，就笑着对他说:“要不咱们组织大伙投票表决吧。”王忠这才答应了，毕竟要少数服从多数嘛。一听说要去夺枪，所有人都兴奋了，都没用第二轮投票，崔友义得意地数着手中的木棍棍，说:“都是长的。这就等于全票通过了。”王忠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好像是被耍了。崔友义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肩膀说:“指导员，放心吧，就伪军那帮东西，你别看他们白天人模狗样的，天一黑，一个个都变成了胆小鬼。况且今天他们刚把咱们赶到山里，他们绝对想不到咱们会半夜杀回去。”
决定好了，到了晚上，崔友义就带着人猫着腰进了伪军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是鬼子设在外围的一个哨所，离炮楼很远，驻扎的人也比较少，只有十来个人，这帮子伪军，由于山高皇帝远，一向散漫惯了，晚上赌牌成了常事，崔友义才选择这个地方下手。到了晚上，村子里都灭了灯，据点里的人应该差不多都睡了，崔友义就带着人往据点里面走。走着走着，据点前面突然吵闹了起来，隐隐约约见着几个人往门口走呢。崔友义赶紧招呼大家隐蔽起来，大伙在草丛里猫起来，往里一看，里面的人似乎是刚喝完酒，正三三两两地站在据点门口尿尿呢。我爷爷在后面小声骂着:“妈的，都这个点了，还喝酒，让日本人知道了不弄死他们。”崔友义说:“这可是掉在咱们口中的肉啊，不吃都对不起自己。不过你们看啊，这帮子人看样子没少挨日本人的打，出来拉尿，每个人都带着枪呢。”大伙一看，门口的几个人还真是都背着长枪呢，看来日本人没少揍他们，按照他们的德性，自己在家门口喝酒肯定是不带枪的，最终这是被日本人打出记性来了。大伙抬头的功夫，对面的伪军似乎发现了这里的动静，举起枪来，大声喊起来:“谁，谁在草丛里？”
崔友义小声嘟囔一句:“坏了，被发现了，秀廷上去说话，就说是刘黑七的人。”
我爷爷赶紧站起来，冲着对面喊道:“兄弟，是我们啊，兄弟，别开枪啊，自己人。”
伪军举起枪，问:“自己人？哪部分的？”
我爷爷回答:“和平救国军刘师长的人。”
“刘爷的人啊，大晚上的，咋到了这里啊？”
“说来丢人啊，我们奉命去村子里捞点儿便宜，有个兄弟贪色，非让人家小媳妇陪着喝酒，这不，喝高了，不认识路了。”
我爷爷把瞎话编得跟真话一样，惹得后面的人都想笑。对面的伪军已经笑起来了:“哈哈，喝啥酒啊，是喝花酒了吧。你们刘师长可是天天做新郎，一村一个丈母娘啊，真是有蟹将就有虾兵啊！行了，过来吧，拍着双手过来啊。”
崔友义一听，坏了，看样子这些伪军被日本人训练得挺厉害，拍着手过去，枪就得背在身上，这要是到了跟前，人家手里拿着枪呢，自己的枪在背后背着呢，再快也来不及啊，还不是被人家一枪就给打死了，这可怎么办啊？正在犹豫的时候，那边的人又催起来了:“赶紧点啊，拍着手过来，再不过来开枪了啊。大晚上的，皇军可是有交待，遇见人先开枪再说。”
崔友义知道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开了枪，把炮楼里的日本人引出来，大伙都活不了。崔友义小声对大家说:“一只手端枪，另一只手打自己脸，使劲拍，拍出声响来!”说完，崔友义第一个带头，一只手拿着枪，一只手拍着腮帮子往前走，大伙也跟着在后面拿着枪，拍着腮帮子往前走。对面的伪军一听这边的人拍着巴掌了，也就放松了警惕，手里的枪也就背在肩上。等到崔友义他们走到面前的时候，伪军们才傻了眼，眼前来的人一个个举着枪，拍着自己的腮帮子呢，这阵势哪里见过啊，唉，还是乖乖就擒吧。我爷爷他们把伪军的枪抢了过来。崔友义低声命令两个队员看住这四个伪军，他带着我爷爷和刘喇叭、王忠几个人，冲向亮着灯的房子。房内，伪军班长正醉眼朦胧，看了一眼崔友义，骂道:“就你们几个吃货尿泡大，半天才尿完。”
我爷爷几步冲到他跟前，用刚缴获的中正式步枪对着他的脑门，厉声喝道:“睁大你的狗眼，老子是八路，不想死的都给我双手抱头蹲下来！”
伪军只顾跪在地上求饶。崔友义命令伪军抽出自己的腰带，说:“我们今天是来借枪的，不杀你们。枪到手了，我们走了。”走了两步，崔友义又回头说:“不杀你们可以，对了，你们开始打自己的腮帮子吧，打到肿了为止，不能停啊，我们还说不定什么时候走呢。”
刘福兰从屋子里把弹药也扛了出来，大伙背着缴获来的长枪和弹药走了，留下身后一排不住地拍着自己腮帮子的伪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