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苏军那儿回来的第二天，由韩光同志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了个会。当时市委正在筹建，干部人数很少、记得参加会议的除韩光和我外，还有唐韵超、朱秀春、柳运光，可能还有吕塞等几位同志。会址是在韩光同志住的地方。
韩光同志传达了中央特别是东北局对大连工作的方针以及东北局彭真同志对开展大连工作所作的指示。彭真同志指出：大连形势很好，对我非常有利，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把大连市的党、政、警、群等领导机构的“架子”赶快搭起来。在组建市委的同时，尽快先安上个副市长、警察总局局长，然后迅速开展工作。大连工人阶级力量强，有革命传统，要把工会建设搞好，把工业生产搞好，把党的建设搞好。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和苏军搞好关系，同他们合作好。要很好研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特别是这个条约里有关旅大地区地位的条款，充分利用有利于我们的那些方面。由于旅大实际上是苏军管辖的，因此，我们党既要放手开展工作，又要考虑对苏联外交方面的影响，便于他们在外交上讲话，不授美蒋以柄。
在传达党中央东北局的指示时，韩光同志特别强调指出：旅大地区的战略地位是重要的，尽管将来形势恶化，我们也要借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尽力把旅大控制在我们手里，一定要争这个“天地”，要把它作为支援解放战争的人力、财力、物力的基地，为全国的最后解放出大力。
上述的方针和指示精神，使我们来连工作的任务、目的更加明确了。接着，会议根据大家所掌握的情况，对旅大地区的现状、我们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进行了分析，然后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抢形势”、 “搭架子”， “组建警察总局”等问题逐个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了具体措施。
大连当时的情况，确是非常复杂。在大连的日本人还未完全撤回日本；因有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还在苏军的控制下；有些汉奸、走狗、美特、日特以及打着各种牌子的国民党分子还在活动。如有的打着杜聿明、陈诚、卫立煌、沈鸿烈牌子的，有的打着东北军和于学忠牌子的，还有所谓“正统”国民党中央系统的。他们有隐蔽在地下活动的，也有公开活动的。后来我们了解到，最危险的还是美国特务和国民党组织的“地下军”。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市党部的牌子都是公开挂着的，旁边还挂着“治安维持委员会”的牌子。可以看出这些家伙是趾高气扬的。他们与汉奸、走狗、日特(这些人已在人民群众中臭了)不同，因有美蒋撑腰，有其政治资本和军事资本，为了和我们争天下，正在不择手段地日夜活动着。但当时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未充分暴露出来。这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主要斗争目标，也是我们警察总局成立后的主要斗争对象。
这些情况是我们开展工作的不利因素，但有利条件还是可观的：第一，也是根本的，有党中央对旅大地区的重视和关怀，有东北局的直接领导；第二，有亟待我们去组织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乃是最雄厚的革命力量；第三，有苏联红军给我们的支持；第四，有各方面给我们派来的干部，还有旅大地区保留下来的一些地下党的同志；最后一条是，我们是共产党员，胸中装着党和人民的重托，有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有解放自己祖国的强烈愿望。所以，面对当时的局势，我们是信心百倍，成竹在胸。
那次会议决定：首先把总局领导机关的架子搭起来。同时要求：第一，要指定几名同志去了解各警察局的底数并密切注视其动向；第二，要认真研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各条款及苏联有关外交政策；第三，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渠道和方法，加强与苏军的联系，争取他们对我们工作的协助；第四，在筹建总局的同时，加强与工会组织的联系，依靠群众，团结各界进步人士，并从中物色我们需要的人员；第五，确定了总局办公机关的地址——斯大林广场东大楼(即现在大连市公安局办公楼)。
(原题目：《特殊的战斗——回忆大连解放初期的公安工作》 作者：赵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