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光荣的历史
山东党组织建立得很早。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以王烬美、邓恩铭为代表的革命先躯者在济南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团结了一批先进的教师和青年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山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王烬美和邓恩铭作为山东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从此山东党的活动蒸蒸日上。刘少奇同志曾告诉我，在北方，除了河北省外，就数山东党组织了，是有基础的。在山东省委领导下，山东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山东人民在三座大山沉重的压力之下，过着苦难的生活，特别是德国帝国主义在青岛及胶济路沿线的横行霸道，英国帝国主义在威海卫，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的侵略压榨等等，这一切，都在山东人民的心灵上打下了帝国主义铁蹄的烙印。父传子，子传孙，世世代代把这笔血帐记在心里，把报仇雪恨挂在胸怀。再加上北洋军阀张宗昌、褚玉璞及随后国民党蒋介石支持的陈调元、韩复榘、刘珍年等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们残酷地镇压共产党，惨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的工人、农民群众。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地和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一批革命者倒下了，又一批新生力量起来了；几年前被打散了，过几年后又聚集起来了。这种前赴后继永远打不垮的精神，是共产党人所特有的。因为她是无产阶级的最觉悟最勇敢的先锋队，她胸怀人类最伟大、最光明的共产主义美好的理想，她义不容辞地要团结千百万群众为推倒三座大山而奋斗到底。
山东党在1930～1933年期间，也盲目地执行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不考虑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盲目地发动暴动，把暴动当成儿戏，使党组织千辛万苦聚集起来的力量毁于一旦。这是“左”的错误路线招致的损失，招致省委组织的破坏，以至于使山东党组织从1933～1935年，与北方局和党中央失去联系。但是，广大党员、团员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继续勇敢地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同时，有的党员自己拿出路费到上海、到北平寻找上级党的关系；也有通过进步的教授教师代为寻找，但几次也没有达到目的，而且险些遭到危险。当时，积极进行活动的有赵健民、王文轩、徐运北、鹿省三、刘盛玉、单昭洪等同志。直到1936年初，山东党组织才通过河北省委同北方局取得了联系。
（二）艰巨的使命
1934年～l936年春，我在直南地区（包括冀鲁豫边）工作期间，同山东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冀鲁豫边区特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山东的一部分地区。这部分地区是当时鲁西的濮县、范县、阳谷、莘县、朝城等。1935年秋冬之际，我在特委统一布置下，前去山东濮县、范县巡视，并在濮县古云集徐庄支部蹲点。在徐庄取得分粮吃大户胜利之后，大约半个月，支部有个同志报告我，有一个失掉了组织关系的济南乡师学生赵健民，想见见党的领导。
我想既是和上级失掉联系的同志，一定是心很焦急的，这在白区是很常见的。过了几天，赵健民同志来到徐庄，我会见了他。他是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他听同志说，濮县搞了吃大户斗争，这里一定有党的领导，所以来找。他说1933年山东党受到大破坏后，再也没有找到山东省委，和中央也失掉了联系。我把当时的全国抗日运动和红军北上抗日等情况和他谈了，并且告诉他我是河北省委驻冀鲁豫边区的省委代表，这次来濮县、范县蹲点的。山东省委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我可帮助你们接上组织关系。我告诉他回济南后，好好巩固学校支部，一般不要搞什么斗争，以便保存力量，以待时机。总之，我们初见面就谈了很多，一问一答，简直有说不完的话。赵健民同志的诚恳、虚心和热爱党的事业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对一个与组织失去关系的同志找党的迫切心情也很理解，应该给以热情的关怀。所以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尽量把党的政策方针告诉他。第二天，赵健民同志把济南党员关系的人名、地点给我留下，约定了接头代号，他就告别回去了。
当我回到冀鲁豫边区特委驻地河北省磁县时，把我在鲁西濮县见到赵健民同志的情况、赵健民的要求和接头关系，转告了河北省委，这是1936年了。过了个把月，河北省委负责同志高文华，到了邯郸一带传达北方局的决定，说山东有好几年没有省委组织了，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决定派我到山东去恢复与重建山东省委组织，并由我担任省委书记，其他负责人由我去后选定，工作由我酌情办理等等。我当时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要求将冀鲁豫边区所属鲁西一带党组织关系转交山东，将特委巡视员刘宴春同志一同调过来。这时刘少奇同志已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派我去山东任省委书记恢复与重建山东党组织的决定是正确的、果断的，也是及时的。我必须坚决完成任务。
（三）单骑走大堤
我接受了北方局的决定，从河北磁县出发到山东去。经过成安、清丰、内黄、大名，走的大都是田地中的蜿蜒小道，也是我走过几次的、熟悉的小道。在大名和清丰两县，很多田地种的是油菜。这已是4月仲春季节，遍地黄花，杨柳嫩绿，小鸟自由飞翔，风景宜人。我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沿着小道弯弯曲曲地行着，一点也不感到一个人走路的寂寞。正是：“鸟鸣杨柳青，遍地黄花香，蝴蝶在引路，助我到徐庄。”这条小道虽不陌生，但是从河北的磁县经过成安、清丰、内黄、大名再到山东的濮县，近300里地，也够一天的行程了。
我带着中央北方局给予的历史任务，既要安全又要赶快，所以有些县的关系我也就不去看他们了。但是山东濮县徐庄是到济南的必经之路，所以我头一天行程的目标是山东濮县古云集徐庄。我在这里住过两个月，支部里的同志都很熟悉，他们见我到了徐庄，在晚上很热情地来看我。我问了问工作情况，穷人会又在周围村庄发展了一大批贫农，有的还入了党。他们还希望我再领导他们向地主豪绅们分几次粮。我向他们交代了党的抗日救国的政策，不主张再搞这种分粮吃大户、夺枪支的斗争了。目前应该好好巩固支部，发展穷人救国会，把工作中心转到团结广大农民群众抗日救国方面，还要十分注意豪绅地主的侦察、报复和韩复榘的破坏。我又问了支部徐光泗同志——他是放羊的羊倌，枪支弹药保管的情况。他说保管得很好。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和他们告别，登上了黄河大堤公路，沿堤直奔济南。一路上并不寂寞，有卡车来往，更有骑自行车的客商；行人来来往往，并不密集，显得路宽人稀。
我走到离东阿县不远的地方，对面来了两个穿黑衣服的家伙，推着一辆自行车，他们到了我跟前的时候，叫住我进行盘查。我在濮县时，就听说过山东行政公务人员穿黑色制服，这是韩复榘规定的。我看到他们来盘查，以为他们是山东的公安人员。可是，他们的“盘查”变成搜查，搜查我的行李时，把我的几元零花钱也拿出装在衣兜里了，还反复“鉴赏”我带的一件长衫。我对他们逐渐生疑，他们的作为露了马脚，这时我明白了他俩是土匪、抢劫犯。幸亏我事先有准备，把20元钱藏在裤腿里了。正在这个时候，后边又来了个贩卖毛笔的商人，骑的是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一个强盗转到那个商人身上搜查，商人跪下哀求，不要把钱拿走，说钱是他掌柜的，我估计我敌挡不过他们，希望能有一辆过路汽车，我就可以喊：“拿贼呀！”可是却没有汽车来，我又没有武器，我趁一个强盗问我长衫的情况，说了一句江湖话：“朋友，出门靠朋友，你喜欢吗？就送你了。我还有事要办呢，我走了”。我把车子一夺，跨上就走了。我当时怕他们夺我的车子，进一步搜身，就可能出事。一旦出事，那么北方局给我的到山东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任务如何完成呢？这是党的利益，也是党交给我的光荣而重要的任务，我必须争取一切可能完成这个使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人遇上了流氓无产者，有理也说不通啊！列宁说政治家遇上了强盗，只好把点财物送给他，以换取停止对我们的危害。而我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啊。这个破车子还是北京“九穷”朋友送我的，作为跑农村工作代步用的，此时对我是很有用的。我如果当天到不了济南府，路上住店再出点麻烦，就误了我的大事。所以，我趁贼子不备，就把车子夺过来，往前奔走了。我骑车走了不远，回头看看，那个商人坐在地上大哭大嚎，贼子已把他的新车抢走了。我虽和他无亲无故，但总是有点同情心啊！我就转回去，问问情况。原来他是东昌府聊城的卖笔商店的伙计。他对我说：“他们不要毛笔，都扔到地上了，你拿几包去吧。我现在不知该怎么办啊！怎么向掌柜交代啊？”我安慰了他，要他抱上所有的笔到附近的东阿县政府和警察局报案去，说明被强盗抢劫的情况。最后到济南府和关系商号商量，这至少可以证明他是被强盗打劫了的。
我要在当天赶到济南，免得晚上住店出岔子，我给车子打足了气，好在破车子很听话，在太阳落山前，我赶到济南全福庄小学。这是约定的接头地点，姚仲明同志在那里当小学教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