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少奇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以中央代表身份，从华中来到山东检查和指导工作。他帮助山东军民克服困难、扭转了一度被动的局面。他的历史功绩，永远不能磨灭！他那高瞻远瞩，多谋善断，联系实际，诲人不倦的革命精神，至今仍在我脑际起伏萦回。
（一）雪中送炭
在抗战前期山东各地还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杂牌军、地方军政人员和封建地主武装。其中有的愿意与我党我军合作抗战；有的保持中立，以图在抗战过程中保存力量；还有的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屡造磨擦，破坏抗战。特别是抗战转入敌我相持阶段后，日军停止正面进攻，对国民党实行诱降，把战略重点逐渐转向我抗日根据地，疯狂进行扫荡、蚕食、掠夺。推行“强化治安”，扩大伪军伪组织。这时山东敌后，敌、顽、我三角斗争更趋激烈。1941年青纱帐落以后，日军调集5万人，于11月对我山东腹地——鲁中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大举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山东分局、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纵队等山东党政军首脑机关。扫荡持续40多天，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环山修据点、筑碉堡、挖封锁沟，妄图彻底消灭我抗日根据地。山东分局等领导机关受到一定的损失，被迫向东转移到滨海地区。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后，山东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猖狂反共。驻鲁南国民党东北军第六八三团乘日军“扫荡”我根据地之机，于10月27日偷袭银厂村我鲁南区党委机关，大肆逮捕烧杀抢掠，11月19日竟活埋了我区党委书记赵镈同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银厂惨案。我鲁南抗日根据地被压缩到“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牵”、“一枪打透”的地步。
由于日伪顽夹击，我山东抗日军民受到严重摧残，各根据地被分割、蚕食，空前缩小，交通阻塞，部队减员，组织破坏，加之灾荒严重，致使军需民食极端困难。1942年面临更艰苦的局面，敌后抗战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同时，在严重的斗争考验中，也暴露出山东工作特别是在党内领导上存在的某些严重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因此，我们急切要求中央派人前来帮助指导。刘少奇同志就在这时来到山东，真如雪中送炭。
（二）体察民情与促膝谈心
刘少奇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为了减少目标，对外化名胡服。1940年春，他正准备返回延安，中央委托他路过山东时，帮助解决山东问题。1942年3月18日，少奇同志从华中局驻地苏北阜宁单家巷出发，昼夜兼程，越过敌人道道封锁沟、墙，涉过齐腰深水，穿过日军严密封锁的陇海铁路，于3月下旬来到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驻地）东海县（今临沭县）诸繁村。
少奇同志以高度的群众观念和政策观念，一到山东境内，就注意观察了解农村情况。每到一处，他不顾疲劳，马上找群众调查。询问减租减息是否进行或进行得怎样？各阶层反映如何？贫雇农生活有否改善？生产情绪怎样？各群众组织是否发展起来？农救会的威信、作用怎样？等等。来到诸繁，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负责同志都逐个向他汇报工作，他分别听取大家的意见，促膝谈心少则半天，多则一天。各机关各部门各群众团体的干部也主动向他反映情况和意见，他都尽量接谈。同时他还组织随行的同志仔细翻阅山东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有关材料和系统阅览分局党刊《斗争》和党报《大众日报》，并要他们注意抓问题和抓政策执行情况，研究每个时期怎样贯彻体现中央方针政策和用什么方式方法。其中有关党、武装斗争、群众运动等方面的重要材料，他都亲自过目。
少奇同志经过对广大群众的访问，同分局领导同志及各方面干部的谈话以及阅览大量的原始材料，并进行认真地系统地分析研究之后，全面掌握了山东历史及各方面的情况，并以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马列主义锐敏的观察力，初步找到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他严密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从不轻易下结论。就是他完全考虑成熟了的问题，也不强加于人，而是按照组织原则，启发帮助大家从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入手，逐步地认识问题，自觉地解决问题。这时他便要求分局负责同志开会。会议由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主持，罗荣桓、黎玉、陈光、萧华等同志参加。会上，少奇同志首先充分肯定山东党领导广大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取得的成绩，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对照实际情况，检查存在的问题，从思想路线上找原因，并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会上，大家对山东形势、各方面工作、领导思想、工作作风等问题以及如何贯彻中央指示，渡过困难，争取胜利的办法等等，各抒己见，热烈讨论。少奇同志对相同的和分歧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意见，都认真听取，随手记录，并不时插话引导；会后又耐心个别交谈，进行帮助。
（三）找出症结，对症下药
经过少奇同志的耐心开导，同志们思想开了窍，逐渐认识到山东问题的症结：
一是对形势的判断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我党组织扩大，我军从无到有，飞跃发展壮大，根据地也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这是实事。但对党中央1939年指示在山东争取优势的任务没有实现。军事上和敌人比，日军4万、伪军10几万，我是劣势；和友军比，友军主力四五万，加上顽军共10余万，我也不是优势。但有的同志对敌、友、我各方面的情况，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困难和不利条件不作认真分析，不做踏踏实实艰苦细致的工作；而主观认为我已取得初步优势，盲目乐观，太平麻痹，机关庞大笨重，形式主义，说多做少，满足口号。因此在敌人“扫荡”和顽军夹击下，我们被动应付，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二是群众工作问题。过去一般发动与组织了各阶层群众，开展了抗日活动，在救济、优待抗属、合理负担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部分地改善了群众生活；但基本群众、贫农雇农没有普遍深入地发动组织起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政策没有真正贯彻下去，基本群众的生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由于基本群众还没有从切身利益上关心党的事业发展，充分发挥积极性，我党我军和群众的联系，就象水上浮萍，不巩固不密切。由于在农村基本群众的优势没有树立起来，各群众组织、政权建设、群众武装、党的基础就不巩固。其他阶层也不能很好的团结与合作，根据地不巩固，经不起敌人扫荡摧残。我党我军没有牢固的依托。
三是统一战线问题。过去对友党友军做了大量的疏通工作，联合他们共同抗战也有成绩。但党的统战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有的同志片面强调联合，忽视斗争或斗争不力。因此不仅联合不巩固，而且使我们丧失了许多发展壮大自己的良机。譬如我们放手大胆独立自主建立政权太迟，长期寄人篱下，有的地方国民党县长逃跑了，我们还把他请回来，帮他建立政权，发展武装，他们掉过头来反对我们。再如有的山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已经占领，开展了工作，而为了“联合”，又让给国民党军队。结果他们占领有利地位，不但不去抗战，反而大搞磨擦，进攻我们。在这情况下，我们自卫反击，政治上绝对有理，军事上相对有利，但反击不够有力，没有彻底完成任务，留下后患。这些沉痛的教训，大家深刻认识到思想路线上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多么严重的危害。
此外，在分局领导上发扬民主作风与集体领导不够，许多重大问题未能认真讨论。对党中央、北方局等发的指示研究不够，贯彻不力。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党八股、清谈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存在，这是许多重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根本原因。在少奇同志帮助下，大家统一了认识，心情舒畅。对于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有了信心。原来持错误观点的同志改变了认识，也感到轻松。于是分局决定召开扩大会议，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参加，请少奇同志做报告。少奇见山东问题已经揭开，路线是非明确了，分局领导同志的认识已经统一，可以扩大范围研究了，于是他欣然接受。
会场设在诸繁村一家地主的大厅里。少奇报告的题目是《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报告的中心是讲革命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他说：这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在党的各个时期制定战略策略、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是党的正确路线与“左”的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分界线，也是衡量我们犯不犯错误的标准。少奇同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就党的历史、目前抗战形势、敌友我三角斗争特点、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革命的高潮与低潮、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等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当前日本帝国主义是全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要集中一切力量打击它；但在敌人方面又有广大下层士兵和伪军伪组织下层人员，他们是受压迫者，是不愿为其主子卖命的；还有敌占区广大群众更是受害者。因此党对敌占区制定了分化瓦解敌伪军，团结一切爱国人士，以及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政策，以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我们开展对敌斗争就要区别对待，如果把他们都当敌人打击，树敌过多是“左”倾； 但不积极进行工作，分化瓦解敌人，而听任敌人残害百姓，进攻我们，使我们被动挨打，就是右倾。当前一切愿意抗日的国民党机关、部队和地主上层人士是我们的朋友，要团结他们。但他们又具有抗日和反共的两面性，因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联合他们抗日，同时又要同他们的反共反人民的行径作斗争。光斗争不联合或斗争过火是“左”倾；但光联合不斗争或斗争不力，甚至帮助他们发展力量打我们，就是右倾。我们共产党搞革命依靠无产阶级，谁都知道，但当前在农村依靠谁呢？就要依靠雇农贫农这些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这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他们受日本和地主封建势力双重压迫和剥削，革命性最高。但他们不能饿着肚子闹革命，所以党当前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政策，使地主减少某些剥削，改善基本群众生活，有利抗战。对地主利益又不能损伤太大，过大有可能把他推到敌人一边，那是“左”倾。但不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不认真进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不树立基本群众优势，听任地主残酷剥削或者只叫他们恩赐一点则是右倾。少奇同志说：在山东某些问题上“左”的问题也有，但因个别领导同志受王明路线影响，对以上几个根本问题右的错误是主要的，而且是严重的，我看如果再不彻底纠正，要给山东分局门上挂个大匾，上写“右倾机会主义”。
（四）言传身教，具体指导
少奇同志的报告讲了3个上午，下午进行讨论。在少奇同志教导启示下，大家认识到解决山东问题的关键在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而要发动群众，必须实行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生活。因此，应以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山东问题的突破口。所有到会的同志都为解决了山东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而高兴，说“以后工作有办法了”，“会议标志着山东工作的转折点”。同时山东分局在少奇同志帮助下，知错即改，立说立行，于5月1日，专门做出今后各根据地以开展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的决定。山东分局的领导同志分别向所属党、政、军民组织传达了这个决定。从此，减租减息运动即在各地蓬勃地开展起来。
少奇同志不但熟练地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还善于把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指导运动，对干部言传身教。这时少奇同志告诉朱瑞同志，减租减息既然是中心工作，就要全党抓，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一齐抓。运动开展前，要抽调大批干部，学习一两个星期。运动开始时先集中力量搞重点，周围村子找个地方挂上“××村农救会减租减息运动询问处”牌子，派一个干部住下专门了解各阶层对重点村的反映，特别注意贫雇农和地主的反映。重点村搞深搞透，有了样板和经验，再全面推广。你们自己也亲自下去帮助指导，取得直接经验。这时分局在滨海区组织了两个大型工作团，一个去莒南县大店一带，一个在临沭县东盘一带。在沂蒙组织2个工作团。各基点村工作组开始时，一般先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结合找穷根，算剥削帐，个别教育，启发觉悟，开展诉苦，再按政府规定，进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等。运动开展后，朱瑞同志经常亲自到大店等基点村了解情况，回来后又向少奇同志汇报。当有的地方发生过“左”行动时，少奇同志告诉他们：运动是曲线前进的，群众起来后，这种情况不奇怪，问题在于领导上要善于引导，掌握政策，运动才能健康热烈地发展下去。少奇同志还指示把不同类型点上的干部互相对调，以交流经验，共同提高。少奇同志特别注意运用报纸交流经验，指导运动。他曾多次找《大众日报》社的负责同志谈话，具体指导。运动刚布置，5月10日，<大众日报》头版就发表了《如何打开减租减息的大门》社论，指出过去减租减息运动没有开展起来的原因和今后如何开展的办法。以后随着运动的发展，进行了连续报道，少奇同志都随时阅览，认真研究。在少奇同志直接指导下，减租减息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党在农村扎下了根，各方面工作也就有了起色。
（五）妥善解决“抗协”问题
少奇同志在具体指导群众运动的同时，还帮助分局解决了统战政策方面的一个重大问题——“抗协”问题。抗战开始后，一小部分进步的国民党员和为数不少的高、中级知识分子自动组织了“国民抗敌协会”，愿与我党合作抗战，我们表示欢迎。但国民党当局不准他们搞，他们便从国民党地区出来，在山东分局驻地沂水县王庄开会成立省会部，并向各地发展组织。1940年5月正式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会章。这时山东分局某领导同志提出改名为“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简称“抗协”），成为“半政党半群众性”组织。分局这位同志片面地认为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没有国民党参加就不成其为统一战线。在敌后解放区没有国民党怎么办呢？没有就给他造一个，这就是“抗协”改名的缘由。这位领导同志还指示“抗协”组织收集部分分散枪支，组织抗敌自卫队，各县成立县会部和县大队，结果发生了和我党我军“平起平坐”的问题。这时越向下发展矛盾越突出，在村里则争群众（发展会员），争政权，争武装，经常闹磨擦纠纷，个别坏人也以此为庇护所。敌人来“扫荡”，有的就打起白旗。分局及各级领导以及派去工作的党员干部逐渐感到这是个大问题，等于自己制造“反对派”，“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少奇同志到来，各级干部就向他反映这个问题，在分局委员会上也统一了认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妥善解决，不起副作用。为了慎重，少奇同志又叫随行的同志亲自去了解一下“抗协”负责人的态度。随后他和分局负责同志商量，决定用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并通知大家来开会座谈。这时天气很热，座谈是在晚上少奇同志住处院内。少奇同志首先启发大家畅所欲言，解除顾虑，意见不同不要紧，只要对抗战有利，什么问题都好商量，好解决。“抗协”负责人先后谈了自己的情况、“抗协”成立经过、发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大家见少奇同志平易近人，循循善诱，都无拘无束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少奇同志也肯定“抗协”成立后，发动各阶层共同抗敌做了许多工作，有成绩。接着他叙述了我党在各个时期都组织许多外围团体，成立每个团体又都有目的性，有斗争目标。他说：现在“抗协”的目的性和斗争目标就不明确。和敌人斗，向根据地以外发展，敌人要抓；在根据地内，工、农、青、妇、文、武各阶层群众团体都已成立，“抗协”已发挥不了多少作用。因为没有对立面，要么和共产党斗，那就会分散抗战力量，所以各地发生不少问题。这些同志如果参加政府工作和各项建设事业，可以各施所长，充分发挥作用。请大家很好讨论这个问题。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
第二天上午继续座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认为这真正是从抗战大局出发，更好的团结这些同志，都很高兴。有的问：将来是否还可以参加共产党？少奇同志笑着说：“只要够条件，谁也无权拒绝。”接着协调“抗协”专职人员的安排问题。有的到政府任副职，有的搞文教，有的搞实业，前段工作时间一律算工龄，原来兼职的干部仍任原职，同下层组织不再发生关系。关于“抗敌自卫军”问题，座谈中一致同意与八路军主力部队合编，各县武装与县大队合编，更好地发挥作用。后来事实证明，少奇同志帮助处理这个问题是正确的。特别是原来“抗协”的干部在党的领导下，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许多人还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六）重大的转折
刘少奇同志1942年3月来到山东，7月离开，前后4个月。这是不平常的4个月。在那极端困难的日子里，他和大家一样行军、反“扫荡”，住下以后，做驻村工作，和干部谈话、开会，晚上在暗淡的油灯下看材料，写指示，从春末到盛暑，日以继夜进行工作，还抽空给干部讲课、作报告。他给分局党校学员和机关部队排以上干部先后讲了“论党内斗争”、“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七一”建党二十一周年，他又向机关、部队、团体干部做了党史报告。对于这些，广大干部至今记忆犹新。尤其他以大量的调查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帮助山东分局总结了四年来工作，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朱瑞同志代表分局向扩大干部会议做了传达。最后山东分局做出决议：“山东分局委员会会议在中央刘少奇同志直接参加与领导下，开始总结过去四年山东我党工作并讨论今后的任务。分局委员会除一致同意总结精神及今后的任务的决定外，并决议将朱瑞同志传达的总结报告发布全党，深入讨论与执行。”这个文件处处倾注着少奇同志的心血，字里行间闪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它在当时确实象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使我们看清了前进的方向。从此山东敌后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对敌斗争方面，加强了对敌政治攻势。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加紧瓦解敌伪军，同时深入开展敌区敌占城镇据点工作。边沿区游击区合法斗争与荫蔽斗争相结合。对敌斗争逐渐转入主动，许多敌占据点已在我控制之下，随时可以攻克。我们在敌占区可以畅行自如，伪军纷纷反正。王道、莫正民、张希贤等大股伪军先后起义，编成八路军山东军区3个独立旅。此外，正确贯彻统战政策，加强疏通工作，也取得明显成绩。1942年8月3日，在滨海甲子山区适时援助了国民党第五十七军一一一师起义，粉碎了这个部队内部反动派的破坏阴谋。接着组织了3次甲子山战役，严惩了叛军，收复了甲子山区。在鲁中组织了3次“讨吴战役”，开辟了沂山区根据地。1942年初，国民党李仙洲第九十二军以反攻为名来山东，我军表示欢迎。但其先头部队刚到鲁南，就原形毕露，残害百姓，大肆反共，我军当即予以痛击，少数残兵败将夺路逃回。我军又乘胜消灭土顽李子瀛、贯匪刘桂棠等部，鲁南大片根据地联接起来。
在军事上，自上而下实行了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罗荣桓同志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后来又任分局书记，实行一元化领导。各地大量发展了地方武装，普遍建立了民兵，实行主力部队、地方武装、群众武装三结合。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与主力部队机动灵活作战相结合，主动地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在群众工作方面，根据分局指出的“轻视群众和群众工作的就是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就不能做共产党员”的论断。广大党员和各级各方面干部普遍进行检查学习，大大提高了参加和领导群众运动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因此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广泛开展起来。由于贫雇农基本群众发动起来，改善了生活，真正和党建立了血肉联系。由于农会和基本群众树立了优势，从而加强了政权建设和群众武装，推动了生产发展，巩固了根据地，我党我军有了可靠依托。同时大批青壮年踊跃参军，扩大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
我记得当时少奇同志的一段话：“归根到底，山东区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壮大自己，改变敌、友、我力量的对比。要改变力量对比，只有一条：壮大自己，削弱敌人。”历史的进程证明了少奇同志的预见。我们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渡过了最困难的1942年。1943年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1944年我则完全处于优势。后来朱瑞同志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少奇同志那次路过山东，对山东工作的开展，起了决定作用，实践证明他的指示是正确的。”对此，山东广大干部和群众永远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