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中共山东省委两次遭敌破坏同党中央失掉了联系后，直到一九三六年四年月下旬，北方局派黎玉同志来济南，山东党组织才又正式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同年五月一日，重建了中共山东省委，黎玉同志任书记，赵健民同志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黎玉来后，传达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针对省内各级党组织遭受破坏的实际情况，确定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是恢复和发展全省各地的党组织。到同年的六七月间，鲁东、鲁中党组织已经恢复，只有鲁南未找到关系。此时正直我与济南高中毕业，为了到鲁南接关系，我便要求昌乐同乡、当时任齐鲁大学小学部主任的王希圣先生为我谋求个职业作掩护。王希圣先生是位党的同情者，抗日进步分子，他通过费县师范讲习所校长徐乐亭的关系，介绍我到鲁南的费县师范讲习所去 任教。
我去费县前省委开会作了研究，确定了两项任务：一是借机恢复鲁南临沂、枣庄一带的党组织；二是在进步学生中发展党员，开辟这个地方的工作。会后，我便化名尹骆钦，于一九三六年八月来到费县师范讲习所。
费县讲习所设在城隍庙内，有三、四年级两个班，学生七八十人，还设有一个小学部。教职工编制有校长、训育主任、总务主工友各一人和四名教师。其中校长徐乐亭、训育主任崔某某、总务主任侯和鸣均系国民党员，政治上比较反动。因此，我到费县后，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恢复鲁南党的组织上，但由于三十年代初临安党组织领导的几次暴动，都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虽有个别党员还在活动，都非常隐蔽，我又人地生疏，一时很难接上关系。于是我根据省委的指示，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在讲习所学生中发展党的组织。
讲习所的学生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家庭子弟。世道的不平，贫穷的生活，使他们对旧社会和旧政府产生了强烈不满，甚至萌动着反抗的情绪。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他们面对着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对日妥协投降造成山河破碎局面，又加受全国各地抗日救亡浪潮的影响，在思想上产生了寻求革命真理和共赴国难的欲望。这对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的组织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另外，费县是个穷地方，费城又是个地处山区、交通闭塞的小县城，旧政府还未发现我党在这里活动因此统治较为薄弱，这在客观上也行成了发展党组织的有利条件。
当时发展党员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是以秘密方式个别进行的。首先，我利用课堂授课的机会，选择一些进步作品给学生讲解，如高尔基的《海燕》、《苏联大观》、《母亲》，鲁迅的《阿Q正传》、《呐喊》、《彷徨》，萧军、萧红的《八月的乡村》，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反映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论文和报告文学、诗歌等，通过讲解这些作品，向他们传播新思想，借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其次，利用作文了解学生家庭及思想状况。记得我曾给学生处的作文题目是《一个贫苦学生的自述》。通过这一篇文章，使每一个贫苦学生都亮出了自己的身份，道出世世代代家庭的血泪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控诉地主富农的压迫剥削。当然大多数同学的文章只不过是朴素地讲出苦难的事实，而没有自觉地从阶级、社会根源上系统地分析观察问题，有的甚至还持有“宿命论”的观点，认为贫苦的命运不好。我一方面挑选一些立场、观点比较明确的文章，用红毛笔加上批语，在同学中进行宣读、传阅，一方面将一些“宿命论”的观点归纳起来提供同学们思考，发动大家讨论辩解。然后再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给同学们进行小结，使同学们第一次听到马列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论述，解决了贫苦学生长期苦闷而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和疑团。
在校学生都有学校统一发的经过军政审定的课本，可我并不全按课本讲课。除了从进步作家著作和进步报刊选材自编讲义，还把课堂变成了宣传革命道理的讲坛，讲十月革命，讲帝国主义侵略和“五四”运动，讲“九一八”事变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意，讲制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激励同学们的民族革命热忱，启发同学们阶级觉悟，使同学们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久而久之，大家感兴趣的不是学校规定的课本，而是我的讲话了。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也常来学校监听老师上课，他们一到，我和同学们就不约而同地拿起课本应付一阵子。他们一走，同学们就悄悄地传话给我：“狗走了，讲吧。”他们称赞我的国文课“是议论国家大事的讲堂”。
随着同学们觉悟程度的提高，只听老师讲课，已不能满足要求，大家迫切希望读到一些革命的书刊、报纸。学校的图书馆不但书籍陈旧，破烂不堪，而且为数很少，进步书籍根本没有。同学们向学校当局提出要买书的要求，校方推说没有钱。我就借一些书给同学们，都是国内外进步文学著作、社会科学著作、抗日救亡集、青年自学丛书和一些进步的《文学月报》、《生活》半月刊、《大众文艺》、《光明》等杂志，还有共党内传阅的油印小报《星火》，大家偷着互相传看。后来经过充分酝酿，学生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读书会，这是党在学校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群众性学习组织。为了求知识、求真理，大家节衣缩食，凑了一些钱，买了进步书籍，订了几分进步刊物，由读书会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分散在会员中传着看。当时在费县师范讲习所掀起了一个学习革命理论和传播抗日救亡言论的热潮。读书会不仅组织同学们读书看报，而且举办读书座谈会、事实讨论会，还出刊了墙报。当时活动的中心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揭露批判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组织一些进步同学在读书讨论会上会讲演，为墙报写稿。墙报的名称，开始叫《校园》，后来改为《燎原》、《前哨》。为了了解和培养学生，我还在当时师生关系并非平等的情况下，采取同学生一块儿打篮球、搞文体活动等多种方式接触他们，建立革命感情。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大约在同年十月份，我在三年级学生中先后介绍了王宗一、崔有仁、李祖恩、李堂彬四人入党，随后由他们分别介绍了一些进步同学入党。在十一月底下旬，我召集王宗一、崔有仁、李祖恩三同志开会，成立了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王宗一任书记，崔有仁任组织部长，李祖恩任宣传部长，确定工委会在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负责费县党组织工作。
对于我这个来自外地、到讲习所任教后很受学生爱戴的人，校方和县政府表面上欢迎，实际上却很不放心。特别是对我讲课的内容以及与学生关系他们早有所闻，也产生了怀疑。校长徐乐亭和县长陆鼎吉经常以查课为名去听我的课，还在我的宿舍里安插了一个姓孟的体育教师监视我，观察我和那些同学来往多。特别是当办起墙报之后，由于稿件的内容大多是评论时局和有关抗日救亡方面的，校方和政府就认定是我主使的，但又抓不住什么证据，便处处提防。十二月中旬，“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了费县后，校长和县长都哭丧着脸为蒋介石鸣不平，还联名发电营救。我则在学生中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演，内容大体是国家危亡，民族受辱，有良心的中国人应奋起抵抗，作为有志青年更是责无旁贷等等。这一行动，使我身份有所暴露，校长更加怀疑我是共产党员。为了保护师范讲习所这一阵地，掩护党的这力量，加上当时省委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经黎玉同志批准，我决定离开费县回济南。十二月下旬，省委派人给我送来一封“家信”，大体内容是“婚期已到，速回家结婚”。我便以此为由向校长请了假，未等学校放假即离开了费县讲习所。临走前，我召集工委的同志交代：我走后，省委可能派人来，若不派人来，你们可以去济南联系。
回到济南后，我把在费县的活动全面向黎玉同志作了汇报，并提出自己的的看法，费县讲习所这块阵地不能放弃；费县这个地方虽然穷，却是发展和积蓄党的力量的好地方。后经黎玉书记批准，我又通过王希圣的关系，介绍济南一师的党支部书记安波（又名刘士明）和党员张秀千、孙济三同志，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初去费县讲习所任教。他们临行前，我代表省委给安波同志谈话，要他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去费县，负责领导那里的党组织。同时告诉他：到费县后，要积极创作条件建立县委；要尽力找到原有的党组织，和他们恢复关系，还要通过已毕业的学生党员，在农村建立阵地。
安波到费县后，在讲习所担任国文、音乐和地理等课程。他热情满怀，但活动方式比较隐蔽，当时除工委的同志外，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擅长文学艺术，特别突出地发挥了音乐方面的才干（他是我党有名的音乐家）。他抓住青年学生爱好音乐和富于爱国激情的特点，大教大唱救亡歌曲，并通过歌词大意，鼓舞学生们的抗日热情，使同学们很快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马赛曲》、《国际歌》、《大路歌》、《毕业歌》、《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锄奸歌》等二三十支革命歌曲。同学们说：“刘老师来了，师范讲习所多年不用的唯一的一台风琴响起来了，革命歌曲唱起来了。”大家不仅在音乐课上唱，课余休息也唱；不仅在校内唱，还利用假日到城郊村镇上演唱。唱的大家激情满怀，唱的大家热血沸腾。“七七”事变的前夜，他借欢送三级同学毕业的名义，同台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卢沟桥上》、《月亮上升》、《杀敌报国》等抗日话剧，演唱了二十多支救亡歌曲，昼夜两场，轮番上演，接连三天，场场满座。党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组织了“歌咏团”、“化妆讲演团”，举办了诗歌朗诵会、音乐剧作比赛会，吸收进步同学参加，成立了半公开的党的外围组织。还发动在城镇乡村教书的同学和进步教师，成立了“教师救国联合会”。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加强领导，安排了党员和进步青年一起参加的活动，这样，就把党内与党外，校内与校外，县城和乡村的活动结合起来，广泛宣传了党的主张。不久，安波的活动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加上费县城在十一月十日发生了暴动，形势迅速恶化，于是，安波同志于十一月中旬离开的费县，去找省委汇报。此时，日军已进犯到黄河边，省委已迁至到泰安。省委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派安波同志去延安学习，以后就没有派人去费县，从此那里的党组织就暂时失去了与省委的联系。直到一九三八年一月，省委率四支队去费县，才又恢复了关系。
在这里需要说的一点是，费县暴动不是安波同志及费县工委领导的。在我的记忆中，费县工委和安波同志均未因此向省委打过报告。当时，省委对抗日武装问题进行过统一部署，总的精神是隐蔽力量待机而动。也就是要求各地党组织要秘密地准备力量，抓住日军侵犯尚未到达、国民党反动派望风而逃的时机，拉起武装力量。在费县暴动前，省委曾派交通员刘莱夫同志去费县传达省委这一指示精神。但因他会莱芜家中住的时间稍长，待抵达费县时，暴动已经发生几日并且失败了。国民党政府到处抓人，费县城一片恐怖，党组织已经隐蔽起来。据事后了解，这次暴动是一些分散党员组织的一次独立行动。
关于这次暴动的性质，从调查的材料来看，目的是为了抗日，为了成立抗日武装，暴动的主要领导者和部分参加者均系中共党员，暴动的矛头所指是国民党反动派，起到了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作用。因此，依据历史事实，排除以成败论英雄的错误观点，应当承认这是一次、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但同时也应该明确，它不是当时的省委、县工委领导的。一方面，这一行动本身违背了党在当时的统一战线政策，部分党员同志擅自参加，更是违背了组织原则；另一方面，它既没有把握好有利时机，又缺乏周密的安排，带有一定冒险性，因此很难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