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突入济南内城时，司令部根据侦察的情况，判断徐州之敌不会再行北援。粟裕代司令员便立即同我们研究，下一仗在哪里打、怎样打的问题。他的想法是：
一、经徐州以东地区南下，在海州、连云港、两淮地区作战。其目的是削弱、孤立徐州刘峙集团，调敌出援，创造战机；打通苏北和山东的联系，取得新的“粮仓”，以支持和准备更大规模的作战；亦便于尔后从苏中南渡长江，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渡江任务。
二、经徐州以西重返中原地区，配合中原野战军逐次歼敌，将敌人打至江边各点固守，为我军渡江创造条件。
当时，多数同志倾向于出徐州以东地区。据此，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之时，于1948年9月24日向军委发电，提出：“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孤立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时，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电还提出了战役的阶段划分、兵力使用与主要歼击目标等。
这是淮海战役建议的首次提出与最初设想。第二天，就得到了中野首长的同意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复电中说：“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估计敌黄百韬兵团即将回到新安镇地区，因此你们淮海战役的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10月9日，我们在曲阜召开作战会议，研究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重心与部署。根据情况变化，我们认为主要有两案可选：一是“围城打援”，以一部兵力攻打连云港、海州，调动黄百韬兵团东援，在运动中歼灭之；二是直接分割包围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力求全歼，并以一半以上兵力打援。与会同志多倾向于第二方案，并分析了战场情况发展的五种可能性。10月12日，我们将讨论的意见综合上报了军委。
就在我们研究和上报作战方案期间，毛泽东主席于10月11日又发来电报，明确指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阶段攻歼海州等地之敌；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淮阴、淮安）方面作战。并要求我们采用“攻济打援”的兵力部署原则，在战役各阶段均以一半以上兵力担负箝制与打援。电报还提出：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州）徐（州）线，牵制孙元良兵团，以配合华野在徐州方面的作战。此电即后来载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的著名的《关于淮海战役的
作战方针》。
3天后，军委和毛主席再次对歼黄打援问题作出指示，明确了战役首战的基本打法，特别强调要促使敌人产生的第一个感觉是我军意在夺取徐州，而不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徐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除南北两侧的威胁，则很难赴援。当夜，粟总召集我们开作战会议研究如何从各方迫近徐州，造成会攻徐州的态势，以保证主要突击方向顺利围歼敌军的部署。10月23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我签发了淮海战役预备命令：决以10个纵队及特纵主力围歼黄百韬兵团，并箝制运河车站东西地区的李弥兵团，3个纵队由台儿庄渡运河南下，促使第3绥靖区冯治安部起义，在徐州东北形成攻击态势，使徐敌不能大胆东援。另外，3纵、两广纵队等部归中野指挥，出鲁西南从西面侧击徐州，拖住商丘、砀山地区的敌军。
为配合华野在徐州以东的战役行动，陈毅、邓小平依据军委指示，率中野主力于10月下旬解放郑州与开封，并继续东进。刘伯承司令员率中野一部在平汉路南段牵制张淦、黄维两兵团。
这时，中央军委曾考虑：要中野主力向南集结蒙城地区，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前出于津浦路南段。华野则于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主力直出两淮地区，两军形成战略上的配合。后来，陈毅、邓小平认为中野还是在陇海路先歼敌第4绥靖区部队和16兵团为宜，遂建议中野主力不出淮南，于徐州西南的永城、亳县、涡阳地区集结，逐步逼近津浦线，争取打孙元良，牵制邱清泉一部，并威胁徐蚌，与华野配合作战。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强调为直接威胁徐州，箝制邱清泉兵团，应进至萧县地区，对徐宿、徐砀两线相机行动为宜。
我们华野的作战部署，也根据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作了几次修订，并报告了中央军委和刘陈邓首长。10月31日，鉴于淮海战役即将发起，粟裕同志考虑到，这次战役规模很大，需要华野与中野两军密切配合，便向中央军委建议，请已到达淮海前线的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翌日，中央军委电复：“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此时，蒋介石还在“集中于徐蚌段”实施“攻势防御”和“退守淮河”这两种方案之间举棋不定，11月初，他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等最终商定集中兵力于徐蚌段两侧。他们认为：这样的部署既便于攻，又便于守，也便于撤。因此，命令黄百韬兵团从新安镇地区西撤，确保运河西岸；邱清泉兵团以永城、砀山为中心集结；李弥兵团集结于灵璧、泗县地区行动；孙元良兵团以蒙城为中心进行“清剿”，掩护津浦线西侧安全；第3绥靖区冯治安部守备临城、台儿庄地区；第4绥靖区刘汝明部移驻临淮关；第9绥靖区李延年部从海上南撤，该绥区所属的44军，后改从陇海路西撤，归黄百韬指挥。
11月4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我签发了淮海战役攻击命令。6日，我们向中央军委报告，决按已定方针发起淮海战役。当晚，即率华野主力从赣榆、临沂、滕县、单县地区出发，以新安镇为主要目标，向南开进；一部自宿迁向北开进。战斗，首先在新安镇北面的郯城打响。
华野指挥所开始是在临沂，后到庄坞和马头镇，指挥部队实施对黄百韬兵团的分割与合围。7日中午，粟裕、陈士榘和我发电给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并报军委和陈毅、邓小平。要谭王率7、10、13纵迅速南下，切断陇海线东段，并统一指挥自宿迁北上的11纵和江淮军区两个旅，阻击邱清泉兵团东援，求歼李弥兵团一部，以保障运河以东各部攻歼黄百韬兵团。我们还建议：中野主力在歼灭刘汝明部后，宜直出徐蚌段，切断徐州邱清泉、李弥兵团等部的南撤退路；华野主力于歼灭黄百韬后，则协同中野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尔后或歼黄维，或歼孙元良，或夺取徐州，则依当时情况再定。因为孤立徐州，截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更有利于今后之渡江作战。所以，电请陈、邓首长和中央军委予以指示。因该电系午时（11—13时）发出，按照代码称为“虞午电”。
黄百韬兵团等待44军到达新安镇以东后，于7日自该地西撤。那时，运河上只有一座铁桥，敌军和随同撤退的国民党地方党政机关人员拥挤桥头，争相过河，混乱不堪。当晚，我1、4、6、8、9纵立即向敌猛追。陈士榘参谋长率前指赶往第一线，直接指挥追击行动；谭震林、王建安指挥7、10、13纵攻占运河线的重要孔道万年闸大桥后，渡运河南下；苏北兵团韦国清司令员、吉洛副政委指挥2、12纵与中野11纵，插向新安镇以东的阿湖地区，8日晚越陇海线，向西迂回追击。
11月8日，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使我军得以顺利地通过3绥区防地，威逼徐州，并切断了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这是战役发起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此时，我华野部队已完全集中，阻击徐州援敌，全力解决黄百韬兵团的有利态势已经形成。
战场形势的发展，使我们连休息、吃饭都忘了。待警卫员送来点吃的东西时，这才想到饿了，随手抓点什么，边吃边围在地图前研究。粟总同我商量，拟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乘胜扩张战果，力争将南线敌主力歼灭在徐州及其周围。我完全赞同他的想法，因黄百韬部不久将被解决，这样，我华野十几个纵队腾出手来，同中野紧密配合，就可在徐州附近打更大的歼灭战。于是，粟总和我于8日联名向陈、邓首长和中央军委建议：
由于近来全国战场的不断胜利，蒋介石有可能采取下述两种方针：第一，将现在江北之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留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江南及华南防御；第二，立即放弃徐蚌、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我们不知老解放区对战争尚能支持到何种程度，如尚能予以较大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更为有利。
因为从军事上讲，一旦把敌军的主力悉数歼灭于江北，那么，在尔后渡江作战和最后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就不会遇到太大的抵抗了，江南的许多城市就能免遭战火的损失，从而很快为全国胜利后的经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所以，我们主张在歼灭黄兵团后，不必再按原定计划，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应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地区，截断浦（口）蚌（埠）线，错乱敌之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军。
该电系8日辰时（7—9时）发出，称为“齐辰电”。
电报发出后，我们收到军委和毛主席11月7日晚来电：完全同意华野11月6日晚呈报的战役部署，并指出：“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指挥大规模战役的一贯作风和统帅气度。对此，我在豫东战役时就深有感受。
这个电报，还对战役发展进程和我军歼击目标作出了预测。认为我们第一仗估计需要10天左右时间，如能歼敌21个至22个师（整编旅），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但粟总和我仍感到切断徐州之敌的退路，不让其撤至蚌埠以南的可能性确实存在，应极力争取这一有利决战态势的形成。
就在粟裕代司令员与我商量之时，我们收到了军委和毛主席8日复示：“虞午电悉”，“估计及部署均很好”。接着，又收到了军委和毛主席9日复示：“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军委在9日当天的另电中，还明确指出：“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
军委和毛主席的来电，肯定了粟裕和我的想法，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这样，就把原来以歼灭徐州右翼集团敌军为主的目标，扩大到求歼徐州国民党军主力，把原来仅限于两淮、海州地区的作战，扩大到了徐州、蚌埠地区，“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
歼灭黄百韬兵团，是淮海战役的首战，对全战役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军迅速合围、分割黄兵团，以及多路逼近徐州的攻势行动，使刘峙在大战开始前几天摸不清我军的主攻方向和重点所在，直到我军已将黄百韬团团围住时，方才大梦初醒，急忙于11月11日下达命令：以邱清泉的第2兵团、李弥的第13兵团自徐州沿陇海铁路南北地区东进，救援黄百韬兵团；同时，将李延年的第9绥靖区机关改为第6兵团部，指挥刚从葫芦岛南撤的第54、39军，将刘汝明的第4绥靖区机构改为第8兵团，指挥第55、68、96军，于蚌埠集结完毕后，沿津浦线北上宿县；孙元良的第16兵团第41、47军进至符离集地区；从确山东调的第12兵团黄维部4个军向阜阳、蒙城开进。至此，徐州“剿总”集中了7个兵团及其他直属部队共80万人，摆开了与我军决战的架势。
这场在徐东地区的血战，极为残酷激烈。从战役指挥上讲，此仗获胜的关键，首先在于我军除计划以主力前出运河东岸围歼敌军外，还部署了山东兵团经3绥区南插这一着棋。这样，就在战场情况发生变化，黄百韬兵团撤逃至运河西岸之际，我7、10、13纵等部在单集、曹八集地区迎头堵截，切断了该敌退路，并与自宿迁北上的11纵等部会合，保证了追击部队对黄百韬兵团的合围，也控制了阻击徐州东援之敌的有利阵地。其次，还在于有效地阻止了徐州东援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我们以7、10、11纵在徐州以东的大庙一线占领阻援阵地，由10纵宋时轮司令员、刘培善政委指挥，正面阻击邱、李两兵团；以苏北兵团韦国清司令员指挥2、12纵、中野11纵和鲁中南纵队，向徐州东南郊急进，侧击邱、李兵团，并在大王集歼灭了由睢宁向徐州撤逃的第107军。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歼击黄百韬兵团的行动。
为便于对部队实施及时的不间断的指挥，我华野指挥所尽量靠前，进至陇海路南土山镇附近。这时战况报来：在陈士榘参谋长指挥下，我追击部队已将黄百韬兵团合围于碾庄圩地区，并在窑湾地区歼灭了第63军。碾庄圩地区村落密集、地基高（目的是防洪水，当地称“台子”），多水塘、水沟，一个村庄由几个台子组成，台子之间是水塘、洼地，大部分村庄有围墙和外壕。其中，碾庄圩是个百余户人家的大村子，有两道圩墙和水壕，水壕宽10多米，水深1米多。李弥兵团在此驻防时已构筑有工事，黄百韬兵团到这里后，利用村庄、台子和原有工事，逐村设防，加修工事，使每个村落都成为环形的野战防御阵地。因我军由野战迫击转入村落攻坚，未及时转换战术，仍然是猛冲猛打，在已有野战工事的敌军火力杀伤下，部队每攻一村，费时费力，伤亡较大，进展较慢。
14日晚，粟裕代司令员及时召集会议，决定调整部署：改由指挥机构比较健全的山东兵团统一指挥，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改急袭为强攻，做好充分准备，利用近迫作业接敌，逐村逐堡攻击；同时集中榴弹炮、野炮、山炮80门，组成数个炮兵群，对敌炮兵进行压制射击，并以特纵坦克大队参战。这样，便加快了战役进程。
随后，我华野指挥所即西移双沟附近，继续指挥阻援方向的部队行动，并密切掌握攻坚方向的进展情况。
这时，徐东阻击战也进入关键时刻。7、10、11纵打得十分英勇，尽管这一带地形开阔，除少数丘陵小山，基本上无险可守，但他们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以顽强的阻击和反击行动，死死地顶住了敌军。
邱清泉、李弥兵团集中了最精锐的第5、8、9、70军等部队，动用几百门重炮和数十辆坦克，并以空军支援，强攻了3天，才前进不到20里。15日，顾祝同到徐州督战，刘峙决定使用总预备队第74军。我苏北兵团的第2、12纵队与其在房村遭遇，给予迎头痛击后，我军直趋潘塘，形成了对徐州及其援敌的侧击之势。
其间，军委曾几次来电，要求我们在歼击黄百韬兵团之战接近尾声时，阻援集团放开正面，张网以待，准备合围邱、李兵团。粟总和我研究后，作出了部署：令7、10、11纵退至大许家以西；苏北兵团与潘塘之敌脱离接触。并向军委建议：放邱、李兵团东进的时机不能过早，应视解决黄百韬兵团的进展情况而定；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组成一个强力兵团，或先攻徐州，或协同中野打黄维，或加强山东兵团歼击邱、李兵团。
军委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明确中野在南线先打宿县之敌，然后或阻或打黄维，华野在北线歼灭黄百韬后，首先要完成对邱、李兵团的包围，隔断徐州与邱、李的联系。并强调不要同时打两个目标，一切等华野歼灭黄百韬和中野歼灭宿县之敌后，再定下一步的作战方针。
根据军委和毛主席指示，16日凌晨，中野部队攻克宿县，切断了自平汉线以西赶来的黄维兵团和位于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援徐州的通道，封闭了徐州之敌沿津浦线南逃的大门。这是战役发起后的又一个大胜利，标志着淮海战役从徐东会战发展成为南线决战，为夺取战役全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态势。
11月16日，军委和毛主席电示：“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近80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十分敏锐地把握战争发展的形势，适时作出了这一重要决策，从而为华野与中野密切协同，实施更大规模的决战，确保歼灭刘峙集团主力于长江以北，提供了组织领导上的坚强保证。
经过重新部署后，我军于11月16日再次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攻击，至19日，在前、后黄滩歼灭了敌44军和100军残部。当晚22时，总攻碾庄，我4、8、9纵3把尖刀，一举突破敌军防御阵地，将敌兵团部及第25军大部歼灭，接着又直趋大、小院上，于22日全歼敌第64军及25军残部，兵团司令黄百韬毙命，64军军长刘镇湘被俘。淮海战役首战告捷。
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我华野在中野的密切配合下，斩断了徐州之敌的右臂，共歼敌一个兵团部和6个军，1个绥靖区所属两个军大部起义，并给予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以沉重打击。
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而突然的攻势面前，指挥失当，部署错乱，终于失地丧失，遭致失败。刘峙开始既令黄百韬兵团迅速向徐州收缩，又为接应自海州西撤的44军，令黄百韬推迟两天自新安镇撤退。黄百韬兵团于11月10日进至碾庄圩时，李弥兵团却按刘峙的命令，于9日自曹八集撤往徐州。这就给我军合围分割黄兵团提供了战机。如果黄、李两兵团连接后再撤的话，将会增加我军分割合围黄兵团的困难。
据说，黄百韬阵亡前有“三不解”的哀叹：一、为什么自己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44军两天不走；二、既然在新安镇等了两天，为什么不派出部队在运河上架设军桥；三、李弥兵团既有东援我部之任务，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们西撤。
就这样，在战役指挥上，敌人为保住一个军，结果丢掉一个兵团，又为了保住这个兵团，结果丢掉五个兵团。敌人的指挥错误和失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又是必然的。
黄百韬兵团被全歼之际，中央军委、刘陈邓首长以及我们都在考虑下步行动问题。经过反复商议，最后，军委和毛主席确定了在南线先打李延年、再打黄维之方针。我们在组织攻歼黄百韬兵团的最后阶段，从战场抽调4个纵队分两批南下迎击李延年，以7个纵队监视北线邱、李、孙3个兵团，确保南线中野全力对付黄维。我们还建议中野，可于南坪集、孙疃集线作为歼击黄维兵团的战场，得到中央军委和刘陈邓首长的肯定。
这时，中央军委的意图和部署是：在我军作战重心逐步转向南线后，以中野全力打黄维，华野全力歼灭李延年、刘汝明部。只要在宿县以东地区迅速歼灭李延年部，再将刘汝明部驱至蚌埠，黄维兵团就孤立了。尔后，中野与华野密切配合，再打一个歼灭黄百韬兵团那样的大仗，取得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
粟裕同志曾经问我，在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敌军可能有几种变化？我的看法是：一，徐、蚌、蒙三处敌军以宿县为中心对进，打通南北联系；二，黄维兵团发现有被我包围之征候，即可能向蚌埠收缩，会合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再行北进；三，黄维被围攻，情况紧急时，徐敌可能倾全力南援。我比较担心的是第二种情况，因南面两路敌军分则弱、合则强。若黄维兵团按第一种情况，从蒙城地区取捷径向宿县攻击，因这一带是我们抗战时打游击的地方，从地形上讲，河流多，皆为淮河支流，又都是西北东南流向，层层阻隔，不利于他们这样的机械化部队开进与展开。如果他们先到了蚌埠再北进，对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也能起到督战的作用。
11月23日，蒋介石将刘峙和杜聿明召至南京，训斥他们指挥无能，损兵折将，并决定以徐州之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向符离集进攻，以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和黄维兵团分向宿县进攻，以求“三路会师”，打通徐蚌线。
在徐州“剿总”的催促下，黄维兵团进展很快，其先头部队已达南坪集地区，正与中野部队激战，一部已突过了浍河。24日上午，我们收到刘陈邓首长给我们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认为因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迟迟不进，而歼击黄维的时机甚好，“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实行”。粟裕、陈士榘和我立即于当日午时复电总前委首长和中央军委并告韦国清、吉洛：“我们当遵命，首先以大力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对刘、李暂采阻击与歼灭其一部之方针”。在北线，决以7个纵队全力阻徐敌南援，对南线的部队也迅速作出调整。下午3时，中央军委、毛主席也给刘陈邓和我们发了电报：“（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充分肯定了总前委首长的建议。
从24日到25日，我们作出的部署调整是，将中野11纵队归还中原野战军建制，调华野第7、11纵和特纵一部集结于宿县以南，准备参加对黄维的作战行动。华野指挥所率10纵南下进至时村以西地区，作为预备队。以韦国清、吉洛指挥第2、6、13纵阻击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保障中原野战军的翼侧安全。在北线，由谭震林、王建安指挥7个纵队（1、3、4、8、9、12、鲁中南、两广纵队）监视徐州近郊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坚决阻其南窜，以确保南线战场我军的行动。
中野于11月25日对黄维兵团达成了合围。此时，南线的李延年兵团已撤逃蚌埠。我们即决定留6纵在蚌埠以北监视李延年，野司率2、10、11纵北返宿县附近集结待机，以确保南线战局的顺利发展。
28日，中央军委、毛主席给总前委和我们发来电报，指出：在解决黄维后，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武汉逃跑的可能。尔后，又估计敌有可能向连云港从海上逃跑。我们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行动部署问题，有的同志主张把主力放在徐州以东及两淮地区，以防意外；有的主张围死徐州，不让敌军出来。粟裕认为：敌放弃徐州的可能性很大。如经连云港海运南逃，船只、码头都有困难，遭我尾追后将背海作战，招致全军覆灭；如走两淮经苏中南逃，该地区河川纵横，不便于大兵团行动，且均为我老根据地，难于逃脱；如沿津浦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则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可与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呼应，南北对进，既解黄维之围，又可集中兵力防守淮河，一举两得，故敌走此路的可能性较大。
我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和判断。战役进行到此时，敌军撤出徐州，无论朝哪个方向逃，都已是强弩之末，再想“退守淮河”，已不大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让其与黄维兵团会合，影响中原野战军的攻黄行动。因此，粟总和我们研究决定：华野主力成弧形部署在徐州以南的津浦线两侧，确保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同时，待徐敌离开坚固设防的城池后，准备在野战中将其一举歼灭。
敌军企图逃跑，我们整夜都守在作战室。12月1日凌晨得悉，徐州守敌三个兵团连同大量地方党政人员正向西南撤逃。据已先抢占徐州的我12纵报告，他们在萧县附近俘虏了邱清泉部第200师的一名士兵。当时，谭震林副政委判断，杜聿明集团主力还没走远，因杜不会丢下邱单独走。我们商议后，决心追歼杜聿明集团于徐州西南地区。粟裕代司令员即命令各纵展开迂回追击、平行追击与尾追，并将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和总前委。
3日上午，杜聿明部正向永城开进途中，国民党空军派飞机空投蒋介石手谕，令杜聿明转向濉溪口，取捷径解救黄维。杜聿明明知改变行进方向凶多吉少，但对蒋介石的命令不敢不执行。这是杜聿明被俘后，我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杜的日记，对每日生活之所得，对时局、战争之评述，颇为详尽，也有一定见解，字里行间，有不少对“老头子”（指蒋介石）指挥的不满。我认为这本日记有些价值，看完后便交给华野政治部，后来不知去向了。20世纪60年代，杜聿明先生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我们在开会时见过几次面，想起此事，总觉遗憾。假如杜先生的日记还在，我定会物归原主的。
12月4日，我军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地区将杜聿明集团30万之众合围，并迅速在南面组织了坚强的防御，阻止该敌与黄维兵团会合。杜部在东、北、西三面遭受我军猛攻，连续向南突击，也未能得逞。后来，杜聿明下令分路突围，接着又决定固守，结果是“锣齐鼓不齐”，孙元良的兵团部及所属第41、47军在突围时被歼，孙元良仅率少数随从逃脱。邱、李两兵团8个军20多万人，没有突围，被我逐步压缩在陈官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只好就地增修工事固守。
12月10日，陈毅司令员打来电话，说歼灭黄维兵团可能还要7至10天。我们也感到，中野、华野在南北相距约60公里的地区内，分别围住了敌军的两个重兵集团，蚌埠北上的援敌距黄维兵团只有40公里，蒋介石正想方设法从武汉白崇禧集团中调兵增援徐州。如相持日久，情况可能发生变化。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我商量后，乃建议再抽一部兵力配合中原野战军歼灭黄维兵团，先解决中间这一坨。尔后，中野负责阻击蚌埠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我华野再歼杜聿明集团。
总前委当即同意并报中央军委，批准了我们的建议。于是，华野在原已参加攻歼黄维兵团的7、13纵和特纵一部的基础上，再由陈士榘参谋长率3、11纵、鲁中南纵队和特纵一部，前往双堆集地区参战。12月15日，黄维兵团全部被歼。
这时，我们野司在濉溪口附近的相王城，指挥部队合围和歼灭杜聿明集团。当地群众向我介绍，相王是商汤时期的一个诸侯，最早发明了马车，他赶着马车到此建城，相王城距今已有4000年的历史。粟总和我登上城边的相山，望着陈官庄一带浓烟滚滚的战场，听着隆隆的炮声，感到胜利已经越来越近。
此时，在华北战场上，平津战役已经发起。为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军委和毛主席两次打电报给粟裕，指示华野部队，对杜聿明集团暂时“只作防御，不作攻击”，转入战场休整。
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已40多天，甚为疲劳，时常吃不到油盐，也需要及时补充，以恢复与保持体力。粟裕、陈士榘、钟期光和我签发电报，建议华东局、军区首长慰劳参战部队，平均每人5包香烟、半斤猪肉，举行一次会餐。中央军委为此专门发电：“前线将士浴血歼敌，辛劳备至，粟陈钟张所提，亟应照准。兹由军委决定，凡我华东、中原参战部队，前线人员，一律慰劳以每人猪肉一斤，香烟五包，凡不吸香烟者，得以其它等价的物品代替。此项款物由华东、中原两军区按所属范围分担”。
此前，毛主席预见到歼灭杜集团已不成问题，曾于12月12日指示总前委：“黄维兵团歼灭后，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如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至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
17日，总前委在萧县的蔡凹召开会议。蔡凹村北面是条小干河底，也许是因此得名。我们华野指挥所就设在村北的一个农家。听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首长要来开会，大家都很高兴。我要机关准备会场，安排好刘陈邓首长的休息住房。准备停当后，我早早就到村子外去迎候首长。小平同志一下汽车，就风趣地说：“你们住这么大的村子，不怕飞机炸？还是要‘怕死’一点啊”。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插了一句：“现在蒋介石搬家都搬不赢，顾不上来炸我们了”。粟裕对刘伯承司令员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已经有17年没有见面了！”
几位首长在淮海战役即将全胜之时，相会蔡凹，都显得特别高兴。他们着重研究了明年夏季渡江作战方案和对部队整编的问题。休息时，还一起照了相。这张宝贵的5人合影，使人们今天得以重睹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战斗风采。当时，总前委首长要我们华野的几个部门领导参加，但我们谁也没有靠上去。今天想来，还真有几分后悔，因为这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啊！
会后，刘伯承、陈毅同志赴西柏坡向中央汇报，邓小平同志返中野司令部驻地宿县临涣集以东的小李家。
12月下旬，天气骤变，接连10多天的雨雪交加。敌军粮弹两缺，饥寒交迫，不得不靠宰杀军马、吃树皮为生，士兵饿死冻毙者日众。蒋介石不断派飞机空投粮弹，最多时每天出动120架次，但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为争抢空投的大木、大饼，敌军架起机枪，互相残杀。飞行员在我对空火力射击下不敢低飞，只能在高空投放，不少空投物品飘落到我军阵地上。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队中，出现了以手表、戒指、银元、手枪等换取柴米、大饼、罐头的奇特市场。我军大力开展政治攻势，进行火线喊话、赠送食品、散发传单等。毛主席还专门为淮海前线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对瓦解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20天内，敌副师长以下1.4万余人携械向我投诚。经过战场诉阶级压迫苦，广大新解放士兵很快就懂得了解放军是为人民谋解放的军队，立即摘掉帽徽，调转枪口，参加我军作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即俘即补”、“即补即战”。
经请示总前委并报军委和毛主席同意，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我于1949年1月2日在蔡凹签发作战命令：决趁杜聿明集团尚未得到充分补给和动摇恐慌之际，发起总攻。首先歼灭较弱的李弥兵团残部，尔后乘胜扩张战果，歼击较强的邱清泉兵团残部。以3、4、10纵、渤海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两个旅，统由10纵首长指挥，由东向西攻歼李弥兵团；山东兵团指挥第1、9、12纵和35军（济南战役起义的吴化文部改编）由北向南，苏北兵团指挥第2、8、11纵、鲁中南纵队由南向北，分割邱兵团与李兵团的联系，同时防止敌军突围；6、7、13纵、两广纵队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等部为预备队；特纵统一指挥山东、苏北兵团炮兵，协同主攻部队作战。各部统于1月6日发起攻击。
6日15时30分，我军发起总攻，以绝对优势的炮兵火力，掩护步兵对据守各个村落之敌实施连续爆破，并利用20天来挖掘的交通壕，迅速突入敌阵地。仅仅用了两天时间，我军就攻克36个村落据点，敌防御体系开始瓦解。1月9日，敌军连续向西突围，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率大批战机到陈官庄地区上空助战，并投掷催泪毒气弹，掩护突围。当晚，10纵宋时轮司令员打电话给我，说敌已全线瓦解，他已令4、10纵并肩出击，楔入敌突围部队中，将其分割，现正激战。我立即报告了粟裕代司令员，他当机立断，命令我军全线展开猛攻。至10日16时，全歼杜集团，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李弥化装成伤兵只身逃脱。通过第三阶段的作战，我军共歼灭杜聿明总部、邱兵团部及其所属的5个军和李兵团部及其所属的3个军。至此，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一役，我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60万对80万，以少胜多，创造了我军历史上战役规模最大、歼敌人数最多的光辉记录。毛泽东主席曾经称赞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每当我想起淮海决战的那些日日夜夜，最令人难忘的，就是我们的人民群众，他们真心诚意地拥护和支持了这场革命战争，有三区（华东、中原、华北）五省（鲁、苏、豫、皖、冀）的540多万民工参加了支前工作。在围歼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时，我华野和中野两支大军集中于淮北路西地区，又回到了我们的老根据地。在南北五、六十公里、东西四、五十公里的战场上，军队、民工及俘虏就有150万人要吃饭，每天需粮食300万斤。根据地人民以“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支援前线”的实际行动，全力支援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决战。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本文摘自《张震回忆录》第330—3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