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夏末，继高虎垴战斗以后，红三军团在广昌以南的驿前地区组织防御，阻击向我中央根据地节节迫进的国民党军汤恩伯和樊松甫的两个纵队。
当时，我们红四师第十团第三营守在一个名叫“蜡烛形”的高地上。营的右翼是团的主阵地，左翼“保护山”是白军的主要进攻方向，由军团的模范团红十二团防守，他们以全军团闻名的红五连控制阵地的要冲。这个连队曾经在防守太阳嶂的战斗中打垮了敌人一个旅在十二架飞机掩护下的多次攻击，因此取得了“以少胜众，顽强防御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我营守的蜡烛形阵地是由三个高地组成的，我们遵照师、团首长的指示，把称为全师模范的第八连摆在最前沿的一个高地上，营部率机枪排和第九连守八连侧后的高地，七连作为营的预备队，集结在营指挥所附近的掩蔽部内，准备实施所谓“短促突击”。当我们开始构筑工事时，师长洪超同志还亲自到阵地上来具体指导。他那可亲的风度和一口湖北乡音，至今还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这时，敌人大概接受了高虎垴的经验，虽然爬近我军阵地，但却没有立即向我们大举进攻，只是拚命地修“乌龟壳”。我们也只有抓紧时间赶修防御工事。就这样与白军“堡垒对 堡垒”地对峙了一个多月。
两军阵地只隔四、五百米，八连阵地与敌人只隔了一个小山沟，敌人喊吃饭、换哨、修工事的声音都可以听清。我们就利用这个条件，向敌人进行宣传：
“白军弟兄们!你们是工农出身，工农不要打工农呀!”
“打死压迫你们的官长呀!拖枪过来当红军呀！”
“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你们也是穷人出身，穷人不打穷人呀！”
在我们喊话时，白军士兵也答话；有时还相互约好，大家都不带枪在敌我前沿会面，我们送他们猪肉和宣传品，他们有时也给我们香烟和食盐。有时正在相互对话，忽然敌人打起枪来。事后他们马上声明是朝天空打的，因为他们的官长查哨来了。当时，红军非常重视瓦解敌军的工作，并把它作为政治工作的任务之一。效果也非常明显，战斗中，有些白军士兵拖枪过来之后，还特别声明，他是没放一枪就投降的，还要我们验枪哩！
当时我军的口号是“不放弃苏区一寸土”，打法是以“堡垒对堡垒”，“顽强防御，短促突击”。因此我们的工事也必须做得坚固：支撑点盖得很厚，有泥土、木头、柴束、石头，堆得像小山一样；各阵地间有交通壕互相接连，前沿还埋有竹钉、鹿砦，利用陡坡挖了峭壁，准备顽强固守。后方也动员得很好，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前方部队是全力支援的。在被敌人严密封锁的困难情况下，后方人员只能吃到定量的“包子饭”，而前方却尽大家吃饱。 但是困难却日益增加着。尤其是食盐成了珍宝。当时，如果你出钱买一口猪，我能想法弄来盐，那就等于是我请客了。生活上苦些可以熬过，最困难的就是弹药无法解决。由于打 阵地战，和敌人拚消耗，缴获少了，只能在敌人遗弃的尸体上搜集少许弹药。在高虎垴战斗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个笑话：红十三团打过一天之后，晚上趁黑到阵地前沿去摸敌人尸体上的枪支弹药，白军的伤兵忽然哼叫起来，我们有一个战士吓得没命似的跑回来，惹得敌人一阵射击。我们初到阵地时，还接受了这个经验，专门向战士们进行了一次“有没有鬼”的教育，好使大家壮起胆子去敌前搜集弹药。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打的消耗仗，打得多搜回来的少，所以主要还是靠后方少量的补给。敌人欺侮我们火力薄弱，公然爬到离我们阵地二、三 百米的地方修筑“乌龟壳”，我们简直没法奈何他们。
在这种严重的困难情况下，我们指战员的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大家都抱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战斗决心，坚决守住阵地，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大家对这种打法却越来越糊涂，都感到眼前形势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完全不同了。那时我们打一仗，部队扩大了，装备改善了，地区扩大了；眼前我们与敌人堡垒对堡垒地打了大半年，虽然也打了几个胜仗，但阵地还是丢了，部队老是减员，根据地老是缩小，这样打下去会有个什么收场呢！大家逐渐对“不放弃苏区一寸土”的口号发生了怀疑，对与敌人拚消耗的“堡垒战法” 发生了怀疑。我们给当时作为战术方针的“短促突击”作了一个比方，叫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 这几乎是大家一致的内心话，但谁也不敢在公开场合下提出来，因为在当时 “左”倾路线领导下，很容易因此而被扣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产生了一种反常的情绪：每当打仗前夕，总是把所有的钱拿出来买东西大吃一顿。人们边吃边说道：“准备拚吧！死了也要做个饱死鬼！”虽然是在说笑话，实际上是表现了对当时军事路线的不满。
但是，红色的战士们还是以无比的英勇，迎接了防守蜡烛形的最后一战。
这天，白军阵地上忽然沉寂起来，每天照例的射击也减少了。我们在前沿观察了一下，敌人新修的公路上运输忽然频繁了，但阵地上来往的行人反而减少了，白军士兵忽然向我们喊起来：
“你们辛苦了，我们就来换防呀!”
这分明是暗示我们，他们要进攻了。当天夜里，前沿潜伏哨向我报告，听见敌人前沿有洋镐声；我到前沿查哨时，又发现敌人阵地上有闪动的烟头火光。这许多迹象说明，敌人就要进攻了。我当即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团首长。
“看来，敌人的主攻方向可能是你们防守的阵地！”
听声音，我知道接电话的是团政治委员杨勇同志。杨政委指示了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说道：“团决定由其他营调一挺轻机枪给你们，加强你们的前沿火力!”
一挺轻机枪，在当时是多么宝贵的支援呀！我们全营也不过只有两挺重机枪和三挺轻机枪呢!
拂晓，几颗寒星还悬挂在天空，微风吹来，已觉得有几分秋意，晨雾弥漫在山间，战士们已经饱餐并进入阵地。忽然一片马达声打破了清晨的沉寂，几架轰炸机从高空掠过，山间爆炸声接连传来，沉重的回声在山谷里滚动着。飞机刚刚扔完炸弹，炮弹就连续飞来，震得掩蔽部里的土块纷纷落下，射击孔也就打塌了。这种猛烈的炮火是一向少见的。原来敌人一个劲的修路，是把重炮队调来了，这说明他们进攻的规模不小。我想报告团里，一摇电话，电线被炸断了；打算问问前边八连的情况，电话也叫不通。正在着急，营指挥所又被打坍了。我们只好把指挥所搬到交通壕内去。透过烟雾，依稀可以望见八连阵地上的情形：他们的支撑点有的已被轰垮，敌人正凭借前沿的堡垒，以机枪和抵近炮火猛烈射击我们的阵地；大队的白军士兵正像蚂蚁般地往上涌，可是他们一冲到我们鹿砦跟前，就趴下不肯起来了，只有那些挥舞着大刀的“法西斯”(我们对敌军督战队的称呼)还在嚎叫着冲上来。
八连的战士们英勇地抗击着敌人。他们从倒塌的支撑点里钻出来，依托着交通壕，用手榴弹，用刺刀杀退了敌人一次次的冲锋。
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我们的弹药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好子弹都打完了，自己翻造的子弹根本不能装进机关枪里打，火力显著的减弱了。敌人却以两个团的兵力，漫山遍野地连续蜂拥而来。炮火打得更凶了。一看这形势，我们立即决定调七连上来实施“短促突击”，便命令司号员吹号。司号员却不吹号，只是瞪大着眼睛傻里傻气的望着。我意识到他的耳朵是被炮弹震聋了，就打手势告诉他。他恍然大悟，举起号就吹。只看到他把号放在嘴上，就是听不到声音。我焦急地问他：“你吹呀！”原来我也震聋了。他急得把号一摔，自己冒着炮火跑下去，才把七连调来。
七连连长带队跑上来。他正接受任务，忽然负重伤倒下了。这时敌人已经冲上八连的阵地，通我们的交通壕也被切断了，几个“法西斯”正站在八连的支撑点的顶盖上，用驳壳枪朝里边射击。七连立即跳出交通壕向敌人突击，但因遭到敌人侧射，刚把敌人赶出交通壕，就已经伤亡过半了。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八连战士们没有辜负他们模范连的荣誉，奋勇地从工事里冲出来，把爬上阵地的“法西斯”消灭了。我望见一个战士端着刺刀，接连刺倒了两个敌人，当他冲向第三个敌人时，却被敌人打倒了，另一个战士马上又冲上去。
肉搏战一直打到下午，工事完全被打垮了，我们只能凭借着交通壕用手榴弹和刺刀迎击敌人。这时，我们营指挥阵地已成为第一线了，营部的通信班也投入了战斗。通信班都是在广昌战役后才补充的新兵，打仗没有经验，只有通信班长是第三次反“围剿”中解放来的。他在白军北方部队中学了一手打手榴弹的本事，来我军后进步很快，打仗非常勇敢。当时我见许多新兵不会打手榴弹，就从牺牲的同志身上把手榴弹搜集起来，统统交给他一个人打。他索性赤着胳膊，直起身来，冒着吱吱尖叫的子弹，把手榴弹接二连三地扔进敌群里。可惜这些手榴弹质量太差，有的还不响，所以虽然打的很准，但仍然不能打退冲来的敌人。最后，只有依靠拚刺刀了。可是有些刺刀也不济事，捅不上几下就弯了。战士们用脚把弯了的刺刀踩直，再端着去刺敌人。
这样杀过来，杀过去，反复冲杀了几次，漫山遍野都躺满了敌军的尸体和伤兵。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后，八连连长带着仅剩下的二十几个战士从敌人包围中突围回来。我们全营就守在一条交通壕里，准备用刺刀和敌人作最后的一拚。
但是最后我们并没有和敌人“拚”。由于敌人不顾大量的伤亡，以三、四个团一拥而上的羊群战术攻占了我们左翼的“保护山”，打到了我们的左后方，我们这个蜡烛形阵地已经处在极为不利的地位，于是团首长命令我们主动转移了阵地。
此后不久，我们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多少年来，蜡烛形高地上的防御战，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它深刻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那些艰苦日子里，每当激烈战斗和战壕守备的间隙，红军的干部战士总是议论纷纷，对这种“堡垒对堡垒”的打法不满意，想不通，当时，大家是多么想念毛主席啊！我记得第一次反“围剿”时，毛主席带领我们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从江西的清江向游击根据地退却。队伍来到永丰，群众热情地欢迎我们，但因时机不成熟，我们没有在这里打击敌军，群众很不理解，有的甚至在路边骂我们，问我们“为什么不打”。部队继续退却到小布，占领了阵地，做好了打敌人埋伏的一切准备，等了一个星期，敌军不进，我们又退。后来，毛主席选择了龙冈作为歼灭敌人的战场。战役开始后，毛主席亲临前线指挥，他站在龙冈后山的半山腰上，亲自作宣传鼓动工作，高声喊着：“勇敢冲锋，拚命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大家听了毛主席的召唤，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我们一举消灭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主力，活捉了师长张辉瓒，接着，又打垮了敌人三个师，夺取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从此以后，我们只要见到毛主席来到部队，就知道要打大仗，就坚信能打胜仗。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都是这样。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了解和懂得了这种打法，以各种方式配合红军行动。敌人来了，我们就坚壁清野，以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与敌军保持接触，牵着敌人鼻子走，尔后，选择有利战机集中红军主力各个歼灭敌人。这就是毛主席总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打法。这种打法，使敌人受到削弱，我军得到补充，根据地不断扩大。部队走得痛快，打得也痛快。但是，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时，情况就截然相反了。走也走不成、打也打不好，部队天天在减员，消耗得不到补充，撤离中央根据地时，不得不来一个“大搬家”。那时，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心头都堵塞着一个大疑团，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以后才解开。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拥护者和推行者，剥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指挥权把中国革命引向危险的边缘。他们全盘否定了毛主席关于红军建设、作战指挥的一整套方针原则，强制推行一系列错误作法。他们公然撤消士兵委员会，建立所谓“列宁室”，专搞文娱活动，不允许搞三大民主。他们在“反对游击主义”的幌子下，把红军三大任务，限制在打仗一项上。他们盲目照搬外国经验，把适合于山地游击战、运动战的小师、小团、改为大师、大团，削弱了部队的指挥和灵活机动能力。他们打乱红军、地方部队、游击队的三结合体制，取消地方军，把一些地方部队改编为正规红军，又让红军分散活动，这样使得地方没有部队坚持，红军主力疲于奔命，战斗消耗无法得到地方部队的补充，战斗力无法得到及时的恢复。在作战问题上他们也大搞瞎指挥。在战略上，他们不承认战略退却，诱敌深入，实行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在战役上，他们不承认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把所谓“不放弃苏区一寸土”用于作战指导，处处分兵把口，以“堡垒对堡垒”，把红军置于被动挨打地位；在战术上，他们不承认歼灭战，一味搞消耗战，把阵地防御中的反冲击当成歼敌的主要手段，错误地夸大所谓“短促突击”的作用。林彪早就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应声虫，写过一篇《论短促突击》的短文，鼓吹什么“用‘短促突击’的打法可以取得战役胜利”，完全是错误的。
蜡烛形高地防御战的血的事实，不正是对王明、林彪等人最有力的批判吗？ 第五次反“围剿”我们终于失败了，这完全是当时“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而我们的红军战士们，特别是在战斗中与敌人拚到最后一口气、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英雄们，他们忠实地履行了自己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的职责，他们应该是问心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