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建设民主政权，巩固抗日根据地
任何军事活动都是为政治服务，以政治目的为归宿的。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战初期就指出：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抗日战争的大量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他们既不可能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境，更不可能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唯有共产党，才是能够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的唯一政党，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我与顽斗争的中心问题，便是政权问题，蒋介石反动派最害怕的就是这个问题。
随着我与敌伪顽斗争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也得以飞速发展。抗战爆发后，山东省委及时领导全省抗日武装起义，首先在山东各地打下了建立民主政权的良好基础。但是当时党的工作刚刚由地下秘密斗争转入武装斗争，对政权建设的认识和经验都不足，因此，山东抗战初期的政权工作是薄弱的。不久后，石友三北上，所经之地纷纷建立其政权。石走后，沈鸿烈、于学忠入鲁，也普遍加强其旧政权，甚至从我们手中夺权。1939年4月，党中央指示山东：“建立坚强的抗日民主政权，不让任何人撤换。”5月，山东分局即指示山东各地普遍建立县以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并争取建立专员公署或类似政权的“联合办事处”。从此，各地民主政权蓬勃发展起来，并围绕政权斗争开展了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一直到1941年的两年时间，是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党利用宪政运动、国大选举等活动，大力宣传、组织群众，促进了民主政权的建立。
新的民主政权，由民主选举产生，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进步力量和中间力量各占三分之一）”，团结了各阶级人士。新政权首先实行累进制，合理负担税收，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以后又逐步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加强财经建设，恢复和加强国民教育，建立了若干中、小学校和夜校、识字班、俱乐部等等。新政权一扫旧政权腐败堕落的恶习气，县长和勤务员穿一样的衣，吃一样的饭，真正和人民打成了一片，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1940年7月，成立了统一领导全省抗日民主政权的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委会）。这时，全山东108个县中，有抗日民主政权的已达79个县，占三分之二强。同时，建立了10个专员公署和1个主任公署，拥有1900多万人口。
为什么在山东党领导下的山东抗日民主政权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呢？从直接原因上讲，就是共产党的先进和国民党的腐败。山东的国民党地方顽军和政府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借抗日之名，大肆掠夺勒索，许多县的田赋高达每亩上百元甚至更多，一开条子就是几百几千斤白面，要限期送到，缴不起就要吊打。老百姓忿忿地说：“这不是抗日的，是‘抗民’的。”还编了歌谣说：“油饼队，吃饱睡，鬼子来了往后退，鬼子走了收粮要税。”这就是国民党军队“抗日”形象的描述。国民党政府的官吏更是腐败，鲁南人民的乡谣说这些做官的“鱼一碗，肉一碗，烟灯一盏，姑娘一串’，闲来无事摸麻将，银洋叮当胜神仙。”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政府，那能不垮台呢？举一个例子说：1939年夏，日军对沂蒙山第一次大“扫荡”时，那些平时专门压迫人民，与我闹磨擦的顽军及官吏或投降或逃跑，一哄而散，堂堂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竟只身化妆躲藏，把大片的国土仍给了日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领导山东人民和八路军夺回了这些国土，建立了沂水、蒙阴、莱芜、新泰、泰安、博山、淄川、费县等县抗日民主政府。这样建立起来的政权，国民党有什么颜面伸手来夺呢?
从1943年1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开始发生了重大转折。我山东军区部队接连发动进攻，消灭了大量的敌伪军。随着军事形势的好转，我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1943年9月10日，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称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简称“政委会”），下设工商管理、公安、民政、财政、教育等若干个处。这时的政委会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结构相当完善的，领导全山东政权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了。全省包括4个主任公署及相当于主任公署的两个专员公署，另有11个普通专员公署。
1943年1月，李仙洲的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开进鲁西南，与于学忠明争暗斗，收买拉拢于学忠的部队，企图削弱其实力。5月上旬，日军对沂水山区“扫荡”，大批顽军溃逃、投敌，于学忠实力大减，其总部被日军追得到处跑，幸亏我八路军以德报怨，把他安置在八路军防区内，才使其幸免于难。到7月，于学忠被迫调出山东，蒋介石令李仙洲接替。于学忠调走，牟中珩的省政府也随之移到安徽阜阳。这时，国民党在山东的势力出现了一个暂时的“空档”。但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李仙洲北上后，局势又会回复。因此，我们抓住这一短暂的有利时机，一方面给于学忠南撤以便利条件，一方面迟滞李仙洲的北上行动，迅速组织部队从日伪手中夺回被于学忠放弃的地区，并建立民主政权，扩大和巩固了我根据地。
我们对李仙洲北上，首先表示了欢迎。希望他能与八路军一致抗战。但是李仙洲一来便对我抱敌视态度，向八路军屡次发起军事进攻，连续强占我滕、峄边地区，捕杀我军政人员，甚至趁我与敌伪激战之时，空袭我军背后，使我腹背受敌。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对李顽进行反击。李部的第一四一师在我反击下与其主力失掉了联系，象没头苍蝇似的撞来撞去，受到我军连续的打击，溃不成军，最后向津浦路西逃去。与此同时，李仙洲主力在我冀鲁豫军区反击下，亦损失过半，结果无可奈何地逃回了皖北。
。李仙洲入鲁失败后，山东顽军没了靠山，虽然尚有6万余人和6个受阜阳遥控指挥的省府办事处，但大多备行其是，军心涣散，纷纷投敌。
至1943年底，我胶东、清河（渤海）、鲁中、滨海等主要战略根据地全部打通，抗日民主政权控制了山东大部分地区，扭转了敌伪顽夹击的不利局面，为进行战略大反攻打下了重要基础。
山东的抗战局面，正象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发表的《学习和时局》中所说的那样：“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艰苦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六）从局部反攻到大反攻
1944年春，山东军区开始组织局部反攻。根据形势变化，山东军区制定了1944年作战总方针：
在山东军区统一的战略指挥下，采取主要方向集中主力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法，大量歼灭和瓦解数量众多的伪军，孤立日军，以达到扩大解放区，夺取有利的反攻阵地的目的。
在此方针下，山东军区具体布置了连续的四季攻势。春，山东军区调集鲁中军区7个团和滨海军区第6团等部队，发起了讨伐吴化文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的战斗。吴化文是山东伪军的主要支柱，当我进攻吴部时，日军慌忙派兵增援，，但吴部仍被我军吃掉了7个整团，兵力损失在百分之六十以上，一败涂地。我军趁胜控制了鲁山山区的战略要地。
夏，首先对敌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方面瓦解伪军，一方面在敌占区发起粮食斗争，保护民众利益，团结各阶级人民。与政治攻势相配合，开展军事攻势。各军区在军事攻势中都相继取得了显著成果，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解放了许多重镇和要地。如：鲁南全歼伪军荣子恒1个师，解放了崮口山区；渤海攻克利津，歼敌伪1000余人，并争取2000余伪军反正。
秋，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对我进行报复性“扫荡”，我军在反“扫荡”胜利的基础上，乘胜扩大战果。各军区部队主动出击，共歼灭敌伪军1万余人。胶东军区部队在1个月时间内就攻克和迫退了文登、水道等138个敌伪据点。
冬，山东军区各部队对各地日伪军发起主动攻击。相继解放了莒县、栖霞等城镇，再歼敌伪万余人。
仅1944年1年，山东解放区就扩大了4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了近千万。伪军在这1年中反正的达140余股，约1200余人枪。山东八路军已经超过15万人，民兵共有37万，实力远远超过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
为了加强党政军建设，从1943年山东党政军实现一元化领导后，各级机关、部队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山东分局统一领导下进行了整风审干，减租减息，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和大生产、大练兵等运动，使山东解放区更加巩固和强大。减租减息运动，经过1943年的推动和1944年1年的努力，开始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运动，有的县这一工作已扩大到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各地区已经进行查减的村庄占所有村庄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有些地区甚至已达到百分之九十。查减工作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使在封建势力压抑下沉闷了千年的中国农村活跃了起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工作的开展，使根据地军民融成一体，人民真正感到了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1944年，沂蒙山区只十天半月时间，就有100O人报名参军；1945年春节“拥军月”，山东全区有3万人参军；1944年2月至8月，仅渤海一个区报名参军的就达2万余人。
自从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山东八路军、民兵积极投入了开荒运动，到1944年底，开荒面积据不完全统计即达34万余亩。为了丰产丰收，渤海区集中力量抓灭蝗蝻，这是一个功在华北的成绩。因为蝗蝻发源地虽在渤海，但蝗灾则危害到冀鲁豫3省平原。灭蝗后，渤海区获得了数年未有的大丰收。工业生产方面，也获得了很大成绩，纺织工业除鲁南刚恢复地区正在发展外，其他地区已经初步达到本区军民所需布匹自给自足。胶东、渤海区尚有剩余布匹可以输出。纸张、肥皂、毛巾及各种文具大部分地区可以自给或半自给。胶东的肥皂成本低、质量好，除供自用外，还远销华中甚至上海市。硫碘、木焦油、甘油、药棉、药布和数十种药品都可以自制了。鲁中试制染料成功，仅染一季冬衣就节省了200万元。胶东的一些工厂还可以制造弹花机、织布机、抽水机等机械。由于这些发展，保证了战争军需，并改善了人民生活，彻底打破了做人封锁，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
1945年，我军在春、夏两季连续展开强大的军事攻势，一举歼灭日伪军4万余人，解放了泗水、蒙阴、东光、郯城、景芝、萍台、滨县、沾化、德平、庆云、吴桥、南皮、邳县、费县、单县、冠县等城镇。至此，全省解放区计有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治，人口达2000万。为山东全境大反攻做好了准备。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同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期于一定时间向我附近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这时，龟缩在重庆的蒋介石一面命令其军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方面却又给八路军下了一道特殊命令，称：“该集团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对此，朱总司令当即给予严厉驳斥。当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投降后，中日民族矛盾下降，国内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日伪蒋合为一股，共同反共。因此，我山东军区虽然向日伪发出了最后通牒，但日伪军非但拒绝向我投降，还保护国民党新委任的山东省主席何思源进入济南，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竟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济南绥靖区司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非打不可了。
8月16日，山东军区将所属部队编成山东解放军野战兵团，21万正规军分5路进军实行大反攻。另外，有10万民兵和10万民工随军配合行动。
第一路军由王建安、罗舜初同志率领，向津浦路及胶济路南西段沿线敌伪军进攻，先后解放临朐、莱芜、益都、博山、淄川、章丘、周村、新泰等城镇；
第二路军由陈士榘、唐亮同志率领，分南北两线向陇海路、胶济路南东段沿线日伪军进攻，先后解放了胶县、赣榆、青口等城镇；
第三路军由许世友、林浩同志率领，向青岛外围胶济路北东段和胶东半岛沿海城市日伪军进攻。仅10天时间即解放了牟平、威海卫、福山、石岛、龙口、招远、莱阳、黄县、蓬莱、烟台、即墨等城镇。
第四路军由杨国夫、景晓村同志率领，向津浦路北段和胶济路北西段沿线日伪军进攻，先后解放了寿光、临邑、桓台、广饶、博兴、昌邑、长山、邹平、宁津、阳信、吴桥、临淄、辛店等城镇。
第五路军由张光中、王麓水同志率领，向徐州东北外围地区、津浦路徐州至兖州段沿线日伪军进攻，先后解放了泗水、曲阜及台儿庄、官庄车站等重地。
1个多月时间的大反攻，歼灭日伪6万多人，解放了近50座城镇，济南、青岛、连云港等敌占城市都处于我解放区包围之中，犹如汪洋大海中的几点孤岛。
为了适应形势的急剧变化，1945年8月12日，省临参会驻委会和政委会第20次联席会议，接受山东省出席解放军人民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联名建议，一致通过将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推选黎玉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省政府正式成立后，立即投入了极为紧张的工作之中，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颁布的政府法令和文告数以百件计，迅速适应和担负起了解放区的政府工作。
省政府成立的当天，即对接收城市问题发出紧急命令，委派了各个城市的市长。紧接着，连续颁布了有关惩治战犯及汉奸问题、城市接管问题、军事法庭问题、救济问题、财政金融问题、粮食问题、邮电交通问题、敌伪资财问题、工商管理问题以及司法、教育、群工、卫生等等一系列公告、文件。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山东军民历经8年艰苦奋斗，所久久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至大反攻结束时，山东从陇海路以北（包括江苏一部分）、津浦路以东，北至河北省黄骅（燕山）、南皮、景县等地，除铁路沿线极窄的一条外，全部为山东解放区所辖，总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约2800万人口。包括冀南、苏北部分地区在内，山东解放区完全辖制的县有65个（津浦路以西的30多个县从1940年下半年划给冀鲁豫边区，未计在内），铁道沿线几个敌占城区内亦有我地下党组织，置敌人于火山口上。
经过抗日战争的磨炼和考验，山东党更加坚强了，党的力量大为改观，人数已从抗日前夕的2000来人发展到10余万人。农、工、青、妇等组织更为壮大，人数以百万计。山东解放区从1945年8月开始发行全省通用本币，废止本票和流通券，这是解放区商业流通，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重要标志之一。
随着政权机构的完善，物质供应逐步丰富，山东解放区日益巩固，兵强马壮，盛势空前。
为了与国民党争时间，先机解放东北地区，中央命令山东部队出兵东北。北上部队由罗荣桓同志率领，我们留山东工作的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命令，挑选最好的部队开赴东北。10月至11月，山东军区所辖精锐主力8个师及其它部队共7万人，分两批开赴东北战场。同时，山东解放军在主力抽调北上的情况下，迅速补充，扩大地方部队，组建新的正规军，为迎接新的战斗，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