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进入这个地区以后，走了好几十里路，见不到一缕炊烟，看不到一个人影，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白骨累累，面目凄凉。这一带原是我抗日根据地，地处沂鲁山区，北面紧靠胶济铁路，南面连接鲁中抗日根据地，是鲁中、渤海两根据地的交通要道，抗日的前沿阵地。这里盛产烟叶、蚕丝和各种水果，加上驮炭、运输等副业，人民生活比较富裕。一九四一年，日军大规模的“扫荡”。这块富饶的土地，就被国民党反动头子沈鸿烈、秦启荣和汉奸杨锡九等所盘踞。他们联合日伪，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凶残的镇压和剥削当地人民。特别是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公开投降日军后，忠实地执行了“三光政策”，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屋就烧，甚至把老百姓拌在粪里准备下种的粮食，也“随洗随征”。敌伪为了切断我交通线，分割、“蚕食”我根据地，还在许多重要的山头上修建了碉堡。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只得纷纷逃亡。根据我们在临朐县的九山、米山两个区的调查：当时逃亡的就有一万五千九十二人，死亡的有八千六百二十七人，其中全家死亡的有四百一十七户。总逃亡人数、死亡的人数占原有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鲁山一带的四十二个村庄，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只剩下二百多人，其中有个黑峪村，原有二百多户人家，只剩下三户。蒙山脚下的张家庄子（现改名花果庄），全村人全部逃了荒，房屋倒塌了，一棵棵榆树，从房基上长出来。我军留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只剩下一个战斗班和一个区中队，还被敌人包围着，形势非常危险。我们来到后，趁敌不备，直插进去，炸毁了碉堡，消灭了敌人，救出了这批同志。接着，我们又攻打了毛头山、马鞍山和莲花山等几个敌人据点。
人民群众看到了共产党、八路军来了，比见到自己的亲人还要亲，顿时感到了温暖，增添了希望和力量。为了站稳脚跟，巩固核心地区，继续扩大抗日根据地，我们便在这块方圆几十里的“无人区”按下了“家”。按“家”后，我们碰到第一个难题就是粮食。当时逃荒的还没有回家，在家的人没有一粒梁，牲口、农具全卖光了，连山上的树皮都吃光了。由于饥饿和寒冷，当地还普遍流行着疟疾、伤寒、疥疮等疾病，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立即采取措施，把带来的粮食、药品都分给群众，还帮他们挑水、做饭、治病等。群众感动的流着泪给我们说：“你们这样厚的恩情，我们怎么报答呀！”我们说：“救国救民是共产党、八路军的职责，用不着报答，只要你们能过好日子，能对抗战贡献一部分力量就行了”。
当时，部队带的粮食也不多，为了组织群众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我们一面派队伍到敌占区去打据点，搞粮食；一面带领群众做好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不久，中共泰山地委在这里成立了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由地委副书记张敬涛同志任工委书记。有了党的坚强领导，群众的生产劲头就更大了。
冬去春来，冰消雪化，是开始耕种的时候了，民主政府送来了二万斤麦种，三十万斤粮食。逃亡在外的群众听说八路军回来了，就陆续回乡。在工委的统一领导下，部队和群众一起投入了春耕生产运动。没有牲口拉犁，战士们就三个人一组、五个一群的帮助群众拉；没有镢头，就用铁铲挖。大家你追我赶，田野一片欢腾，各村无论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一个人参加刨地的。小宅科瞿大娘和她十岁的闺女，每天天不明就跑到庄外，用被单搬粪，天一明就开始刨地，直到天乌黑才回家，一个春天，她娘俩就刨了四大亩地。在当时忍饿刨地是普遍的现象，于家庄于世荣，一天没吃饭了，仍坚持干活。有病的人也带病劳动，疟疾上来了就躺在地上，过去了就起来继续干------经过辛勤的耕作，“无人区”的荒地大部分被“消”灭了。其中九山区开地一万五千五百六十四亩，米山区开地二万二千四百七十六亩。下种不久，禾苗破土而出，茁壮成长，满目是欣欣向荣的景象。群众激动的说：“哪里有共产党、八路军，哪里就有希望和幸福！”
翠绿的禾苗，给无人区的群众带来了希望和欢乐，可是凶狠的敌人却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们切断了我们通往老根据地的交通线，几个重要的路口都安上了据点，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在“无人区”里。这样，我们的粮食和日用品就更困难了。当时正值四月间，青黄不接，春荒严重，每人每天能分到四两花生饼或豆饼就不错了。环境虽然很艰苦，可同志们团结的就像一个人一样。我曾记得有一天，一个班只分到十二两花生饼，大家推来推去都不肯吃，班长就把饼砸碎，分给每人一点，可他自己却没有留。全班同志都把自己的送给班长，班长无论如何也不吃，大家都让来让去，结果十二两花生饼剩下一半，最后送给房东老大娘吃了。有时一个连一天只能分四斤红高粱，大家就掺上野菜烧粥喝。那时如果能吃上一顿榆树叶，就算是丰盛的美餐了，其他物资就更困难了。战士们都没有鞋穿，只有我还穿着一双布鞋。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战士赤着脚站岗，双脚冻得发紫，脚背上还裂了几道口子，就忙把自己的鞋子脱给他。这个战士感动的流出眼泪来，在换岗的时候，他又将这双鞋子交给了另一个同志，这样，一个接一个的传下去，这双鞋子自然地成了“站岗鞋”。为了解决穿鞋问题，同志们还用破布烂褂编成“布草鞋”。就是这种鞋，平时也舍不得穿，要到打仗时才穿上。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同志们却没有一句怨言，部队里仍然歌声不断，笑声不绝，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当时大家只有一个信念：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在战斗的间隙，我们还经常和群众一起开晚会、做游戏，真是村村锣鼓喧天，庄庄歌声四起，好不热闹。“无人区”的人们已不再是紧锁眉头，而是流露出真情的微笑。在田野上，在大路旁，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欢乐高昂的歌声。特别是青年妇女，一有空就缠着部队的女同志，要她们教歌，教识字。岗东庄有个贾大嫂，我们在她家驻防时，她学会了一支《八路军打日本》的歌曲，整天反复的哼着，还经常拿一块陈旧的红纸，找同志们给她抄歌写字。
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我们的部队始终保持和发扬遵纪爱民的光荣传统，把群众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每当搞到了粮食，宁愿自己不吃，也得受先让群众吃；采野菜时，同志们自觉忍者劳累跑到远远地山上去采，把附近的野菜留给群众来采；每打下一个据点，缴获了敌人的粮食，总是首先救济群众。我们爱护群众，群众更加爱护我们。东峪村有位老大娘，把经过汉奸洗劫后仅存的一小坛粮食从地底下扒出来，送给部队。她说，让同志们吃了好更好地去打敌人。
正当我们军民紧紧的团结在一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度过艰苦岁月的时候，鲁中军区又派来两个主力连，和原来的一个连合并成一个营，再加上几个区中队，我们就有七八百人了。为了打通从鲁山到沂山这条通道，我们就在南道、白杨口和天井这三个地方，组织了一次以白杨口为中心的战斗。
白杨口在鲁山和沂山之间，是敌人的指挥中心，有敌伪二百多人。南道和天井都离白杨口不远，要攻打白杨口，必须切断南道和天井敌人的支援。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我们以两个连攻打白杨口，另两个连分别伏击天井和南道的敌人，还派出了数十名战士，两三个人一组，在各个山头上备柴等候，以便呐喊助威，迷惑敌人。晚上战斗打响了，各个山都上都点起火来，烧的满天通红。敌人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吓坏了，有的赶快逃命，有的乖乖的当了俘虏。其他据点的敌人一看这声势，被我们吓跑了许多。南道和天井的敌人遭我军伏击后，大部被俘。这一仗打得好极了！只一个晚上，我们就拔掉了二十多个“钉子”，俘敌三百多人，缴获长短枪三百多支，还缴获了一千多斤粮食，二十多匹战马和二百多头牛羊。
部队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晚上直奔离白杨口七十多里的沂山庄。这里驻有汉奸一个大队八百多人，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深更半夜会从“无人区”里杀出一支八路军来，因此，我们的队伍到达时，他们还在睡大觉。我们只打了几枪，就俘获了驻扎沂山庄敌人的两个主力连。驻在沂山上的汉奸大队长刘鸿鸣，看到大势已去，第二天就派人和我们联系，率部投诚了。
接连打了两个大胜仗，战士和当地群众的情绪极其高涨。我们把缴获的粮食和牲口都分给群众，并且和群众一起，投入了新的生产斗争。播种完毕，群众纷纷报名参军，队伍很快扩大到二千多人，经上级党委批准，成立了沂山支队。敌人妄图分割、“蚕食”我抗日根据地的阴谋破产了，我们的根据地越来越大，并且和老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一分耕耘十分收获，经过人们辛勤的劳动，那荒芜了两年的土地，又出现了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暗红色的高粱穗，金黄色的谷穗，翠绿的地瓜秧，正在吐絮的棉花------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村庄上空升起了缕缕炊烟，田野里放牧着肥壮的牛羊，农副业生产逐步发展，集市也逐步恢复、繁荣，“无人区”完全改变了面貌。面对着复活了的土地和村庄，我不由得想起了毛主席的话：“在我们面前是没有悲观的，我们能够战胜任何困难。”我们将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革命的征途上，胜利前进！（钱钧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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