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真的来了，大街上骑着大洋马、挂着军刀的日本军官不停地转悠。我爷爷说，这个鬼子头目挂在腰间的军刀，跟东流庄人被土炮轰死的那个鬼子头的刀一模一样，都是长长的带点弧形的那种。多少年来，我爷爷一直纳闷，这瘦长的刀怎么不断裂呢？东流庄上的老铁匠打制的大刀片子，厚厚的，都能砍成两截儿，小鬼子就是贼精。
县城里的大户人家跟着姓张的县长，陆陆续续地往南边跑了，他们和临沂城里的王洪九、诸满街上的魏老六基本上就是个前后脚。镇子上剩下的跑不走的人把房门一关，谁都不敢露个头出来。日本人似乎也不急着去挨家挨户地破门抢东西，他们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叫镇上的年轻人给他们盖炮楼，每家每户出一个劳力，自带工具、干粮。有些家底殷实的人家舍不得出力，就开始在街上找人替他们出工。这样一来，我爷爷又上岗了。一天晚上，一户人家把一包袱地瓜干煎饼、十个鸡蛋、一罐咸菜，外加半袋子高粱米，送到我爷爷的破房前，说:“秀廷啊，只要你替我去干活，这些东西就归你了。”就这样，我爷爷从给地主打工，变成了给日本人盖炮楼。我爷爷说，当时跟着他一起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没饭吃的大孩子、年纪大的老头子，年纪轻轻身强体壮的没几个。
日本人在诸满镇的东边盖起了炮楼，连着周围的地势地形就成了一个据点，驻扎着一个小队的鬼子，后来，这个小队的士兵虽说多次换防，可是小队的编制一直满员，可见鬼子对诸满的重视程度。紧挨着炮楼的地方是汉奸大队部，那些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当地人，换了一身衣服就成了日本人的帮凶。我爷爷喊他们二鬼子。崔友义说，他们就叫汉奸，二鬼子都是好听的。后来，有个叫王忠的货郎告诉他俩，日本人之所以轻易占了大半个中国，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汉奸帮了大忙，抗日必须消灭汉奸！日本人基本上很少出炮楼，即便是在那里干活的我爷爷也极少能看见日本人，督促他们干活的基本上都是汉奸，帮着鬼子祸害老百姓的也是汉奸。
有一天，大伙儿正在干活的时候，旁边一个年纪稍微大点的人跑过来对大家说:“听说了吗？日本人的活不能干啊，咱们想个法子赶紧跑吧！”
“怎么了？”
年纪大的人压低了声音:“昨天晚上，绍庄让日本人杀了十几口子……”
原来，昨天下午的时候，一队日本兵去绍庄抢粮食，挨家挨户地搜完东西之后，整队的日本兵就回了炮楼，落在最后的一个曹长看上了一个年轻的媳妇，结果当着老婆婆的面强奸了人家的媳妇。媳妇的婆婆跟着曹长，一路跟着一路哭，一路数落日本兵，说自家媳妇儿多么的无辜，说前面这个日本鬼子挨千刀的不是个东西，说着说着，曹长烦了，抽出刺刀回头一刀捅在婆婆的肚子上。婆婆握着刺刀，一点点地在地上晃悠。曹长就这么站着，笑着看在血泊中痛苦挣扎的老婆婆。正在这个时候，村子里一个姓邵的屠夫刚从邻村喝酒回来，看见了这一幕，二话不说，上去就勒住了曹长的脖子。曹长这时候才反应过来，想抽老婆子肚子上的刺刀，却被绍屠夫死死地勒住了。杀猪的人劲大，手腕子上的劲儿更大，结果曹长就这么活活地被勒死了。看见被勒死的曹长，屠夫也吓了一大跳，身上的酒全都醒过来了，这可怎么办啊？周围看见的村民都开始往家里跑，开始收拾东西，准备避难。屠夫站在原地想了半天，他抱起曹长的尸体，拴上石头，扔在了猪圈后头的粪便池子里。屠夫想，现在应该是万事大吉了吧。可是没想到的是，地上的血迹和日本人的刺刀还没处理呢。此时，回到炮楼上的日本兵发现少了一个曹长，回过头去找，这一找不要紧，地上还丢着一把刺刀，满地的血液。于是，日本人开始挨家挨户地找凶手，挨家挨户地杀人，只要没来得及跑出村子的人，都被日本兵杀害了……
这个消息引来了干活的人，大伙纷纷聚在一起，那个传来消息的人把这些话说了一遍又一遍，所有人都没有问话，也没有接话，就是静静地听着。由于惊恐，每个人单薄的衣服之下都已经大汗淋淋了。突然，大家的身后响起了一声巨吼，回头一看，监工的汉奸从远处咋咋呼呼地跑过来了。汉奸一边挥着手里的鞭子，嘴里一边骂骂咧咧:“他娘的，又聚在一起干什么？偷懒啊？这几天挨的鞭子还少吗？”话刚到了耳边，鞭子也跟着到了身边，长长的鞭子狠狠地敲打到地上的大石头上，留下一道白色的痕迹。按照往日的情况，此时大家都会马上缩起脖子回到工地上去干活，可是今天仿佛所有人的身体都结冰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只剩下长鞭在地上一声一声地敲打着。汉奸看见这个情况，也有些发愣，可是愣的时间不足数秒钟，他的鞭子就打在一个人的后背上，那个人的身体一哆嗦，接着往前踉跄了一下，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人群中有个老人向汉奸说道:“昨天绍庄让鬼子屠村子了，没躲的村民全死了。”
汉奸悠闲地点上一根烟，笑道:“一个一个吃不饱饭还多管闲事，绍庄是绍庄，你们是你们。他们被屠村了，都死光了，那是他们的事，你们这不还没死吗？”
“日本人的活不能干啊，咱们辛辛苦苦给他们干活，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咱们也得死啊！”
“放屁!”汉奸的皮鞭子又一次挥了起来:“你们干活可能不会死，不干活就一定会死!绍庄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他们杀了一个皇军，你们又没杀皇军，怕什么？赶紧去干活，你们再这样磨洋工，等到皇军来了，就怕你们和绍庄的人一样喽。”说完，汉奸开始一个一个地往工地上拽人，可是不管他怎么拽，怎么踢，怎么打，大伙就是一动不动。有的人被打得趴下了，干脆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就是不往回走……
这时候，炮楼里的日本人听见了动静，十来个日本士兵端着长枪跑过来了。汉奸一见日本人往这边跑，手里的鞭子敲打得更加响亮了。等到日本人到了身前，汉奸马上弓着腰，拿着烟往前凑，给为首的士兵点上一根烟，笑着看着他。日本人点上了烟，吸了两口，指着聚在一起的人问汉奸。汉奸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他们闹情绪呢，偷懒呢。我这不正在教训他们吗？”说完，汉奸手里的鞭子一下子又敲打在一个人的腿肚子上。日本人看那个被敲打的人只是踉跄了一下，并没有太大的反应，脸色瞬间就变了，他马上从汉奸手中夺过鞭子来，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日本人的鞭子没有打在大伙身上，而是狠狠地打在了汉奸的腿肚子上。毫无防备的汉奸“哎呦”了一声，差一点跪在地上，双手不住地抚摸着自己的小腿肚子。日本人笑着问道:“疼的干活？”
汉奸不知道怎么回答，似乎感觉说疼了自己好像连个干活的都不如，他马上站直了身子，冲着日本人笑着说:“太君，太君，不疼，不疼……”日本人远远地把鞭子扔在一边，冲着汉奸打了两巴掌。汉奸被打得一愣一愣的。人群中有人小声嘀咕着:“难道日本人有良心了？”只见抽烟的日本人冲着后面的人小声说了几句什么，一个士兵就跑回了炮楼，不一会儿，抱着个东西就回来了。大家一看就傻眼了，日本人怀中抱着一个木棍子，那根木棍子，两头被磨得光秃秃的，整个木头被火烤了一遍，黑漆漆的，隐约看见上面有些凹凸不平的小刺。
日本人把木棍立在汉奸身边，冲着他说了几句什么。汉奸的脸色一点一点地发生着变化，最终变得苍白无力，之后他回头对大家喊道:“太君说了，你们偷懒不干活就得受到惩罚，刚才那个鞭子太轻快了，怕你们记不住，得换一个大点的，有劲的。看见我面前的这根木棍了吗？这就是以后你们犯了错误要受到惩罚的工具。现在每个人跪在地上，太君要惩罚你们了。太君说了，只要你们撑过去三棍子，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汉奸还没说完，人群中就炸开锅了:“打三棍子还不得一个月下不来床啊？”
“那是你，你身体多好啊，我怕这三棍子打下来，我就残废了哦……”
我爷爷没有说话，一直盯着那个粗大的木棍，他可以确信的是，他撑不住那个木棍子从天而降的三下。要是被它打三下，说不定自己就得死了。大伙继续嚷嚷着，有人开始伸腿想跑，日本人突然端起枪来，冲着空中放了两枪，人群瞬间安静了。大伙被抢指着排成一排跪在地上。日本人狞笑着，拿着木棍子走过来。
汉奸在一边翻译日本人的话:“太君说了，这是对你们身体的检验，检验你们的身体到底合格不合格，你们能不能承受木棍子的打击，能不能更好地为太君干活……”
跪在地上的人根本没有心情听汉奸说话，每个人的身体都在不停地发抖。日本人一棍子下去，打在了第一个人身上，那个人一下子就趴在地上了，然后他被人给扶了起来，接着又是一棍子，等到第三棍子打完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吐血了，站不起来了，只能趴在地上半死半活地喘着气。我爷爷看着那个人，心里已经绝望了。那个人在他们中间算得上身体好的，也撑不住这三棍子，我爷爷身体瘦小，年纪又轻，一定比那个人的后果惨烈得多，说不定……
我爷爷就这么跪在地上，身体不停地发抖，他想要站起来跑，但面前黑洞洞的枪口正在对着自己。在东流村，他曾亲眼目睹这些长枪的厉害，他没有任何退路，只能这么等着，等的结果是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也许等着的就是死亡。而现在，抱着木棍的日本人已经到了爷爷前一个人的后面，那个人是一个老人，也不知道是哪个村庄的，我爷爷看见他的脸色已经苍白了，嘴唇在不断地发抖。日本人走过来，按了按老人的肩膀，嘴里不停地笑道:“老东西的好的，好的……”说完，木棍狠狠地砸在老人的后背上，老人没呼叫也没吭声，整个人往前飞奔了好几米，一口鲜血吐在地上。看到这一幕，日本人都开心地大笑着。而我爷爷低着头，闭着眼，不敢多看一眼。老人被架起来，摇摇晃晃地跪下来。又是一棍子，老人倒在地上，身体已经开始抽搐了。汉奸看见了，上来看了看老人，回头说道:“太君，太君，死了死了的。”日本人在旁边不满地摇着头:“不不不，三下的干活，统统三下的干活。”说完，又准备招呼人把老人扶起来。没想到此时，老人竟然自己慢慢地站起来了，他睁大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鬼子，慢慢地走到拿着棍子的日本人面前。日本人惊讶地看着老人，而后又笑起来，还冲着老人竖起大拇指，然后又举起木棍来。正在这个时候，老人突然冲上去抱住了木棍，嗓子剧烈地咳嗽起来，一口鲜血全都喷在日本人的脸上、身上和手中的棍子上。日本人大骂一声，一脚踹开老人，把满是血的木棍子竖着捅在老人的胸口上。老人又朝着日本人喷出了一口血，接着便四肢发软地瘫下来，再也没有动静了。只有那鲜红的血在阳光里闪着耀眼的色彩。
围在一边的日本人看见这个情形并没有生气，而是指着满脸是血的同类大声地嘲笑起来。拿着棍子的日本人把棍子甩在汉奸的脚下，大声说道:“你的，打。”说完，就自己回炮楼了。围在一边的日本人似乎也没了什么兴趣，也都懒洋洋地回去了。
我爷爷说，在那个夕阳血红的下午，那个死去的老人用自己的生命救了他的命，也救了更多人的命。汉奸在日本人前面，木棍举得很高很高，落下时却很轻很轻，等日本人走了之后，汉奸没有再打人，他盯着那个满身是血的老人，看一看周围一双双愤怒的眼睛，没有再打人的念头，也没有摸那个黑红黑红棍头的念头。最后，大家抬着受伤的人回到了诸满街……
我爷爷说，他至今都不知道那个死去的老人是哪个村子的，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或许他是顶替自己的儿子，或许他是顶替自己的亲戚，或者是像我爷爷一样，为了挣一口果腹的口粮替有钱人家出苦力。总而言之，他顶替的不再是一天的活，而是一条命。也许，在来之前，他就已经知道，给日本人干活的人将没有好下场。埋葬老人时，我爷爷觉得埋一个人比埋六匹骆驼都费劲儿，多年后，他说，他那天是流着泪，同工友们一起埋葬老人的。那是我爷爷最后一次给日本人干活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即便是没有吃的，即便是走在大街上要饭，我爷爷也没有再替别人给鬼子出一天工，即使是主人出双倍的粮食，甚至一天再追加半个银元，我爷爷都没有应承。
第二天一早，我爷爷给主家送还了那袋高粱米，并交待了一句，不管主家怎么提高报酬，我爷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知道诺大的诸满街上没有人能救他了，他决定去找崔友义，看看崔大个子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救自己，救救这个镇子上的所有人。
崔友义不在家，倒是镇上智商有缺陷的小哑巴，坐在家里正吃崔友义剩下的东西呢。日本人一来，也就只有小哑巴敢到处转悠了，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小哑巴看见我爷爷还招呼他过去一起吃，我爷爷没理他，又跑出去了，不用说，崔友义一定在货郎王忠那里。崔友义能下床的时候，他就去找到了卖货的王忠，听说他们俩一直走得很近，大晚上的俩老爷们还聊天聊到深夜，那个时候谁都不敢开灯，再说了，灯油贵得很。慢慢地，我爷爷也跟着去找王忠聊天，不过我爷爷说，那个时候王忠的话他还不敢相信，因为他形容的东西太美好了，跟现实比差距太大了。尤其是王忠讲要救自己，必先救中国，大伙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国是大伙们共同的家，如今日本人就是要灭掉我们的国家，我们救国就是救自己的家。我爷爷听不明白，我爷爷想，既然国是大家的，为什么魏老六天天吃肉，王洪九出门骑马，邵子厚娶几房媳妇，自己却地无一垅，房无一间，还要为填饱肚子讨荒要饭？这国也太不公道了。要说国就是家，一家人吃油面卷子就都吃，要穿新衣就都穿，要挨饿就都挨饿，要挨冻就都挨冻，为什么都是一个国家里的人，待遇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呢？
王忠曾告诉我爷爷：咱们之所以结伙跟鬼子干，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公道的国家。一个有油面卷子大家吃、有新衣大伙穿的平等的社会。
我爷爷问:“跟西边那个地方一样，平均分地吗？”
王忠说:“一样。”
我爷爷这才有点儿明白。所以，离开炮楼，我爷爷就找王忠去了。
我爷爷到了王忠住的破庙里，一进门就看见了崔友义和王忠。我爷爷老远就喊:“听说了吗？前天晚上，绍庄的人……”还没等我爷爷说完，崔友义就打断了我爷爷的话:“听说了。日本人比魏老六还不是东西，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咱们不能这样坐着等，等来等去，日本人会把我们全都杀了。”
我爷爷说:“咱们能干什么啊？咱们连把大砍刀都买不起，连杆打鸟的土枪都没有。魏老六有枪，但早跑啦。”
王忠说:“你们说的只是一个现象，魏老六是跑了，可徐子仁他们没跑。听说西边给山东的抗日队伍派来大将，那个人在红军时期就是四方军的总指挥呢。有人跑了，自然就会有人来。咱这里可是一块好地方。退可进山，进可攻城。像魏老六这样的人，跑了也不是一件坏事。”
听到这里，崔友义更加气愤了:“魏老六这些王八蛋，日本人没来的时候抢了大家的地，抢了大家的粮，现在日本人来了，他自己倒先跑了，留下一帮穷人在这里吃苦受罪。我恨不得宰了他!”
在一旁沉默的王忠张口说话了:“好了，老崔，咱们刚才说了，魏老六的事情往后放，我们现在先要解决的是日本人的问题。没有枪，没有炮，不代表我们不能和日本鬼子做斗争，我们要的是方式和方法……”
我爷爷在一边，似懂非懂地听着。正在这个时候，镇子上庙会里的大钟突然敲了起来。崔友义说:“肯定是日本人让敲的，不知道又有什么幺蛾子。老王，你先找地方躲躲，我和秀廷得过去……”
日本人冲进了镇子里，挨家挨户地把镇上的人都赶到了西街庙会的院子里。我爷爷和崔友义站在后面，抬头一看，几十个日本兵端着长枪围在周围，庙会的大戏台子上架了一挺带腿的枪，黑洞洞的枪口直直地对着黑压压的人群。我爷爷悄悄地告诉崔友义，那个带腿的枪他在东流庄时见过，打起来不喘气，一个劲地扫射，东流庄不少人就是被它们打死的。一个带着刀的日本人在最前头说着什么，可是没有人能听得懂，唯一听得懂的词语就是“八路”。日本人“八路八路”的一直重复着，可是镇上的人没有任何反应，日本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周围士兵的枪开始举过了肩膀，一阵拉枪栓的声音让站在外圈的人开始瑟瑟发抖。这个时候，人群中突然传出一个声音来:“日本人说咱们这里有八路，只要交出八路就放我们回家，不然的话咱们都得死啊。”崔友义抬头一看，说话的人正是从东北棉服厂跑回来的王进财，只见他弓着腰跑到最前面，冲着日本人说着什么，嘴里的话和刚刚日本人嘴里的话是一样的。我爷爷突然明白了，原来这个从东北日本人棉服厂里回来的人会说日本话啊。日本人皱着眉头听王进财说话，不一会儿开始点头，然后又冲着王进财说着什么。王进财转过头来对大家说:“有胡子的往前站，往前站，赶紧的，赶紧的。”
原来，血洗绍庄的第二天早上，日本鬼子出操时，平日跑得光溜溜的操场突然炸响了一颗土雷。把一个鬼子的左腿炸上了天，另一个鬼子的左眼炸出来，鬼子说是八路干的，来诸满街上找“八路”，日本人说诸满人交不出埋雷的八路，就开枪杀死他们。人群里开始骚动，有的老人自己走出去，有的老人被人推了出去，有的老人被日本人拽了出去。王进财又走进人群里冲镇上的几个大户说了什么，镇上的几个大户人家的长工都跑了出去，没一会儿，跑出去的长工回来了，几个人提着一个布袋，放在日本人的面前，然后有胡子的老人都走出去跪在地上。日本人解开袋子，抓出一把光闪闪的银元。我爷爷看得很清楚，那银元是清一色的“袁大头”。日本人点了点头，把袋子封了起来。让所有人没有料到的是，正当日本人要走的时候，人群里突然走出来一个人，慢慢地往前走。大伙仔细一看，那是镇上的小哑巴，坏了，小哑巴听不到话啊，他可能以为袋子里的东西是发给跪着的人的。小哑巴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有人在后面拽他，他使劲晃了晃身子，摆脱那个人的手，还笑着指了指前面的袋子，又拉着其他人往前走，没有人跟着他，也没有人敢大声说话。只见小哑巴走到最前排，冲日本人笑了笑，然后指了指自己，跟着老人们一起跪了下去。
日本人先是疑惑看着他，慢慢地，日本人的脸色开始变了，转成了愤怒，等到小哑巴跪下来的时候，日本人骂了一声“八嘎”，几个士兵上来就抓住了他。王进财赶紧上来说话，刚走了两步，就被日本兵用枪托一下子捣在了地上。小哑巴丝毫不懂气氛的变化，他依旧笑着，傻傻地笑着跪在地上。日本兵上来拽他，他就跟着日本兵走，走到了前台上，他就冲着人群笑。人群很安静，只能听见每个人的棉袄因为身体大幅度的颤抖在不住地摩擦。鬼子头拔出了长长的军刀，小哑巴还在笑着；日本人一脚踢在他的小腿肚子上，小哑巴跪下来，他还在笑着。鬼子的军刀一挥，台下一片惊叫。短发如落叶，纷纷扬扬地飘下了，小哑巴浑然不觉，依旧在笑。鬼子的脸色大变，冲士兵做了个手势，他还在笑着；一个鬼子端起枪，叫了一声，长长的刺刀噗嗤一声就扎进了小哑巴的胸膛……
我爷爷惊叫了一声。
那个鬼子把长枪猛地一转，身子一撤，拔出了刀。阳光里，那带血的刺刀仿佛扎进了我爷爷的心里。小哑巴就这么保持着僵硬的笑容直挺挺地倒到地上，血液顺着伤口往下流，不住地往下流，流得出奇的多。血液流向了人群，在人群前的大洋袋子上停住了，开始浸湿了大洋袋子，开始顺着大洋袋子往上爬。日本士兵一脚把小哑巴踹出好几步远，然后提起大洋袋子匆匆地走了，血，红红的血从钱袋上一滴一滴地掉下来。
小哑巴的血在流向我爷爷，流向崔友义，流向小镇上所有的人……
我爷爷说，人群中的老人和女人开始哭泣了，日本人走的时候，有人已经摔到地上。崔友义紧紧攥着双手，身体不停地发抖。所有人都想上前去看看小哑巴的尸体，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崔友义没有向前，他回头拉着我爷爷就走了。路上，崔友义给我爷爷说:“秀廷，我们去打日本鬼子!”
我爷爷问:“怎么打？”
崔友义说:“跟着卖货的王忠打。”
我爷爷问:“王忠不是个货郎吗，他能打鬼子？”
崔友义说:“他的组织能打鬼子，我们去参加他的组织。”
我爷爷问:“王忠的组织也叫大刀会吗？”
“不是。”
“那叫什么？”
“共产党。”
当时，已经到了1939年的春天了，离日军攻占临沂城的1938年4月21日不到一年，那次日军大开杀戒，攻城后杀害百姓2840人，制造了抗战史上的临沂大血案。1939年初，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费县城，国民党政府、县党部以及警备队匆匆忙忙地从城里头撤出来，撤到蒙山的脚下，而后又匆匆忙忙地从蒙山的脚下撤到南方。与他们一起匆匆忙忙离开的是那些原本有些名望的大地主、大绅士们，是那些一向挺胸鼓肚，很神气地站在这片土地上的财主老爷们，当这片土地彻底沦为日本占领区时，这些靠这片土地养育的富人们，带着家眷，携着财富匆匆地跑了。而留下来的那些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穷老百姓，那些松散的村民，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军队，没有任何抵抗力。于是日本人在这片缺乏组织、缺乏武装力量的土地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我爷爷说，他从来没有想过那些有钱、有势的地主们会那么轻而易举地逃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经济来源，掌握着这里所有的话语权，甚至在有些时候掌握着这里的生杀大权，他们都有自己的护院武装，可是在危机来临的时候，他们却能毫不犹豫地舍弃了供养他们的土地和百姓，他们带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家人，也不仅仅是那一箱一箱的金银细软，而是这片土地上能够抗击外来入侵者的希望。他们带走的是同日本人对抗的资本，像魏老六，带走了诸满最强大的一支武装，一支三十多杆枪的民团。虽然那些武装力量在强大的日军面前特别的渺小，特别的不堪一击，根本就抵挡不了日本人的钢枪铁骑，可是他们不应该放弃得如此不留余地，至少这里是他们的家，是他们世世代代生存过的家园，这里的土地上埋着他们的祖先……
事后多年，我爷爷说，这些人都不是站着尿尿的爷们，但凡他们像东流庄的吴大老爷那样有点骨气，日本鬼子进诸满就得夹夹尾巴。东流庄才多大？诸满街起码是它的十倍，围墙比东流庄高多了，而且是东蒙山有名的重镇，可谓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日本人进东流庄搭上了七十八条士兵的命，可是占领诸满街，日本人没有费一枪一炮，就连一根毫毛都没少。想到这，我爷爷想起了吴大老爷的一句话:“这路是我们的先人用脚踩出来的，小鬼子想走就走？”可是，在我爷爷认识的老爷里面，像东流庄的吴老爷那么有骨气的人，毕竟只有一个啊。在那之后，在每一个曾经繁华无比的街道上，在每一个破败不堪的村庄里，在每一个交通便利的城镇中，在每一个深山脚下的农户中，无数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受到残忍的屠杀。我爷爷那一辈的人看过了太多的流血，看到了太多的死亡，看到了太多的悲惨。最开始的时候，人们害怕、恐惧，到了后来，人们无助、绝望。所有人几乎都失掉了生的希望，失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没想到最后拯救他们的却是那些原本毫不起眼，和他们一样没有多少田产房舍的穷苦人。那些人就像王忠一样，有的是走街串巷卖货的货郎，有的是深闺屋中教书的先生，有的甚至是蹲在街头要饭的乞丐。最初，那些人口中的话语让人难以相信，“共产党”三个字让人感到陌生，甚至抵触，但在人去楼空的最后，也只有那些人坚持了下来，只有那个叫共产党的组织活跃起来。他们依然穿梭于每一个已经人迹罕至的村庄和街道上，穿梭于日本人和汉奸走狗们的枪林弹雨封锁的小路上，继续向留下来的人宣传那些如梦一般的美景，宣传那些祥和的未来。在那些一个一个促膝长谈的夜里，这片土地上一个一个的年轻人重新找到了希望。
地主家的长工崔友义相信了，给人家干活的我爷爷相信了，诸满街上吹喇叭的刘富兰相信了，许许多多处于生活底层的年轻人也开始相信了……年轻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们拿起手中少得可怜的武器，开始对抗那些外来的魔鬼，对抗那些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汉奸。最初，他们行动的目的单纯而简单：为的是活下去。而后来，年轻人的心中有了一个更伟大的梦想，那个梦想看起来虚无缥缈，其实却已经遥遥在望……在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中间，就有我爷爷。
1939年春，蒙山遭遇一场倒春寒，天气特别寒冷，寒风不住地敲打着蒙山高大的脊梁，那些风在大山里一圈一圈地转悠，山坳里向阳的地方，葱葱郁郁的花草树木瞬间凋零。沂蒙山脚下的人们没有了温暖，没有了灯光，没有了光亮，每一个漆黑的夜都显得没有尽头。然而，在一片片包围着所有人的黑夜里，有无数的人开始在这里点燃一把一把的篝火，从山上到山下，从山里到山外。篝火被一个一个地举起来，连成一线、一片，照亮了每一块寒冷的土地，开始温暖着这座古老而又脆弱的大山……
【链接】
1 费城抗日武装起义：1937年11月，原国民党费县上冶乡乡长、共产党员朱治诚在当地共产组织的指导之下，率领60余人趁县警备大队出城监修飞机场之机占领费县城，后被国民党部队围困城中，起义最终失败，牺牲50余人。（《费县志》）
2 东流庄战斗：1939年1月30日，驻扎在临沂城的日军西行，要经过费县新庄镇东7公里的东流庄，遭到当地村民的奋起反抗。战斗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最终重创日本军队，击毙日军78人、伪军21人，而东流庄亦被屠村，几近毁灭。（《费县军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