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粉碎敌人封锁、蚕食
敌人在对我“扫荡”的同时，加紧了经济封锁和“蚕食”活动，企图进一步扩大其势力范围，设法将“非治安区”变为“准治安区”，“准治安区”变为“治安区”而逐渐扩大“治安地区”的面积。从1941年起，敌人就开始在我边沿地区安设据点，然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得寸进尺，逐渐蚕食我根据地。在“扫荡”之后，则迅速设据点，企图长久占领。同时，扶植地方伪政权，并进行伪化宣传，加紧对我封锁。仅1942年1年，敌人就新设了1200多个据点，连原有的加在一起约有3700多据点。有些地区（如泰山区、冀鲁边区）平均每里路就有1个据点。至1942年底，敌人在山东境内修筑的封锁沟、墙竟达4000公里之长，相当于山东省周长的两倍多。我根据地受到严重蚕食，面积比1940年时缩小了约三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压缩成“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连”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分局根据北方局“没有胜利的对敌斗争，就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建设”的指示，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各地“把开展对敌的政治攻势当作目前山东全党一切工作的中心”，粉碎敌人“总力战一的阴谋。我们对敌人斗争的总方针，“一是充分发展，二是力争主动”，在政治上瓦解伪军，给伪军“记帐”，做了好事记红点，做了坏事记“黑点”。1942年1年反正的伪军就有1万多名；在军事上，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普遍成立敌后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昼伏夜行，积极打击敌人，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创建新的根据地或游击区。主力部队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以攻为守。罗荣桓同志提出了“翻边战术”，即部队集结在边沿地区，敌人打过来，我便打到敌占区去，有效地打击了敌人“蚕食推进”的企图。在山东分局、山东军区领导下，大力发展地方自卫团和民兵武装，到1942年底，山东民兵已达17万人，自卫团发展到80余万人。几年之间，民兵、自卫团对敌作战1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9000余人，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 在坚持发展的同时，我主力部队频繁、主动出击，拔据点、端炮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王凤麟同志的爆破法，在消灭敌人据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敌人开始修的碉堡多是方的，一炸即塌。后来改成圆的，经过王凤麟等同志反复钻研，发明了相应对策，敌人的碉堡一个个坐了“飞机”。这一爆破法先是应用于王凤麟所在的第四支队，后来推广到全军区，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亲自向全军推广。可惜的是王风麟同志在马鞍山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不然一定会成为我们军事爆破方面的专家。由于采用和推广了爆破法，敌人沿蒙阴——临沂公路一线的垛庄、青驼寺、侍郎宅等地修筑的据点，都被炸掉了。敌人惊恐万状，不知道八路军装备了什么新式武器。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山东分局号召一面厉行节约，一面加紧生产。建立了自己的财政机构，并大量争取和团结敌占区的商人，用根据地生产的食盐、花生等敌占区紧缺的物资，换取我军急需的军火，药品等其它军用物资。前面说的炸碉堡，所用的炸药大多是以这个办法搞来的。军队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开荒种地、纺线，进行生产自救，减轻了人民负担，对打破敌人经济封锁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过往交通和通讯工作上，我们建立了护邮工作，并组建了若干个交通大队．，专门负责护送过往干部和物资。对敌人设置于交通要害地区的据点，我们有重点的选择打掉它，以保证交通畅通。1942年斗争形势最困难的时候，刘少奇同志亲临视察和指导工作，在敌人眼皮底下转了一大圈，最后安然返回太行山总部和延安。我分局、军区领导干部更是经常穿梭往来于各根据地之间。
1943年3月，山东党政军实行了以罗荣桓同志为首的一元化领导，使山东党政军达到了高度集中统一。山东党、政、军更加团结一致，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为了挽回败局，日军大本营要求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以便从中国战场抽出兵力南援。为此，侵华日军集中兵力加强对解放区的“扫荡’’。山东敌后解放区是日军重点“扫荡”的地区之一，尤其是清河区，1年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就达4次，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手段之残暴，都达到了对清河区“扫荡”的最高峰。
1943年冬，日本侵略军孤注一掷，出动山东境内的全部日军和大部分伪军，从西到东，从南到北，对我山东全区进行了大规模轮番“扫荡”。在我山东军民的英勇反击下，“扫荡”终告失败。
1943年日军虽然出动频繁，但从山东全局的情况看，战争形势已较前两年大为不同了。一方面是由于日军士气低落、作战盲目性大；另一方面我军在对敌作战中越战越勇，越战越精，敌人的“扫荡”往往得不偿失，尤其是1943年冬我军的反“扫荡”战斗，充分体现了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夺回了大片国土。日军从此一蹶不振，不得不改变政策，收缩兵力。此后，我军开始了主动进攻，而日军则基本上处于守势了。日本有关方面在分析这一时期形势时亦不得不承认：“对于山东全区逐渐壮大的共军，采取相应政策并非易事。”
（四）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与反顽斗争
早在1935年，党中央即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央瓦窑堡会议后，我党为实现抗日统一战线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但蒋介石直至西安事变后，才不得不在我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舆论压力下，被迫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抗战爆发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党中央派张经武同志到济南。不久，张友渔同志也受北方局和华北联络局派遣到济南建立山东联络局。他们在山东省委的协助下，对韩复榘及第三路军进行了积极的统战工作。到九十月间，韩复榘终于同意释放狱中的共产党员，在进步人士推动下，在三路军举办政训班。但是韩复榘只想保存实力，对抗战毫无决心。在济阳遭到敌袭击时，韩复榘被吓破了胆，一面命令炸毁黄河铁桥，一面准备南逃。
1937年12月底，日军第五师团、第十师团及特种部队共3万余人分两路渡过黄河，直逼济南、青岛。韩复榘10万大军及90%以上的专员、县长一窝蜂似的逃往陇海路南。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山东地区转为敌后，局势相对稳定了些。当初恨不得长出四条腿来逃跑的国民党反动官僚惊魂甫定，又“怀念”起他们往日的地盘来了。看着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的一个个城镇，他们眼睛发红了，终于又回来，从八路军手里夺权了。
比韩复榘逃的还快的原青岛市长沈鸿烈当了山东省主席，一到山东，就以“抗日”为名召开了实为限共反共的军政会议。会上，沈鸿烈对八路军代表提出若干无理要求。同时，强占我浴血奋战从日军手中夺回来的城镇，并强命令取缔我抗日民主政权。更为恶毒的是，把八路军防地划在津浦路侧翼日伪军集中的地区，妄图借日军之手消灭我军。这还不算，又进一步指使其部队制造反共磨擦。
1938年4月，我第四支队克莱芜城后，沈鸿烈的副将秦启荣兼程北上，明争强夺，无理扣押了我留守人员；8月，秦启荣偷袭我邹县游击队，杀害我县委书记；同月，我军攻击日伪占据的兖州时，秦启荣却故意堵截；我第三支队打济南日军，秦启荣却派王尚志袭击我后方；我军袭击官桥日军，秦启荣却在半路打我军的埋伏。
我军为了顾全大局，在初期做了一些忍让，而沈鸿烈竟觉得我好欺侮，得寸进尺。1939年2月，蒋介石密授《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沈鸿烈得旨越发猖獗，配合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指使部下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
1939年3月，顽固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太和惨案”后，复于同年8月，秦启荣又接连制造了“雪野事件”和“淄河事件”等惨案，肆意杀害我抗日将士。我山东八路军忍无可忍，奋起反击，秦启荣仓惶逃遁。
1940年6月，沈鸿烈抢占我鲁村根据地。7月7日，秦启荣、吴化文等4000余人趁日军对我“扫荡”之机，夹击我军，甚至与伪军陈三坎勾结，与日军连续对我夹击数天。更有甚者，沈鸿烈部下竟引导日军袭击我军医院，惨杀我20余名伤员。8月8日，沈鸿烈又纠集了8000余人进攻我军，被我山东纵队歼灭其一部后，狼狈逃窜。1941年，沈鸿烈又屡次进犯我新太、蒙阴等根据地，被我军坚决打退。秦启荣后来勾结敌伪军进犯我军时，被我击毙在敌巢里，得到应有的下场。
原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兼国民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被委任为苏鲁战区总司令后，于1939年4月进入鲁中南地区。于学忠与蒋系的沈鸿烈为争夺势力范围矛盾重重，曾向我明确表示愿意与八路军保持友好关系。另外，由于我党在东北军中有一定影响，对于我们团结、争取于学忠抗战有一定条件。为此，我代表山东八路军与于学忠进行了会谈。在我党积极争取下，于学忠虽然在两党关系上对沈鸿烈抱褊袒态度，但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至少是暂时保持了中立态度。与此同时，我们对一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如张里元等人，也采取争取态度，使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这些工作，大大孤立和削弱了顽固派的反共势力，便于重点打击沈鸿烈等首要的顽固派的反共气焰。
1940年七八月间，山东纵队对各地顽固派的挑衅给予坚决打击。
胶东部队击溃了赵保原的“反共联军”。
赵保原原来是军阀张宗昌的部下，后来在东北当了土匪。日军侵华时，赵保原卖身投靠，做了伪满第三师第一旅旅长。以后跟日军到了平度。名义上投靠国民党，任国民党暂编第十二师师长，但实际上仍然与日军有密切关系。同时，勾结地方顽军秦毓堂、丁绰庭、苗占魁等疯狂反共。1942年敌人对我胶东根据地实行2万人“拉网合围”大“扫荡”时，赵保原与日军配合，在五龙河、沽河沿岸地区大批屠杀平民百姓，血债累累。在清河地区，顽军反共活动亦十分猖獗。我清河部队被迫进行反击，打垮了国民党鲁北行辕主任何思源、鲁北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所属周胜芳、张景月等13路顽军的进攻，歼灭了何思源的王牌海军陆战队。1940年11月，何思源部6000余人卷土重来，被我打退后，仍不死心，尔后又屡次进犯。1941年秋，我山东纵队第三旅一举歼灭其3000余人，何思源方知我军厉害，率残部仓惶逃窜。与此同时，鲁中部队也对来犯顽军给予了狠狠的打击，把秦启荣、吴化文等顽军部队赶出了我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后，蒋介石又导演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原来保持中立的东北军逐步被蒋介石势力所渗透，开始勾结山东顽军反共反人民。1941年4月，东北军顽固派分子孙焕彩把持操纵东北军一一一师并纠集地方土顽袭击八路军，我实行自卫反击将其打退。同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的两个旅勾结当地顽军王洪九部共5000人趁我军主力正在反“扫荡”时，袭击我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后方，惨杀我干部、群众多人，制造了“四二五”边联惨案；10月，五十一军三三七旅张本枝部袭击我鲁南区党委驻地银厂村，杀害我鲁南区党委书记赵傅等10余名同志。
1941年秋，原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接替沈鸿烈任山东省主席职，于学忠统管山东军政大权，与山东顽军的勾结日益紧密，并开始策划新的反共阴谋。据《解放日报》1942年揭露的《山东国民党省党部反共计划书》，国民党企图以各种极恶毒，卑劣的手段对我抗日军民发起大规模的屠杀活动。
然而，在顽固派疯狂反共之时，东北军不甘心做亡国奴的2000多名爱国将士却在一一一师常恩多师长、万毅旅长和总部政务处郭维城处长率领下，毅然起义，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革命的道路。象这样的有志之士，国民党中尚有不少。如抗战初期韩复榘逃跑时，原国民党山东第六行政区专员范筑先先生却向全国通电，表示了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日战争最困难的两年中，日军虽然把主攻目标对准共产党，但为了对国民党军实行迫降，也对其进行了一定攻击。国民党顽军本来无心抗日，稍受日军打击便溃不成军，大批顽军认贼作父，纷纷投降。1942年后，日军根据其“以华制华”的既定政策，大量招降国民党军，扩充伪军。国民党军队在山东兵力最多时达20余万，其中大批地投降了日军，至使山东伪军多达20余万，占全国伪军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另有“顽伪合一’’的国民党军队尚未统计在内。在抗战前期专门与八路军闹磨擦的许多反共专家，在抗战中期大半都成了伪军。如国民党山东保安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国民党游击第四纵队司令王尚志，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保安第二师师长张步云皆属此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