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春风又绿齐鲁
山东党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省委也经过几次大破坏。过去几年，一些地区举行暴动，遭受韩复榘的残酷镇压，致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省委垮了，各地幸存的党员和若干基层组织，因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一筹莫展。齐鲁大地万马齐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36年春夏，山东省委重建起来后，在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艰苦的努力，山东各地党组织，又逐渐恢复起来了。我们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的办法是：
(1)动员学校的党员回家找老党员关系。济南乡师支部里有很多学生同志来自山东许多县份，于是我约他们出来个别谈话，如：王文轩、朱春和是寿光县人，白学光是博兴县人，要他们在假期内回家担负找老党员这个任务，并组织抗日救国会、小学教员救国会等。敌人对老区是破坏不完的，总还有些党员在那里。我们想借宣传抗日救国活动来发现。
(2)就现有的地区关系建立地区特委、工委、县委。这项工作在赵健民被捕前就开始进行了，直到1937年底，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前，一直在进行着恢复与发展的工作。
当时恢复组织生活的原则是：(1)凡是县区一级组织失去关系的，要查明情况，凡已查清楚的就可以批准恢复县区一级组织。如需加强或调整的，可就地选拔充实，然后报告省委。(2)凡属个人失掉关系的，可查明原因；在失掉关系过程中，能坚持工作的，可立即恢复工作，如没有工作，可先参加抗日救国会，组织发展救国会；面目清楚者，可恢复或重新介绍入党。(3)过去青年团员失掉关系的，如本人要求，可介绍入党，手续要简化，以利工作开展。
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建立和调整了下列地区的党组织：
1、建立鲁西北地区特委
鲁西北特委是由冀鲁豫边区特委所领导的濮县、范县、莘县、朝城、临清等县的党员和赵健民过去所接收和发展的寿张县八乡师、聊城三师、冠县、阳谷、东阿等县学校的小学教员中的党员为基础建立的。将冀鲁豫边区特委巡视员刘宴春调任鲁西北地区特委书记，徐运北为组织部长，申云浦为宣传部长。濮县、范县的党员，除少数小学教员外，绝大多数为贫雇农成份；群众组织有穷人会、小学救国会、学生救国会等。
2、调整莱芜县委
1935年10月，曾代理过莱芜县委书记的刘北戈和县委委员周茂森叛变，县委受到破坏。县委负责人刘盛玉在当地为叛徒所熟知，处境十分困难，无法开展工作。我们就将济南乡村师范的刘家典（刘莱夫）派来莱芜，担任县委工作。后来，发现刘北戈认识他，也不合适。
1936年9月，决定把刘盛玉调到鲁西北特委工作，又派在济南中国银行仓库工作的秦云川去莱芜担任县委书记。同时，对莱芜也采取一些措施，如：凡是刘北戈认识的都隐蔽起来；把处境危险的老同志想法调出一些。这样，莱芜党以后再没有遭到破坏。
3、建立鲁东工委
鲁东包括寿光、潍县、昌邑、益都一带，最初是建立工委会（后来改为特委），派莱芜县的鹿省三担任工委书记，委员还有张文通、王义之，以后又增加杨涤生同志，在小清河与潍河之间的地区活动。经过济南乡师的王文轩同志回县找到的一些关系，随后建立了寿光县委，书记陈少卿，组织部长陈梅五，宣传部长陈耀三，还有王文轩、王登潍等同志；潍县由张振一同志负责；昌邑由陆升勋、王义之负责，都成立了县委。博兴、广饶的关系，在“七七”事变后也找到了鲁东工委。
4、建立淄博矿区特支
省委重建以后，由赵健民推荐，派平原县的张天民回淄博矿区开展工作，一是恢复党的组织，二是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抗日。该同志能吃苦耐劳，下煤矿当煤炭工人，与工人打成一片。1932年底建立了洪山支部。“七.七”事变以后，省委又派张仲翊、孙学之、魏思文等去淄博煤矿区，成立了淄博矿区特支，张天民任书记，孙学之任组织委员，张仲翊任宣传委员。
5、建立鲁北地区特委
1937年3月间，河北省委将津南地区特委关系转到山东省委领导，这一地区包括津南、盐山、庆云、东光、宁津、南皮等县。山东鲁北乐陵中心县委管乐陵、无棣、商河、惠民、阳信这5个县委，派于文斌同志（河南人）为鲁北特委书记、马振华为组织部长，赵明新为宣传部长，参加特委的还有邸玉栋和乐陵中心县委书记杜步舟，以及“七七”事变后派去的红军干部周凯东同志。后来，特委改名为冀鲁边区工委会，不叫鲁北特委了。1938年夏，萧华同志去后改为冀鲁边区党委。这个地区党的工作还是有基础的，乐陵中心县委所属地区有四五处。乡农学校是我们掌握的。
6、恢复胶东特委
1933年省委遭到两次大破坏后，和胶东各县党组织的联系就断绝了。赵健民同志虽然也到胶东找过，但直到“七.七”事变前一直没有联系上。其实，那时候胶东党的组织依然存在，并且继续活动。1935年旧历11月初，还在胶东特委领导下发生过暴动，即“一.一四暴动”。暴动失败，特委负责人多数牺牲，组织受到破坏。1936年4月，理琪到胶东，恢复了特委组织。6月，在烟台中学上学的东北流亡学生吕其恩在北平与北方局取得联系，按北方局的指示回烟台也建立了胶东特委。10月，理琪在烟台与吕其恩偶然相会，打通了关系，将两个特委合并，成立新的胶东特委。经北方局批准，理琪任书记，吕为副书记。12月，理琪被叛徒出卖被捕，特委又一次遭到破坏。随后，吕其恩等同志又成立了胶东工委坚持工作。对这些情况，我们当时毫无所知，和他们也未取得联系。1937年5月，我在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时，还碰到一个叫“水子“的代表，当时因条件限制，也没有打通关系。北方局也没有转这个关系。“七七”事变后，胶东工委根据北方局指示精神，积极发动武装，准备开展游击战争。这时，林一山同志从北平回来，我们就派他回胶东去，以民族抗日先锋队和山东抗日救国会名义去胶东联系，曲折颇多。后来，又派从监狱出来的原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回胶东。他和林一山及胶东的党员汇合一起，很快恢复了胶东特委的组织关系，并领导了“天福山起义”。
此外，还派林浩同志去费县，当短期教员，开辟费县工作；选拔景晓村同志为省委巡视员，到鲁东寿光联系工作；白学光担任济南市委工作；董临仪到东平、长清检查工作。还交给莱芜县委寻找新泰县党组织的任务。
恢复党的工作千头万绪、困难重重，主要的是：第一，缺乏干部，缺乏骨干。当时老党员、老骨干不是被迫外出，就是被捕关在监牢里；新党员、新骨干一时又培养不了多少。在校的未毕业的学生，不能随便旷课或离校；毕业后，还有家庭父母之命的约束和要求职业的安排等问题。师范学校的党员，毕业后一般的职业就是当小学教员。当然，上学教员是可以承担一些联系当地农民，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教师救国会、读书会等工作，也可以向周围的群众进行宣传等等。但是，尚需一定数量的职业革命家来跑工作。不过，这是急也急不出来的。第二缺乏活动经费。党的经费也不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主要是靠自己想办法，靠党员交党费来维持。那时候是党员养党啊！有职业的、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党员就多交纳党费。没有活动经费的时候就典当衣物，或是向亲戚朋友告借。不过告借无门、连饭也吃不上的情况，也是常有的。在革命的征途上困难是很多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处于什么逆境，党员们总是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对待。困难总是缚不住我们的手足，广大党员以惊人顽强的革命斗志一个又一个地把它们克服，把它们解决，把我们的工作推向前进。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反对蒋介石不抗日、打内战的政策，发动了“西安事变”。同志们非常高兴，纷纷要求省委转告中央不要释放蒋介石，有的甚至主张立即把他杀了。后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抗日形势走上了新的高涨。“西安事变”成为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群众欢欣鼓舞。
省委利用这一大好形势，把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当成第一位的任务，也就是进一步地把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当做紧急任务。这是既要反对关门主义，也要反对冒险主义。这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方针，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买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最主要的具体工作，还是组织与扩大各种抗日救国会，加紧扩大学生抗日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工人抗日救国会、小学教师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农民救国会等，实际上农民组织的救国会不多。当时的组织原则可随群众的志愿，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救国会名义，随后有抗敌自卫团、抗敌后援会、战地服务团等，只要组织起来就好，组织得越多越好。那一阵子，这个简单易行的组织形式推动了群众救国力量的发展。
（七）出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与开展山东抗日局面
1937年4月间，北方局通知我去延安开会。这时，在西安已经设置了红军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是林伯渠。通过办事处的关系，我到了延安，住在中央招待所。5月，我在延安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第一次见到了名扬四海的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和许多出名的红军将领。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还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了直南、冀鲁豫特委和山东省委的代表。毛主席在代表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非常精辟地分析了抗日的形势，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须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还指出：“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不待我们改革完毕，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就到来了。”
毛主席正确的分析，科学的预言，果然为日军的炮声所证实。我们在会议完毕，离开延安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就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我国的“七七”事变。我即急急忙忙地赶回山东济南。
在延安开会期间，我向中央组织部门汇报了山东工作恢复的情况，并要求将直南特委的张霖之调山东省委工作。中央同意，并指示今后对外不要用“省工委会”名义了，就称山东省委。
7月间，我回鲁以后，首先向省委传达了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并立即充实健全省委领导机构，以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省委充实之后，仍由我任书记，张霖之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长，景晓村任秘书长，李均任秘书，武思平任山东与中央交通，对地区之间的交通也作了调整充实。同时，决定张霖之兼作国军部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战局急转直下，北平、天津很快失守。有的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有的甚至不战而逃。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省委讨论了这一形势，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党的工作中突出全国军事总动员这一条，决定在山东要突出武装人民、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立即掀起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随后，北方局也发出“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为了完成这一中心任务，省委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动员全省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北方局的号召，全力以赴组织人民武装，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为此，省委制定了抗日游击队十大纲领，争取在山东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组织几万人的部队，并把山东具体划分了十几个区，分头发动。
2、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组织抗日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战地服务团、抗日运动委员会、抗敌自卫团等等各种抗日团体，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
3、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争取韩复榘参加抗战。韩复榘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在蒋介石眼里是属于杂牌军，与蒋介石有矛盾，在抗战中他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他对抗战的态度，不是积极的而是观望犹豫、表面应付。抗战之前是反动的，逮捕宣传抗日的救国会会员。韩复榘过去杀了我党许多同志，但根据党中央早在《八一宣言》时就确定的，只要对日抗战，不管过去与我们有任何旧仇宿怨及任何分歧，我们都愿意与他们亲密携手、共同抗战的精神，我们以顾全大局为重，不再计较他的过去，尽可能争取他积极抗日。当时韩的第三路军有5个师和1个手枪旅，号称10万大军，此外还有地方保安部队。各专员公署的专员兼任保安司令。
为了争取韩复榘，党中央、北方局曾先后派张经武、张友渔来山东跟韩进行谈判。张经武和张友渔二同志的工作很有成绩、很出色，使韩复榘答应释放在监狱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
另外，通过第三路军政训处进行争取韩复榘的工作。政训处长是韩复榘的高级参议余心清，是个进步人士。政训处聘请了北平一些左派教授，如齐燕铭、黄松龄、许德瑗、张郁光等到政训班当教授。他们把党的抗日政策、理论，当作教材给学员们讲。我们通过平津流亡学生同学会或“民先”队，把一部分平津流亡学生和“民先“队员介绍到政训班学习，结业后分到各师、各县任政训员。本来想打入韩复榘的第三路军，以开展士兵与上层的统战工作，但韩的各师对政训员防范甚严，不让接触他们的士兵，所以效果不大。
4、成立平津流亡学生会和“民先”山东省队部。平津失陷，大批天津学生撤到山东，8月以后，济南每天都要接待成千上万的人。这些平津流亡的学生来到山东以后，对推动山东人民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负责接待和安排来往学生的工作。平津学生中有许多“民先”队员，9月初又成立了“民先”山东省队部，由原北平队的孙陶林任队长，江明任组织，武衡任宣传，当时，省委还不能公开活动，一切公开活动都以平津流亡同学会名义出现，他们在济南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各方面联系。“民先”省队部把大批“民先”队员输送到第三路军的政训班，派遣他们回各县发动组织抗日武装。由于平津流亡同学会和“民先”省队部的积极活动，在济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抗日救国高潮。
5、积极做争取山东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的工作。范筑先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坚持抗战的决心，给我们的工作以有利的条件。早在抗战之初，鲁西北特委就开始做争取他的工作，范筑先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任用我党派出的张郁光为他的总参议，张维翰为政治部主任，姚第鸿为政治部副主任，齐燕铭任参议、报社总编辑，并委任了6个共产党员为县长。山东省委把几百名平津流亡学生和党员、“民先”队员转移到范筑先的部队政训班，那里成了我们的干部“蓄水池”，一方面加强鲁西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工作，一方面又作为整个山东干部的后备。
6、积极营救在狱中的同志。在山东各地的监狱关押了大批我党被捕的同志，如何营救呢？我们把营救任务交给张经武同志，让他同韩复榘交涉。要求韩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将山东各地监狱、看守所、反省院里关押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政治犯，一律无条件释放，越早越好，以利抗战。韩复榘在这方面做了一点好事。从9月开始，陆续都释放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我们在济南、在泰安接待了大批出狱的同志，省委对这些同志热情接待、慰问，对他们介绍了当前的抗日形势，号召他们参加抗日游击队的发动工作。出狱同志，积极要求投入新的抗日斗争，服从省委分配。这一批经过千锤百炼的战士，多数成了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骨干，为革命又做出了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