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东兰陵县人，原是鲁中南区兰陵县青山区区长。1948年底，淮海战役开始，我参加了战役支前。1949年12月，淮海战役结束。我回来之后，就到县委担任县委秘书。休息了没几天，就接到通知参加县委干部大会。干部大会上，县长孙文成在大会上宣布组建南下干部中队。我那时已经30岁了，在南下干部中年龄算是大的。并宣布了南下干部名单，其中有我的名字。同时决定，兰陵县干部编成一个中队，由孙文成任中队长，即日开赴华东党校（位于临城，即现在的枣庄）学习城市政策，为期一个月。
南下干部中队名单后来是有变动的，因为有些人不想南下，有所顾虑。我们南下的时候，干部有的是自己有手枪的，我也有，干部武器是自己携带，中队以上级别才能带武器。中队之下是班，和部队的叫法一样。但这个班和部队的战斗班不一样。
在临城华东党校，我们学习一个月，学习党的城市政策。实际上这一个月，也不是光学习，也同时作南下准备，等待汽车和运货的火车。期间，兰陵中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第一九一团。四月中旬，学习结束。我们在临城上了运货的火车，一直开到蚌埠，蚌埠有南方城市的味道，休整三天后再坐运人的火车到合肥。当时我们中队是单独行进的。但那时候通过中央的一些简讯，了解到中央和国民党谈判的一些消息及李宗仁当代总统等等。开车的时候不知道要到合肥，因为合肥是临时停留的，之后不知道要去哪里。到合肥后待了两三天，住在郊区。同时寻找船只，因为南下的部队、干部有很多，船不够用，我们走了很多路才找到船。
在我们奉命步行开往合肥城南长江边上的刘家渡时，上级还下达了一个规定，要将原来由组织上统一保管的干部档案一律交由干部本人保管，以确保安全。原来干部的档案是组织统一管理的，在合肥之后就宣布干部的档案都归自己管理，自己的档案自己带着，组织带着的档案可能会因为发生沉船事件丢失，过江时候牺牲的干部，档案也就会消失，所以我们意识到过江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现有船只肯定不够用，所以到达刘家渡后名义上是要准备渡江了，实际上仍在到处寻找船只。
4月22日，渡江已经开始。我站在长江堤岸上万分兴奋，几乎是冲口而出地唱了一段京戏：解放军，占天时，兵多将广；领人马，下江南，兵扎在长江。一曲毕，仍意犹未尽，便又口占一绝云：早定今年夸剩勇，果然江上站貔琳。看他溃败哀狼狈，我自扬威歼寇仇。此时和我一起站在长江岸上，是以孙文成同志为队长的整个兰陵县干部中队。正在高兴之际，忽然从长江上游飞驰而来一艘国民党战舰。它应该是刚从武汉败下阵来，正朝上海方向逃窜。败军之船，困兽犹斗，它上来就用机枪胡乱扫射一气。上级命令：“不要理它。”不一会儿，这条船就溜的没踪影了。
4月23号，部队渡江成功，等我们兰陵干部中队弄到船只，大部队已经过去了大半。当日，黄昏以后，我们从刘家渡登船。我们的船不是很大，只能装我们这一个中队，现在也记不清楚是哪几个人了，只带着自己的档案。
我们渡江后，一路急行军，直奔杭州。此时，国民党部队巳经溃退不见踪影，只是偶尔看到他们遗留下来的一些死尸，横卧路旁，狼籍不堪。我心想，这就是内战所带来的恶果啊。
过江以后，一路急行军。期间，我们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筹备粮食。所谓筹粮，就是在沿途农村找到伪保长，由他带领去那些有余粮的农户家中，察看粮食，记下姓名，估计粮食数目，然后告诉他们：部队用粮，开条子给你们，待到新政权成立后，凭条子兑换现金。然后，我们经过南陵、宣城、广德，4月29日到了安吉。一路都是步行过去的，在德清那边下来。一路都很顺利。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进人安吉县境后，在一个村镇附近的一棵大树下休息。村镇居民获悉后，竟敲锣打鼓出来欢迎我们，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没想到的是，国民党一架飞机忽然来袭，低飞俯冲中，用机枪胡乱扫射，那棵大树上的树枝都被射断了好多，飞落在地上。但说也奇怪，大树下的军民却有惊无险，无一受伤，这个很神奇。
5月9日晚上，我们进人杭州。但天色已晚，一时间无法与杭州市军管会联系上，也就找不到住宿场所。按照老规矩、老做法，只能自己找房子住宿。我们中队在西大街达三里找到一排房子，我被安排在达三里一号。
5月15日，我们接到命令：接管国民党市政府第三区公所，地址在忠清巷，区长名叫钱镜西。到达该区后，我们命令钱镜西及所有区公所人员必须将有关人员名单、文件、财产、账目、器具等造册上报，不得隐瞒、遗漏，并听候处理。事实证明，所报清册基本属实。钱境西把很多东西说成是个人的，如办公用玻璃瓶板、笔墨、砚台等，他们都说是私人所有，我们也未追究。对其中几个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的中青年，我们后来还给他们分配了工作。
接管工作基本上是利的，但中间发生了钱镜西自杀事件。国民党区长自杀，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在抢救问题上，我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大多数干部认为，应予抢救，但也有个别人认为，这是“畏罪自杀，咎由自取”，随他去吧！当然，领导上是与大多数干部观点一致的。
另有一事，发生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应一提。我们到了杭州之后，有6个干部回去了，因为家乡观念很重等原因。我们的接管干部中，总有那么三五个人，经常发生牢骚、说说怪话，对一切都看不顺眼。有一天夜里，他们忽然偷偷跳上火车，逃回山东去了。我们说，他们立场不坚定，开小差了，真丢人！组织上立即将此事写信告诉兰陵县委，并通报上级。很快，杭州下城区人民政府成立，孙文成任区委书记，杨雪岩任区长，我担任秘书。接管工作就此结束。我们的兰陵中队大部分是分配在下城区这一带，大家都有职务的。我们的中队中约不到50人到了杭州之后，又到上海去了。大队部也走了，去解放舟山了。7月份我就调到教育局去了。后来我在市政府人事处工作过一段时间，那里都不是南下干部，他们都是穿便装的。
7月，我调杭州市教育局任秘书，兼管一个刊物《教育报道》。教育局局长郭人全，曾任湘湖师范校长，地下党员；副局长萧方洲，南下干部，曾任鲁南第三地委宣传部长，那时我就在第三专署工作，所以彼此很熟，全局科股长以及干职人员有40多人，其中以南下干部为骨干，还有地下党、华东大学学生、新吸收的知识分子以及留用人员等。
进人教育局工作后，有几件小事我一直都不能忘怀。为了与同志们相互熟悉，增进了解，我召集秘书室和《教育报道》人员开了个座谈会。
文秘人员尤霞村首先发言。他是山东菏泽人，曾任山东师范学院秘书组主任，一年前失业，来杭州找工作，是杭州市人民法院院长刘季青同志介绍他来教育局任文书的。霞村说，他们菏泽出过两个国民政府大官，一个叫何思源，一个叫王耀武，都官至省长，但最后都失败了。于是，老百姓给他俩编了副很嘲讽的对联：
王耀武扬威不耀武
何思源饮水不思源
尤霞村话音才落，钱耕辛就气呼呼地发言说：“我是《教育报道》的编辑，我解放前是编辑，现在仍是编辑，郭局长一直说我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但老X总说我是俘虏，大家评评看，我是俘虏吗？！”大家于是七嘴八舌议论开了，一致认为老X不对，不能把留用人员当成俘虏看待。庞翔勋说，解放前做事情，都是为了糊口，现在做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留用人员不是俘虏，真正的俘虏是刚才尤霞村所说的王耀武那号人。
谁是俘虏，谁是同志。把这层关系弄清楚了，同志的关系也就更亲密了，工作自然也就开展得更顺利了。
不久，我接到了来自杭州男青年会的邀请，做一个以《给青年朋友们谈谈人生观》的主题报告。作为来杭后的第一次报告，我认真备课，参考俞铭璜所著的《新人生观》，着重谈了三个问题：什么是人生观；对人生观有几种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我讲完后，刚从德国回来的蔡堡先生做了《德国见闻》的报告。他在开场白里说：“刚才孙先生的演讲，是人生哲理方面的丰盛大餐，我接下来要讲的，只不过是几样小点。不过，大餐之后再来几碟小点心，也许还别有风味呢。”这几句话，足见蔡先生很有口才，善于演讲。
报告会后，青年朋友们给演讲以很好的评价，认为“一中一西，一荤一素，一大一小”，各有特色，又互有补益。蔡堡先生后来曾任浙江医科大学副校长多年。
1949年9月，上级机关颁发了“杭州市人民政府”白底黑字胸章若干枚，每个干部都有，佩在胸前，作为识别标志。这是十分光荣的事情。我记得，当时在教育局档案室里的陈建枫同志是留用人员，带上胸章后对工作更加积极了，他说：“领导要任何一份档案，我保证三分钟取出。”他还把自己收藏多年的一部《鲁迅全集》捐献给了教育局。
到9月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全国人民都沉浸在一片迎接新中国的欢乐气氛中。杭州市教育局自然也不落人后，全局人员都行动起来，开始制作精美的彩门松坊......
结果，正是那位陈建枫同志，因为太过兴奋，在积极筹备庆典过程中，忙中出错，居然把佩在胸前的那枚证章弄丢了。这可把他急坏了，角角落落，翻箱倒柜，统统找遍，却仍是一无所获。最后，他很尴尬地问我该怎么办。我只好安慰他说：“你先写个检讨报告吧，我再给你申请一枚。”有了这颗定心丸，他又开始忙进忙出了。
1949年10月I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正是那一刻，我想到了那些亲如兄弟的同志，想到了渡江以来的全新生活，也想到了那一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①本文系作者2013年6月27日接受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毛雷、王程程访问时的谈话。文稿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文稿整理人：毛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