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小小的队伍，冒着严寒，沿着山间的崎岖小路，急速地前进。雪在同志们的脚下发出嚓嚓的声音，这声音整齐、急促、坚定，好像一支战斗的歌曲，激荡着我的心；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多月来所走过的道路……
当日军南渡黄河，分两路钳击济南时，我和程重远同志接受省委指示，背起行李，走出了泰安县城。那时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啊!脑子里只想着两个字：武装，武装，必须抓武装！没有武装，我们将成为敌人屠刀下的羔羊！回想过去，因为没有武装，在同阶级敌人斗争时，我们束手被擒，在监狱中度过了四年多的囚犯生活！现在，我们冲出了囚笼，一定要手执武器走向战场，以英勇的搏斗，来消灭民族仇敌！但是，武装从哪里来？我们没有一支枪，一粒弹！
我们拖着出狱后的虚弱身体，夹杂在难民群中，来到泰安西南的夏张镇，会见了崔子明同志和省委早些时候派来的远静沧同志。崔、远二同志也是刚刚出狱，过去在敌监狱中同处一个囚笼，现在大家狱外重逢，共同执行党交给的发动游击战争的任务，感到特别欢欣。
我们放下行李后，立刻向远静沧、崔子明等同志传达了省委有关组织抗日武装的具体指示。随即谈到搞武装的关键“枪”的问题。当时崔子明同志说：“枪是有。”我高兴地问：“在哪里？”他说；“在地主富商手里。”要把地主富商的枪转到我们手里，成为打击日寇的武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经过一番研究，决定以防范韩复榘溃兵抢劫、组织自卫武装为名，由本镇人崔子明同志出头，动员地主富商拿出枪来。
崔子明同志通过召集动员会等方法，终于弄到十一支枪，预先准备好的游击队员从地主富商手里接过枪来，便开始为夏张镇站岗放哨。一九三八年元旦的深夜，我们十个人、十一支枪拉出了夏张镇。但这支幼小的抗日队伍，一开始便遭到各种反动势力的摧残和迫害。
初到馍馍山，村长不让驻，只好在数九寒天钻进过去常驻土匪的鹁鸪崖。在山洞里饥寒交迫不说，夏张镇的地主富商还造谣说我们拖枪上山当土匪了。附近鱼池街的国民党CC分子崔仲华也大叫“鹁鸪崖起了土匪”，并煽动当地的红枪会头子箭拔弩张地要来打我们。幸亏由当地当过小学教员的夏天任同志通过社交关系，进行了许多宣传、统战工作，才使情势缓和下来。后来我们移驻香水寺，又派出曹龙骧、叶子真等队员进行宣传，消除误会，才初步树立了游击队的威信，并使队伍扩大到三十多人。
也就在这天寒地冻、衣食无着的时候，我们这支渴望战斗的年轻队伍，与肥城三区葛阳斋、陈惠民领导的三十多人的游击队合并起来，一举袭入肥城，歼灭了二三十人的一支汉奸武装，并把汉奸头子、维持会长范维新公审枪决，打响了这支游击队的第一仗。
由于这一仗的影响，远近村镇的二百多人前来投奔我们，队伍迅速壮大，“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的红旗从此打了起来。
队伍刚整编完，忽然得到情报：津浦路上的界首镇只驻着七八个日本鬼子，门前放着摩托车、小汽车，看来是个什么官儿；附近的界首车站虽驻有三十多个鬼子，但相距一里多路，也不像是一伙的。于是，我们便抽出六十名队员，由我和崔子明、程重远、陈惠民率领着，开始了第二次作战行动一一奔袭界首。
队伍冒着霏霏雨雪，在山间小路上疾进。三点钟左右，翻过香水寺附近的高山，抄小路接近了界首车站。
队伍停下来，进行布置：程重远带一小队到车站以南，负责割断通往泰安的电线，然后控制附近的铁路桥洞，防止泰安敌人增援；陈惠民带一个中队包围车站，不叫车站敌人增援街里；崔子明率一小队进街消灭那七八个鬼子。
各队进入岗位，单等崔子明小队的动静。但等了很久，街里仍然静寂无声。这次战斗的目的就是消灭街里那七八个鬼子，崔子明小队搞不好，就不能顺利地解决战斗。大家为此十分焦急。我决意到街里去看看，便在陈惠民中队找了一个队员，提上把大砍刀，穿过桥洞，顺公路直奔界首镇。走近街南头，听街里肃静无声，便沿着墙根轻手轻脚地向里摸。我们一边前进一边谨慎小心地搜索着周围．快到街中心的时候，看见一个朝西开的门上挂着日本旗，门前停着摩托车、小汽车，这便是我们的袭击目标了。
我们一边寻觅小队，一边侦察情况，继续向北搜索前进。这时，来到了一家车马旅店的门口。我们正在大门旁向里观察，忽见一个日本鬼子提着枪往外走来。我二人一个箭步窜过门口，向北猛跑。跑不远见一条东西小胡同，便迅速拐进去，依在墙角上，举起了大砍刀，准备战斗。但是鬼子并未追来。静下来再听，里边一家院内有人说话，我们便进去找人了解情况。找出来的人是个矮小的老头，正是店里掌柜的——这个小门原来就是旅店的后门。老头一听我们问鬼子的情况，惊恐地说：“呀！鬼子可多啦，足有三百！是晚上八点钟开过来的，说是从这里路过，街南街北，前街后街都驻满了!”
听他这一说，敌情起了很大变化，我的心不禁凉了半截。我们原是奔袭那七八个鬼子来的，偏偏碰上大队鬼子在这里宿营，这怎么办呢？看来只好撤退了。但跑了一夜路，已经深入敌人据点，难道就这样白白罢手了？我的脑子里在激烈地斗争着。
我们沿着大街转回来，又走到挂日本旗的大门前，仍然不见崔子明小队的踪影。真的就这样撤回去吗？心里实在不甘心。鬼子的驻地连个哨兵也没有，这可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呀！踌躇一阵，我把心一横，对那个队员说：“走！咱们进去看看！”
我们两个人就地趴下向院里爬，爬过漆黑的门洞来到二门，再爬进二门沿东墙根爬，听到东房里有马吃草声。抬头向西房看，里面透出暗淡的灯光。再爬到西墙根，两手扶墙轻轻站起来，听到屋里传出呼噜呼嚕的鼾声。我用唾沫点破窗纸向里一看，嗬！炕上、地下，横七竖八睡着二十多个死狗一般的鬼子。地当中燃着一支蜡烛，摆着一堆日文书；武器则全挂在墙上。我看着那些剃着和尚头、盖着黄军毯、哼哈死睡的日本强盗，仇恨的火焰顿时燃遍全身，提着大砍刀的手也痒痒起来。我们摸到门旁，揭开挂在门上的油布，两手轻轻推门。门“吱呀”一响，便缩回手来，静听反映。然后再推，推开豁口后，便钻进去摘鬼子的枪。摘了一些枪，那队员说：“我们砍他几个吧！”我说：“不忙，先把枪送出街去，再回来干!”说着，两个人奔出大门，来到街南头。这时，见一伙入朝我们走来，一打暗号，正是崔子明小队。原来他们是走小路来的，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我立刻举起枪说：“你们看，这是日本鬼子的大盖枪，从里边摘出来的；鬼子睡得象死狗一样，谁有种随我回去用刀砍他!”崔子明和刘西岐争着说：“我去!我去!”我说：“好，随我走!”随即布置其他队员沿街布岗，我和那个队员带着崔、刘二人又折回鬼子的院子。
我们径直来到西房，把那个队员留在门口放哨，我和崔、刘三个便进了屋子，各人迅速找好了攻击目标。我两脚叉开，举起了大刀；崔子明举起了日本指挥刀；刘西岐手里的刺刀也对准了鬼子的秃脑壳。我看大家都已准备好，双臂一抡，喀嚓一声砍了下去；崔子明的指挥刀应声也落下去；刘西岐的刺刀也刺进了鬼子的秃脑壳。我那把大刀像切西瓜一样，接连砍了三个；崔子明也连着剁了几个鬼子；刘西岐端着刺刀也在不停地捅。大家正在干得解恨、眼红，忽然崔子明刀下的一个鬼子没被砍死，“噢噢”地叫唤起来。这一叫，全屋的鬼子都惊醒了，鬼哭狼嚎地叫嚷起来。这时，崔、刘二人敏捷地退出房子去了。鬼子抓起军毯向我扑打，我以大刀对砍。三打两打把蜡烛扑灭，满屋墨黑。忽然军毯把我的砍刀缠住，猛力才抽出来，自觉不妙：倘若军毯把我的头蒙住，岂不危险！于是急忙退出门外，鬼子几次向外冲，都被我砍了回去，只管在屋里叫，不敢出来。趁这工夫，我招呼了站岗的队员，一同退出了院子。这时，车站、街里的机枪、大炮响成了一个点。
南街枪响得紧，不能再沿原路走了，我们便向北走。正走着，迎面来了个提枪的人，一问口令，那家伙“嗷嗷”地不知说什么；我一听是个鬼子，急忙一个箭步窜上去，照他脖子猛砍一刀，他像一块木板，扑通一声栽倒了。
我们继续向北跑，背后响着急促的皮鞋声，子弹也在身旁哧哧地追逐我们。又跑出一段路，来到街中心的小桥。这里还有一个队员在站岗，我们招呼他一起走。三个人急忙跳下河堤，顺着干河道向西，跑过铁路，甩掉了敌人。
在街里响起枪声的时候，包围车站的陈惠民中队听崔子明说我还未退出来，便按预先的计划动作起来。陈惠民爬上路基，用步枪打倒了鬼子的哨兵。枪一响，正在睡觉的鬼子紧急集合往外跑，陈惠民中队对准房门，得心应手地猛打起来。向外跑的鬼子被打倒几个，躺在门口，后边的再不敢出来，就依在门窗旁抵抗，双方展开了猛烈的对射。
我们退到铁路西边的山头上，远远看见东边的泰山边上，炮弹东一个西一个地爆炸；界首街上的重机枪也在向泰山扫射。显然鬼子以为夜摸界首的游击队，是从泰山下来的你呢。
这时，东方泛起鱼肚白色，天快亮了。车站上打得正热火，我叫队员按规定的联络信号朝天连放三枪，通知陈惠民中队赶快撤出战斗。信号发出后，车站上传来一阵更猛烈的射击，原来这是陈惠民中队向日本战马发动的最后攻击，一阵乱枪打死了十几匹战马后，队伍便悄悄地撤离了车站。
天明以后，队员们三三两两来到会合地点夏张镇。集合点名时，知道队员管苇同志牺牲了，还有另一名队员挂了花。我们则打死鬼子二十余人、战马十多匹，顺利地实现了游击队第二次战斗的计划。时逢旧历年关，夏张镇群众送来肉、面、酒、菜慰问我们，全体游击队员在胜利的欢乐中度过了一九三八年的春节。这一仗轰动了整个泰西地区，“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的大旗迎风招展，群众纷纷奔向这杆大旗，成群结队地参加我们的队伍。
泰西游击队在界首战斗后，进一步扩大了队伍，旋即投入配合台儿庄战斗的大破津浦路的斗争，炸山洞，毁桥梁，袭击敌人的列车和据点，连战连捷，歼灭了大量敌人。队伍在胜利的斗争中迅速成长壮大，并在东平、肥城、泰安等县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它已拥有四千余人，改编为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成为鲁西敌后的一支强有力的抗日武装。(撰文张北华)
浏览：820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