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局成立后，我们在治安工作中很快了解到，汉奸、走狗、日特等已在人民群众中名声很臭，而且活动很受限制，已没多大能量了。我们的主要斗争矛头是美蒋特务及其“地下军”，其实质是与国民党争“天下”，争大连这块“天下”。
当时大连的前途还不明朗，其行政权能否完全争到我们共产党手中，尚难肯定。一方面要看国际形势，要看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要看苏联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也要看我们的工作和努力，是否干得好。万一出现哈尔滨那样的情况，苏联允许蒋介石带一定数量的武装接管大连市的行政权，那时我们就得有力量和国民党干一场，把大连夺回来。于是我们做了两手准备，立足最坏的可能，力争最好的前途。
为有效地同国民党斗争，大连市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与大连的特殊情况，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我党在大连市暂不公开挂牌，我们在暗处，既便于和国民党斗争，又不影响我放手开展工作；第二，大连市政府以民主方式产生后，作为地方政府，不断给国民党中央政府出难题，要求实行地自治；第三，把绝大多数大、中型工厂组成企业公司，划为“党产” (属于我们共产党的公产)，以私人名义经营；第四，加紧训练我们的公安部队，准备必要时使用，一旦苏军把大连交给国民党来接管，我们就用公安部队把大连再夺回来。假如暂时夺不回大连，我们将在金县、旅顺、甘井子、岭前等地建立根据地，和国民党斗下去。必要时，市委、公安总局机关可设在金县，背靠普兰店。岭前和甘井子群众基础好，甘井子工人集中，岭前一带地势有利，也可向农村转移，开展游击战。还可以与安东军区连接起来，集中一切力量，坚决夺回大连这块战略要地，这是当时已报上级的预案；第五，要坚决粉碎国民党地下特务组织——“地下军”以及国民党大连市党部。这些反革命组织及其成员的反革命面目虽未完全暴露出来，却在暗中积极活动，为争夺大连这块“天下”施展着阴谋诡计。对于这帮危险分子，我们利用公安部队，在维护治安中不断发动群众揭露他们的罪恶行径；公安机关在群众的协助下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只要发现其有越轨行为，就加以干涉、打击，以至给予应有的制裁。
1946年1月，我们侦察发现地下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准备组织其特务分子搞暴动，企图搞掉公安总局同，搞掉各区、县局，进而消灭我党的武装力量。当我们掌握了这一情况，经过为时较短的继续侦察之后，于1月26日晚由总局副局长于会川同志亲自部署，突然包围了地下的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当场捉获了市党部书记刘世德及其骨干分子等重要人物10几个人，缴获几支手枪、1台打字机和很多印好的文件、传单，还有1份全市的国民党组织、国民党员及“地下军”成员的详细名册。接着乘胜追击，一举捕获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的“地下军”骨干分子近200人。惩办了少数顽固不化的首恶分子，大多数经教育后释放。剩下的少数残余分子逃往敌区。至此，国民党旅大“地下军”的暴动阴谋破产，其组织也随之崩溃。
为巩固旅大地区的治安和进一步加强对美蒋特务及其可能卷土重来的“地下军”残余分子的斗争，公安部门还组织了穿便衣的警察即侦察员，专门搞侦察破案。除此，就是工会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协助公安部门搞治安；再就是城市居民的各种群众组织，如居民会、妇女会、青年会等，由他们宣传、组织群众维护社会治安。每个派出所都设有观察哨，观察每天社会上的可疑迹象。各公安分局还设有巡逻队伍，发现情况及时报告、及时处置。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1946年4月，大连公安总局实行了警衔制，全体警察干部、战士戴上了国民党的帽徽、领章，穿上了国民党的警服。不了解历史的人不免要问：为什么要穿国民党警服，戴国民党的警衔呢?对这个问题是有再讲讲的必要。目的不是别的，主要是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告诉人们，而且也为避免不再出现“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我们这些当时戴过国民党警衔的人当成国民党来整的那样天大的笑话。
总局成立后，随着旅大地区斗争形势的发展，在工作上，我们与苏军的来往愈加频繁。但由于我们公安总局的领导及一般公安(警察)人员没有特定的服装和标志，因此常常为工作与苏军发生摩擦，给我们的工作和对敌斗争带来很多麻烦，如国民党反动派就叫嚣：共产党在大连组织1万多人的军队等等，使我们的工作很被动，同时也让苏军为难。一次，苏军警备司令官高兹罗夫向我们建议：你们有这样多警察最好弄个符号，这样好打交道。其实我们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对我们工作有利。于是市委专门讨论研究了这个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公安部队实行警衔制对我们与苏军的关系和对敌斗争都是十分有利的。第一，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大连地区只能有中国政府的警察存在，我们着国民党警服、戴国民党的警衔，既公开表明了“地方自治”，维护了苏军在外交上的方便，又掩护了我们共产党的身份，这样就更便于开展党的工作；第二，当时规定，国民党、共产党都不准在大连搞军队，只允许有中国警察，我们戴上国民党警衔，即是当时的中国政府的地方警察，这就堵了国民党叫嚷我们搞军队的嘴；第三，这样也解决了一个最现实、最重要的问题，与苏联人打交道办事时减少了很多麻烦，更有利于我们与苏军的关系。根据上述条件，市委决定要实行警衔制并上报东北局。在东北局批准后，我们正式实行了警衔。当时最高的警衔是我——少将(局长)，下面就分为警士、警长、排、连、营、团等警衔等级。周光、宋光同志也都戴上了相应的警衔。
果不出所料，戴上警衔之后与苏军办事方便多了。像我这个公安总局长，没带警衔之前，苏军士兵、一般军官，甚至职衔高一点的军官都不知我是干什么的，戴上警衔后，他们的校官见到我就先敬个礼呀!再到他们的单位就没那么罗嗦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闹出了大笑话，认为我们是国民党，甚至有些同志因此被揪斗、批判，遭打击、受迫害，档案里还装进了这方面的黑材料。除了别有用心的人之外，一般的可以说是不懂历史，是胡来的。
(原题目：《特殊的战斗——回忆大连解放初期的公安工作》 作者：赵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