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日本军队侵占费县城，虽说当时守城的国军不战而逃，让日本人不费吹灰之力夺得蒙山前最大的城市，但在县城南的东流庄，日本人却尝到了民间力量带给他们的伤痛。其实不光是我爷爷弄不明白，就连日本人也在纳闷，拥有国家武装力量守护的县城，没给日本人带来伤亡，一个小小的村庄，一个只有民间自发武装力量的小村庄，却让大日本皇军付出了死亡78人的代价。（当然，我爷爷从来不说，东流庄村民在那场战斗中还打死了21名伪军的事实。）
日军大摇大摆的进城时，大队的中国人举着太阳旗欢迎他们，每每说起这件事，我爷爷就一肚子气。我爷爷说做人要有骨气，一个爷们没有血性怎么成？
县城除少量日本军队外，另外建立了9个伪警备大队，34个分队，1个自卫团，在费县城周边较大的集镇中驻扎一个大队。1940年，日军在诸满建立据点，驻扎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连官带兵才31人，驻扎伪军却高达400多人。诸满是这样，整个蒙山地区也是如此。1941年，5万多鬼子扫荡蒙山后，八路军主力被挤出蒙山，当地武装及费北行署被困在蒙山，日军围绕蒙山根据地建起几十个据点，守备的日军只有一个大队和一个骑兵快速小队，不足600人，而汉奸就有8个大队，23000多人。汉奸成了敌后日军得力的帮凶，成了敌后抗日武装重要的对手。
虽然据点内的日本士兵数量并不多，但每一个据点的防御工事却做得相当严密，鬼子们是以纯军事的角度，来设计这些据点的，以当时山东纵队的那些武装，想要攻打这些据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以诸满街据点为例，据点距离诸满大街很近，足以严严实实地看着诸满的一举一动，三八大盖足以射击到中心大街。重机枪可以封锁红峪子山口。尤其是那两门炮，打到大顶子山简直就是一盘小菜。日本人的据点建得相当有学问，中间是座高炮楼，炮楼周围挖着又宽又深的鸿沟，鸿沟边上都架起了铁丝网，地底下还挖了地堡，地堡和炮楼通过甬道相连。射程之内，原本长着的树木和花草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从炮楼上往远看，是一片开阔地，直接看到几里外的动静。炮楼里架着几尊黑漆漆的小钢炮，配合着开阔的视野，那些小钢炮打起来又准又狠。这样的防卫设施，仅有步枪和手榴弹的地方武装基本上是无法攻破的，光那几门黑漆漆的小钢炮就够游击队员们受的了。那一个小队的日本士兵平时从来不出据点，据点里一天到晚灯火通明，待在里面的日本人和伪军，就像是铁了心要驻扎在里面一样，只能看见他们整日有序地来回警戒放哨，除了行动绝对没有哪个日本人独自走出来。而当据点里的日伪军队浩浩荡荡地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指不定哪个村庄就要遭殃了。
我小的时候，父亲常带我到诸满街北面的瓠子山，那是日本人占领诸满后，在山上修的第一个炮楼，用水泥和石块砌成。几十年过去了，水泥依旧比石头还硬。这座炮楼高十米，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常年驻有一个班的鬼子，整个山头围上铁丝网，一门九二式山炮高耸着，随时可以支援方圆几十公里的任何军事行动。两面相连的土丘上驻扎伪军两个连队，土丘与炮楼间挖了一人深的交通壕……我爷爷在1943年的一个夜晚，按照县大队命令：骚扰鬼子兵，区中队佯攻瓠子山。结果让日本人的机枪把棉帽子打掉了，我爷爷说，要是子弹再往下半寸，他当场就玩完了。
那年五月，天气已经开始转热了。崔友义身板大，出汗多，在树底下得坐上好一阵子才能凉快透了。此时的诸满街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迈的人，仍然是一盘散沙，崔友义为了能把大家联合在一起，整日整夜地把街上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开会，说是开会，其实就是晚上坐在一起喝茶聊天罢了。那茶是我爷爷从山上采的本地茶叶，碧绿的叶子用山泉水一煮，很好喝。街上的年轻人对于如何打日本鬼子、打伪军，还都是一头雾水，毕竟谁都没拿枪打过仗啊。不光是他们，连崔友义和我爷爷都是一头雾水，我爷爷坐在崔友义家门口，给开会的人望风的时候，望着远处那几座高高的炮楼，没有一点信心。我爷爷经常问崔友义:“王忠口中的那些打日本鬼子的部队，到底是个啥样子啊？光看见穿着黄色衣服的日伪军了，王忠的部队能打过那些拿着长枪的鬼子吗？”崔友义摇了摇头，一会儿又纠正我爷爷:“不是王忠的部队，是共产党组织的部队。听说前些日子一个大官带着一支部队到了费县，跟国民党谈抗战，也有人说他们到过瓠子山北面的古镇青驼寺，同鬼子隔着蒙河相持，到底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反正挺厉害。”
我爷爷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到了五月末，一直待在街上的王忠出去了好几天，街上有的人说王忠搬救兵去了。有的人说，瞎扯蛋，还指望救兵呢，王忠别跟魏老六学，自己跑了就行了。过了好几天，王忠才回来，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喜悦，他让崔友义跟着他去开会。崔友义纳闷地问他:“开啥会啊？去哪里啊？”
王忠说:“反正地方不近，别管了，跟着我走就行，各个镇上都会有人去开会。”
崔友义又问:“为啥要我去啊？”
王忠又说:“现在你是诸满街上的领导人啊，你不去谁去？”崔友义还想问啥是领导人，想了一下，还是没问，怕问多了让王忠笑话。于是，崔友义就带着我爷爷跟着王忠去开会了。
王忠说:“秀廷就别去了。”
崔友义说:“你不知道，他人小鬼大，精着呢，咱带上他保准儿不吃亏。”
数十年后，我爷爷对我说，第一次跟着王忠去开会的地方很远很远，就顺着蒙山脚下一直往西边走，走了一天多，最后走到一个叫白马峪的地方。一起来的人大家互相不怎么熟悉，但是有些人是见过的，一听口音也知道，再远，也翻不过蒙山去。果然，互相一介绍，都是费县城周边的镇子上的人。大伙穿的都挺有意思，有的穿着和我爷爷、崔友义他们差不多，一看就是庄户人家；有的穿着还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衣服，一看就不合身；有的还穿着大长褂子，戴着眼镜，估计是识字的人，还有的竟然光着脊梁，光披着一件毛绒绒的蓑衣。有个来自梁邱镇的叫做魏立久的人特别显眼，一身衣服那叫个好啊，兜里竟然有个怀表，我的天，我爷爷一直到1949年建国之前都没得到一块怀表。我爷爷小声地问崔友义:“有钱的人不都跟魏大老爷一样跑到南边去了吗？他怎么也跟着咱们来开会？”
崔友义小声地告诉我爷爷:“他们都是和咱们一样的人，别管有没有钱，都是为了抗日救国，大家才走到一起的。”
一到了叫白马峪的那个村子，我爷爷就感觉到这个村子完全不一样。小村庄看起来已经来过好多人了，一副嘈杂过后的样子，但是嘈杂之后又显得规规矩矩，很有秩序。进村子的时候，我爷爷和崔友义就看见一些背着长枪的当兵人，有的站在村子周围，有的来来回回地走动。不过那些当兵的人我爷爷他们没见过，他们都穿着灰色的军装，脚下穿着黑色的布鞋，腰上缠着一溜布袋子，如果不是背着一杆长枪，这身装扮哪像当兵的啊，以前街上魏老六家的长工都比这些人穿得好，要知道我爷爷以前见过的兵，可都是穿得体体面面的，鬼子不用说了，一色的黄色军装，一色的皮鞋，连汉奸都是四个兜的军服呢。不说每个人都有皮鞋吧，至少腰间也得有个闪亮闪亮的大皮带子吧。在我爷爷以前的想象中，当兵，可是吃香喝辣的活儿，大土匪刘黑七招人的口号就是：三十亩地靠沙河，不如钢枪压着脖。谁家出了个军官，连有权势的地主家都不敢惹他。尽管那些地主背地里喊这些兵“丘八”，可当着面都是满面笑容地喊“军爷”。
走着走着，一伙人到了村子里的一块空地上，王忠招呼大家坐下来，说一会有人来开会。我爷爷和崔友义就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接着，大伙开始聊起来，互相认识了，到了这里，聊的也都是各个镇子打日本鬼子的事情。还别说，聊来聊去，还就是那个有钱的魏立久做得最好，据说，现在他手底下就有不少会开枪能打仗的年轻人，他的队伍清一色的汉阳造，当然，他自己有一把匣子枪，德国造。他的卫士班八个人全是中正式步枪，那枪跟鬼子的三八大盖相比都不逊色，这些装备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那个叫徐子仁的更有办法，他哥在张学良手下当团长，他手下的那个大队有四十杆长枪，子弹充裕。徐子仁自己腰间斜插着一把德国产的匣子枪。崔友义无比羡慕，什么时候诸满街上也能有这样的队伍啊。聊着聊着，只听不远处的大路上，由远而近地传来嘈杂声，有人就站起来看，刚站起来，就听见有人喊道:“快看，快看，好多人啊，都拿着长枪呢。”我爷爷和崔友义一听，也都站起来看，一看，大伙都震惊了。在远处的大路上，太阳底下，无数的像刚才一样穿着灰色军装的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向这边走过来，每一个人的步伐几乎一致，整个部队在一个相同的节奏上，浩浩荡荡地往这边走着，像是有几千人，不，像是有一万人那么多。到底有多少人，我爷爷数不清，他只记得一句话：人数上万，无边无堰。士兵们背上一杆杆油光铮亮的长枪，在太阳底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整个大地似乎都在颤动，每一个人的心中似乎也在颤抖。人群中不时地爆发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评论声，有一个人大声喊道:“快看，远处开来一座房子啊!”果然，在那些士兵的中间，一座座像是小房子那样的东西开了过来。穿长袍的人在边上笑着说道:“那不是房子，那是由高头大马拉的房车，拉东西用的。”
我爷爷忍不住地问王忠:“这是什么队伍啊”
“八路军，是从大西边开过来的八路军。”
八路军？我爷爷睁大了眼睛，他想起诸满据点的鬼子兵遭地雷炸的一幕。
有的人又憋不住了，冲着王忠问道:“老王，那是谁领的部队啊？好威风，你说，是不是咱们的部队？”
王忠笑着说:“是，是咱们的部队。”
“咱们的部队来这里干嘛？”
王忠大声地告诉所有人:“打鬼子!”人群中顿时响起一阵欢呼声。我爷爷早已经看傻了眼睛，以前他看见过国民党的部队，他们看见过日本人的部队，他们看见过伪军的部队，可是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让他感觉到震撼，让他感觉到温暖，让他感觉到想要大吼出来的激动。
部队匆匆而过的时候，远处来了几个士兵，带着大家进了一个院子。等到大家坐好的时候，从院子里面出来一个人。那个人一脸胡子，看起来像个小老头子，瘦瘦的，中等个子，穿着和普通士兵差不多，只是身上没有任何武器，戴着一个大大的黑色边框的眼镜，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出彩的地方。可是等他走出屋子，站在大伙前面的时候，突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气势扑面而来，让人敬畏，却又让人激动。旁边有一个人给大伙说道:“现在请政委给大家讲两句。”众人都安静了下来，我爷爷看见魏立久拿出了一个小本本，还拿出了一只笔，戴眼镜穿长衫的那个人也拿出了纸和笔，周围识字的人都拿出了纸和笔。我爷爷和崔友义没有纸和笔，因为他们俩认识的字加起来也不够十个。
正是这次丢丑，让崔友义奋发。他对我爷爷说:“秀廷，咱俩得学认字。”（数十年后，我爷爷对我说，崔友义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后来没几年，他就识了很多字，还能写信读报呢。）那天，我爷爷太兴奋了，早就忘了那个政委讲什么话。等到离开村子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摩拳擦掌了，每个人都准备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大干一场。走在村子的村口，我爷爷看见刚进来的时候那个站岗的士兵，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那个士兵的脸庞青涩，看起来和我爷爷差不多年纪，我爷爷很想跟他说一句话，但是他不知道说什么。我爷爷就站在那个士兵的旁边，张了张嘴，可是嘴里只能发出“嗯嗯，啊啊”的声音，因为我爷爷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我爷爷心里不想叫他“军爷”，那么是该叫“老乡”呢，还是该叫“兄弟”呢？我爷爷就那么站在他的边上，这时候，王忠和崔友义在后面有说有笑地走过来，我爷爷赶紧问道:“我该怎么称呼他啊？”王忠笑了，崔友义也笑了。王忠说:“你该叫他同志。”
同志？好陌生而又熟悉的名字，好简单而又复杂的名字，这个世界真奇怪，还有姓同的。我爷爷半天才慢慢地说出口:“同志，你……”没想到，还没等我爷爷说完，那个士兵突然笑着对我爷爷说道:“同志，你好!”随后给我爷爷敬一个军礼，这是我爷爷见到过所有扛枪人中，给他最长脸的一次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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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罗荣桓的八路军115师一部正式开进了沂蒙山地区，于是，在沂蒙山地区，由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其中包括连亘蒙山脚下，从西北到东南的八个抗日游击大队，以及蒙山独立支队、县大队等等，共计十几支武装队伍，这些武装队伍每一支有几百人、几十人不等，他们有着扎实的民间基础和抗日热情。整个沂蒙山脚下，抗日的力量已经星火燎原般地站立起来了，饱经风霜的人民开始看到了前景，看到了希望……
——《费县党史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