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建山东省委
到全福庄小学后，姚仲明同志（那时叫姚梦龄），热情地招待了我，真是同志一见如故。我们约定了对外人说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又随便谈了抗日救国的形势。全福庄小学是济南乡村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仲明同志是乡村师范的毕业生，在这所小学当教员。除了他，没有别的党员。我请他尽快地通知赵健民同志来接头。
第二天或第三天，赵健民同志来了，我俩很高兴地第二次会面了。我向他传达了北方局的决定，他很高兴，表示拥护，并且说：“数年愿望今日得以实现，真高兴极了。从1933年山东省委破坏以来，失掉上级党的关系，虽然千方百计找上级党，未能实现，曾焦急万分。现在你把关系沟通，并决定你来领导，我们更高兴。”
随后，我们在野外又谈了几次，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了解情况。以前，我除了到过鲁西的范县、濮县以外，对山东的人情风俗，山东的政治情况，毫无所闻。过去没有到过济南，只是从《老残游记》里知道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所以“了解情况”就很有必要。
我和赵健民同志接谈的内容：(1)党组织情况；(2)我们的朋友和社会关系的情况；(3)敌人统治，也就是韩复榘统治的情况。
关于党组织的情况，除济南乡师支部，在济南高中也有个支部，还保存了济南新城兵工厂支部，书记石哲。此外，还有育英中学、第一师范、正谊中学、惠商职业学校等学校的一些零星党员、小支部与零星关系。济南乡师在赵健民、姚仲明、王文轩等同志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追捕、破坏，保持了支部。他们稳妥谨慎地发展，并且使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既发展了群众组织，又隐蔽在群众之中。他们采取多种形式联系群众，如广泛组织学生读书会，就有大批的党员有计划地引导同学学马列主义和抗日救国的书。济南高中支部，比济南乡师小一点，曾经领导这个支部的有林浩（当时叫尹圭璋）和徐运北等同志，他们对高中支部发展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外县还有一些关系，如莱芜县、寿光县、东阿县、金乡、单县，鲁北的平原乡师，以及聊城师范，或有支部，或有党的关系。这些县，除恢复了一些党员的关系之外，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如姚仲明同志在他的家乡东阿县发展了几个党员之后，他们又继续发展了100多个党员。只是胶东的党组织始终未能取得联系，不了解那里的情况。
在济南这些学校支部和兵工厂支部的基础上，1934年5月，他们组织了济南市委，由赵健民任书记，王文轩任宣传部长，陈太平任组织部长。1935年春节期间，赵健民同志还去党邑帮助鲁西的同志建立鲁西特委，由徐运北任书记，钱鸿勋任组织部长，申云浦任宣传部长。同年秋后，赵健民又以济南市委书记的身份联系了莱芜县委，共同协商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工委，由刘盛玉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鹿省三任宣传部长，黄仲华任农民部长，于一川、陈太平为委员。从1933年下半年到1936年初，近3年的时间，经过赵健民同志和其他一些党员的积极串联、主动工作，恢复和建立了一批各级各类的党的组织。这些组织的建立对恢复和发展山东的党，做了不少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我到山东的时候，有联系的党员已经有几百人。但从整个山东情况来看，当时党的组织力量还是不强的，形不成堡垒作用。谈到朋友方面还不多，最著名的有泰安范铭枢老先生和冯玉祥在泰山上的卫队长魏凤楼，还有山东的一些救国会会员。尤其是济南乡师左派教职员杜去庐、田佩之、钟星帆、杨刑石、武新宇、王绍洛同志等先后起了掩护进步青年，配合党支部开展工作的作用。
我还了解了当时韩复榘和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的情况，国民党党部和韩复榘的省政府内都设有捕共队，韩的捕共队队长是叛徒孙呜时。反动当局曾枪决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经常派警察清查户口；禁止抗日救国宣传等等情况。
同时，对我们的宿舍问题也做了研究。在秘密的地点，工作时代，宿舍的选择，往往关系到党组织安全与否。你生活在群众中间，住房子要和自己的身份相适应，要社会化、群众化，否则会引起人们的议论，引起敌人的怀疑。作为职业革命家，随时要保持这个警惕性。我初到济南，住在姚仲明同志那里，全福庄小学并不是红色据点，教职员中各种人都有，工作是不方便的，常住对姚仲明同志不利。后来，在北园沃家庄西头路南，租赁了一间房子，临时和赵健民同志一块住。
我和赵健民同志及其他一些干部谈了几天之后，对山东党的情况有了大体的了解，重建山东省委有了个底图。1936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赵健民、林浩和我在野外一个有松柏林的坟地里开会，宣告中共山东省委重新建立。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决定我任书记，赵健民任省委组织部长，林浩任省委宣传部长。林浩同志虽然年轻一些，但他很重视理论，各方面反映很好，他是从济南高中支部书记一下子提为省委宣传部长的。这样，我们3个人就先挑起领导恢复、重建山东党组织的重担。
会上，我讲话指出，在这个日子重建山东省委，对山东是有意义的。我们要接受过去山东遭受大破坏的教训，既要小心谨慎地，又要积极地与那些失去联系的县委、支部以及失掉关系的党员，建立组织联系，组织党员参加组织生活。我们担负着把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的重责，发展抗日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把抗日救国的形势告诉他们。在发展新党员和救国会员、“民先”队员时，既要十分注意巩固党和一切群众团体组织，防止敌人破坏，又要反对关门主义。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拥护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并指出赵健民同志过去几年，克服一切困难，联系不少同志，积聚不少力量。所以，乡师支部的经验可以做为学校的典范加以推广。
在这个会上，我们还决定抓紧挑选一批干部建立各地区特委：济南市委可逐步建立，仍由赵健民同志兼任书记，林浩同志协助联系各学校组织。为什么这样？因为建立市委首先要有领导学校支部工作经验的干部，而当时还挑不出能脱离学校来担当这个工作的学生同志。所以就放慢一点配备。比较急的是配备地区特委级干部。
我们省委机关工作人员要精干，选择那些对党忠实可靠又能脱离生产、愿意为党跑工作的同志到省委机关来。如两种交通员的建立，省委与北方局党刊印刷机构等，只有特别可靠的党员担负这些工作，才能上下沟通，及时知道中央与北方局的方针、政策和指示。还有通信地点的建立更要牢靠，才能有助于党的秘密活动。经我们仔细地研究，决定调寿张县乡师支部学生章士劳担任刻蜡版油印员的工作，商业学校孙洪同志任省内交通员，濮县徐庄的徐宾同志负责省委与北方局之间的直接交通，往返济南与天津之间。
省委虽然已经成立，但决定暂时不用山东省委名义下达通知等文件，而是以山东省工委名义，这样便于保密，避免暴露。在韩复榘白色恐怖统治下，既要善于秘密工作，又要善于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
“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不再专门布置庆祝活动，改变为在各自许可的环境下和群众一起学习抗日救国文献，研究如何解救劳动人民的苦难。不再象过去那样把“五一”节或其他纪念节日当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不再散发传单、宣言，不再组织罢工、游行、示威等等，当时济南市正在开展学习，纠正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以接受过去的历史教训。因为当时主要工作是挑选干部、培养干部，这是我们恢复和重建山东党组织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指挥系统，才能有力地推动工作。当时以刊在《火线》上的党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刘少奇同志的文章，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等的精神，作指导我们工作的原则。我们实际上改变了王明路线的“左”倾形式主义的作法，当时尚未指出王明路线，而是以批判立三路线之名，批王明路线的。当然也指出立三路线之后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
（五）几位同志被捕及其教训
省委重建之后，处在韩复榘法西斯统治之下，一般地说，我们在工作中注意了随时教育同志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定，如接头、确定会议地点、寻找宿舍、在街上要注意有无形迹可疑的敌探、警察尾随，以及如何对付等等。各个组织也都能谨慎地注意秘密工作应注意之点，在日常工作时都经常考虑如何与韩复榘的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但也由于一时疏忽，而发生了几个同志被捕事件，对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第一个是姚仲明同志被捕。6月里一天，我们的房东急急忙忙跑来，他和赵健民较熟，他告诉我们，有大批警察到庄东头董临仪处进行搜查，看来象是抓人，叫我们赶快出去躲一躲。于是，我和赵健民赶快出门，匆匆沿着菜园走下去，在道边一破厕所旁蹲下观察，果然看见一群警察过去了。第二天，健民打听出来是姚仲明同志被捕了。为什么事情被捕的？是因为董临仪订阅了上海“七君子”沈钧儒等所办的《救国日报》等进步书刊，经常寄到全福庄小学，引起了韩复榘特务队的怀疑。当时蒋介石反动集团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抗日救国”是违反其意图的，是犯罪的。特务队去搜捕的时候，董不在，因为姚仲明同志认识董而受牵连。
敌人到董临仪处搜捕后，我们担心以后还会再来，因此决定不在我们原来的住处住了。到哪里去住呢？旅馆住不起，我们就改名换姓，到外地来济南打官司的人住的小店去住。今天住个店，明天再换个店。这些店跳蚤、臭虫多得很，晚上咬得睡不着。
不幸的事既已发生，我们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凡订阅《救国日报》及其他进步刊物的，赶快改用假名字。在读书会内讨论并通过一些报刊小文章，批评蒋介石、韩复榘反对抗日救国爱国行动的反动政策。第二，进一步发展抗日救国会员，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组织在山东抗日救国会内及学生救国会内，扩大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第三，在党内要进一步进行秘密工作的检查。第四，指定专人打听姚仲明同志被拘留的地方，并设法营救。
姚仲明同志被捕，我还得出一个教训，就是警惕性还提得不高。我在全福庄小学刚刚发现姚以自己名字和住址订的《救国日报》时，就告诉他立即改变订报人姓名、住址，采取预防措施，但没有检查落实的如何。如果采取紧急措施，也许可以避免被捕事件的发生。另外，应该教育党员不能在自己的住处存放党的文件材料和进步书刊等等，以免被敌人搜出。这样，过了些日子，我们看到事态没有再发展，敌人也没有再采取什么新的行动。据我们了解姚仲明同志被捕后表现很好，没有牵连别人，情况比较缓和。
我和赵健民商议，到外县走一走，了解外县的情况，决定到肥城去。肥城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王西城是我们的同志。在肥城，与王西城研究了如何通过民众教育馆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如何宣传抗日救国，如何组织各界抗日救国团体等问题，住了一段，我们就回济南了。
回济南以后，我们分别与刘宴春、鹿省三、张天民等同志谈话，派他们着手分批建立鲁西北地区、鲁东地区、淄川、博山矿区的地方组织。
后来，通过董临仪的关系，我们赁了他的东平县同乡张老太太的房子，在南圩门内上新街甲三号住。张老太太的儿子张若谷在上海救国会工作，家中只有张老太太一人。董临仪对她说我是张若谷的朋友，也是救国会的。张老太太是个开明的老太太，关心政策，她同意我住下。在张老太太家住的时候，我结识了武氏三兄弟武迹沧、武中奇和武思平。武氏三兄弟是张若谷的朋友，经常出入张老太太之家。他们兄弟为人热情、直爽，好打抱不平，有侠义性格，交游很广。他们的父亲武世俊老先生也是如此，为替别人打抱不平，把自己的家产都卖了大半。因此，武家一家人，很为街坊邻里所称赞。我们时常在一起谈谈，我给他们讲些抗日的道理，他们有爱国主义思想，对蒋介石专打内战不抗日很气愤。我讲的他们很愿意听，所以，很快我们就熟了。他家有一间小房，愿意让我去住。后来我就搬到他们家里去住了。他们的父母对我照顾得很好，是很可靠的群众。9月下旬，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章士劳和徐宾被捕。我们在济南的油印机关被警察破坏了。
9月23日上午，省委交通孙洪按指示去济南估衣市街东面巷12号——省委印刷机关，找章士劳、徐宾取油印的《火线》等文件。他到了以后，房东告诉他，天一早，他们就被警察带走了，并叫孙快走，否则警察来了就走不了了。孙洪回来，在普利门外青年会找到赵健民，对他讲了。他们当天没找到我，第二天，在大明湖边的民众教育馆找着我，向我汇报了。我们立即分析了情况，采取应变措施。那时我要去北方局开会，离开济南，同时也叫赵健民到长清县去住一个时期躲避一下。
章士劳担任油印、刻钢版的工作，他和徐宾共住一房，身份是济南投考学校的学生。考虑到济南警察在白天查户口，所以在建立印刷机关那一天，我们就给他立下了规矩，不准在白天刻印。后来我们了解，他们被捕的情况是：9月18日以后，徐宾从天津北方局取来《火线》刊物，他们很积极，想尽快把刊物复印出去。9月22日刻印了一夜，23日天亮下起雨来，他们以为下雨天警察不会来查户口，一时疏忽大意，没有把蜡纸、钢版、油印这一套东西收拾好，吃了早饭就睡了。偏偏就在这工夫，讨厌的警察来了，他们进行搜查，把北方局编的《火线》和省委编的《山东火线》等材料全部拿走，并把章、徐两人也一起带走。
省委油印所被破坏后，决定让赵健民同志去长清县住一段时间。可是，就在他安排交待工作准备离开济南的时候，却不幸被捕了。
本来我和他约定，他走的时候，我们碰碰头。到了约定时间，他却没有来，我们感到发生了问题，但详细情况，我们却一时弄不清。后来，还是他从拘留所来信告诉我，我才知道他在电灯公司西面铜元局一带被韩复榘的捕共队逮捕了。逮他的人是莱芜县的叛徒房春荣——捕共队长宋鸣时的爪牙。我们知道赵健民被捕之后，就从各方面打听他的情况，从各方面设法营救他。我相信赵健民同志是坚强的。后来，我就派武中奇去探监，看望赵健民同志。武中奇认识看守所的所长王仲诺，过去他们在泰安冯玉祥那里共过事。赵健民同志的被捕，确实对省委工作影响很大。有些外地关系还没有完全恢复，因此又失掉联系。赵健民同志在山东党组织遭受大破坏之后，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独立工作的原则，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把一些散失的关系接上，并进一步发展大批新党员，为党积蓄力量，成为恢复与发展山东党的坚实基础。所以省委也就把这件不幸事件挂在胸怀。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他和其他在狱中的同志，就成为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这一连串不幸事件的发生，尤其在重建山东省委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遭受如此大的损失，使我感到难过。但挫折也使我们更加清醒，即便在工作顺利的情况下，对军阀韩复榘的法西斯统治也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要有所防范。既不要为貌似强大的敌人所吓倒，或原地踏步不敢前进，也不要轻视敌人而陷入于毫无防范地盲目蛮干。我们应该努力提高秘密工作的艺术，高度警惕敌人的搜查、跟踪。千方百计战胜敌人任何的反共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使山东党顺利地恢复与发展。白区工作经验告诉我们：党的秘密工作必须善于和公开的工作相结合，善于和群众工作相结合，善于和合法的工作相结合。我们必须在工作中，及时抓住问题的关键总结经验教训。
我们在4个多月的工作中，在主观上存在着不少缺陷。第一，对韩复榘的捕共队没有搜集更多的情况，特别是对捕共队长、叛徒宋鸣时和他手下的那些家伙，没有进行足够的研究分析。第二，我们还没有对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情况进行认真检查。第三，我们还没有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的纪律。例如，因租房困难印刷机关的章士劳与交通工作人员徐宾住在一起，我与赵健民住在一起，都是不合适的。万一发生问题，就要互相牵连。这种迁就一时的困难并不符合秘密工作的要求。按秘密工作的要求，我们应该各自有单独宿舍，最好还能有职业掩护、群众掩护。因为住房子在人群之中，是在社会之中，没有职业，没有社会关系的掩护，或身份不适应当时的环境，是容易暴露而发生问题的。当时客观上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主观上也没有积极谋求解决。几个同志被捕事件发生，给我敲了警钟，必须总结教训，采取新的措施。
我们采取的措施是：
第一，党的秘密文件、印刻工作转移到济南乡师支部，那里比较稳妥，并决定由景晓村同志负责管理。第二，济南市的工作由林浩同志负责。第三，开展交朋友的工作，发展社会关系。
交朋友的目的，是由一般朋友的往来，逐步把他们引导到抗日救国的道路上，使他们进而成为政治上的朋友和同志。朋友来往的过程，就是把社会上的朋友关系变为有觉悟的革命同志关系的过程，这是当时秘密工作所要求的群众工作。我通过张老太太，武氏兄弟一家这些关系，又交了四五个朋友，有银行的职员，有省政府财政厅和市政府的雇员或小职员，如傅亚平同志等这些朋友都非常可靠，他们掩护过省委的人，如林浩、张霖之同志都受到他们掩护。省委依靠这些朋友的关系为掩护，开会、接头、出出进进是比较安全的、顺利的。再加上其他秘密工作的措施，在长时间内，韩复榘的狗腿和爪牙对我们是无能为力的。1936年冬，我先发展武氏兄弟的老三武思平入党并让他担任山东和在延安的党中央联系的交通员。武思平年纪虽小，却很好地完成了将省委的报告送交中央的任务。这些都说明秘密工作中交朋友的重要性。这也是我们在恢复与重建山东党的工作中，摸索出来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