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与火熔铸的爱国情感——回忆齐鲁大学学生抗日救亡斗争
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发动新的进攻，华北门户洞开，威胁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蒋介石反动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却调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给请缨杀敌的国民党爱国将领下令“侈言抗日者杀勿赦”，“嗣后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立斩无赦”。由于蒋介石反动政府无视民族大义，同室操戈，致使侵略者有恃无恐，步步进逼。
长城内外大片国土沦丧，民族危机迫在眼前，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痛感亡国灭种大祸即将来临，忧心如焚，抗日救亡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形成这个时代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愿望，为推动抗日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红军尚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即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新高涨。
我们这些爱国青年学生，就是在这动荡的年代里，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从国共两党对国家和民族利益之截然相反的态度和行动中，明辨了是非，确立了信仰，实现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从爱国主义走向了共产主义。
觉 醒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很快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它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沉寂的政治局面，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一二·九”运动波及济南，消息传到山东最高学府——齐鲁大学，打破了这个楼高院深的“世外桃园”素日宁静。
齐鲁大学，是美、英殖民主义者为向中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而创办的学校，除了文、理、医学院外，还设有神学院和教堂，带有严重的殖民性和封建性。该校历史悠久，绝大多数师生员工信奉基督教。校方对师生的思想和行动限制极严，逆来顺受等奴性教育的空气弥漫学校的各个角落，学生们被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之中。国民党反动政府亦竭力向该校扩充势力，进行思想渗透和组织渗透，课程上专门设置党义课，由国民党政府委派官员讲授，军训课也由国民党军事教官直接负责。为达到控制该校的目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触角伸向学校的各个角落，挖空心思地在师生中培植和发展国民党的势力。
尽管齐鲁大学混杂着各种糟柏，但是，新文化运动的传播 “五·四”爱国运动的烈火，革命的风暴一次次冲击着这所古老的教会学校，新思潮逐渐在进步师生中散布、传播，犹如深潭之下的潜流，涌动着，扩散着。
“一二·九”运动点燃了广大中国人民积郁于心的怒火，北平沸腾了，中国大地沸腾了，齐鲁大学这“沉默”的一角也沸腾了！齐鲁大学的爱国学生行动起来了，投身到了抗日救亡运动中。
为了与济南市的学生运动统一行动，我们学校文理学院学生自治会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会接上了关系。同时，也与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接上了关系。一九三六年一月初，平津学联代表和清华自行车宣传队到达济南，北平学联主席王仲华同学（又名董毓华、王春俞)秘密召集我们学校的几名救亡活动积极分子开会，教我们工作方法，并就如何配合北平的学生爱国运动问题做了具体指导。宋守莲(现名宋汀)、孙香亭、刘维祯（后名刘云）等同学参加了这次秘密会议。回校后，我们学生会召集全校同学听取了北平学联代表的报告，代表们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报告了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和平津学联的工作，说明了学生运动的前途。同学们深受启发和教育，炽烈的爱国情感变得更加坚定，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报告会进行到午夜三更，但同学们都毫无倦意。
第一章 <wbr><wbr>从学校到抗日前线-3
我们通过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等形式，启发同学们的觉悟，使大家清醒地认识了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在我们埋头读书的几年里，蒋介石反动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卖国协定，东三省、热河省、察哈尔省、河北省的主权一步步丧失，国亡无日！同学们从心底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协定！”“反对媚日的《敦睦邦交令》！”的呼声。
当时，山东省教育厅采用提前放寒假的手段压制济南其他学校的学生运动，在齐鲁大学则是采用提前考试的方法束缚我们的行动。在平津学联代表的帮助下，我们领导了罢课、罢考活动。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激越的歌声在校园中回荡，唱出了我们心中的忧愤，也唱出了我们愿为中华民族而捐躯的决心。
就在我们的活动深入发展，计划成立“读书会”，并筹备去北平串联等事宜时，学校突然宣布提前放寒假，并以停火停食威逼学生立即离校。荷枪实弹的武装军警把守在学校周围，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亲自坐镇指挥。我们与外界的联系被阻绝了，来往信件被扣，只许出，不准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商定由刘维祯、刘静莹同学留校坚持工作，一部分同学去北平参加救亡运动，一部分同学下乡进行宣传。然后，我们采取个别出发的办法，冲出了反动军警的包围，继续开展救亡活动。
寒假结束后，同学们陆续返校。此时，学生会没有负责人，我们几个人便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了领导本校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最早公开活动的是刘维祯、武送銮 (现名王泽)同学。
一九三六年夏，林浩同志直接找到宋守莲同学，了解齐鲁大学学生运动情况。此后，我们便开始在林浩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大家心中有了“底”，方向更明确，信心更足了，与济南其他学校的学生运动配合得更加密切了。
在林浩同志的领导以及北平“民先”总部王仲华等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学校也发展了“民先”队员，最初只发展了刘维祯、孙香亭、宋守莲等三人，后来发展到八个人(刘静、丁莹、武送銮、韩豁、冯兰珍、李金榜、李度等)。当时，“民先”队员条件很严格，秘密活动，单线领导。
为了充分发动同学，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我们还组织了“形势研究会”“救护训练组”、“歌咏队”、“读书会”宣传组、教育组等群众组织，活跃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并经常到济南市的街头巷尾以及济南附近的乡村进行宣传。
为了更加广泛地吸收爱国师生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进一步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积极筹备，准备成立“现代学术研究会”。布告一贴出，立即吸引了许多师生.但学校当局对我们的活动倍加限制，当天就把我们贴出的布告撕毁了，这个还没来得及问世的组织被扼杀了。
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经过济南时，我们组织同学对他们进行慰问，并请他们的代表来学校讲演，听众有时多达二、三百人.我们还组织人员把宣传材料散发到学校各处，学校当局对我们在礼拜堂散发传单提出抗议，我们不予理会，甚至有的基督教徒也帮助我们散发传单。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日寇侵略绥远，绥东军民奋起抗战，大获全胜，全国人心大振，各地广泛掀起援绥运动。爱国群众都尽其所有，甚至毁家纾难，以全部私产援助前线抗日将士。济南市各学校纷纷发起募捐援绥活动。
我们齐鲁大学的“民先”组织，以群众面目出现，发动募捐活动，师生们都争先捐献，很快募集到一大笔款子。我们购置了药品、食品、锦旗等物品，印制了慰问信，宣传品。经过充分酝酿，选出三名代表：宋守莲、李耕田、李度（现名张方），代表齐鲁大学文、医、理学院爱国师生，奔赴绥远，向前线抗日将士表达我们后方群众的支持和敬意。
三位代表带着慰问品和慰问信到了绥远前线，专程到医院慰问了伤病员。在绥远，宋守莲、李耕田、李度同志与各地代表广泛交谈，并拜访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代表。他们被东北抗日将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前赴后继，英勇杀敌的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将剩余的七十多元大洋，全部赠送给东北抗日联军。
从绥远返回济南时，已是寒冬，不久，学校就放寒假了。假期中，我们都没有离开学校，一直坚持救亡工作。
团 结
自一九三六年夏起，我们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林浩同志经常深入校内，检查指导我们的工作。根据上级的指示，针对齐鲁大学的实际情祝，我们着重宣传爱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信仰基督教与热爱祖国并不矛盾，把有爱国思想的基督教徒也团结在了自己周围。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深入，我们的宣传范围也逐渐扩大。在林浩同志的指导下，我们对齐鲁大学的政治环境作了调查，通过对教职员工的全面分析，我们分清了敌友，并进一步在外籍教授中展开了宣传攻势。
英美帝国主义虽然希望借日本帝国主义之手消灭中国和东方的革命力量，把战争引向苏联，但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又直接损害了他们在华的政治、经济利益，威胁着他们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统治。因此，他们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具有两面性，希望中日两败俱伤，以坐收渔利。我们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英籍教授中做工作，以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通过做工作，田安教授等人对我们抗日救亡工作表示了同情，罗天乐教授后来还去过延安。
为了壮大抗日救亡队伍，我们在有爱国思想的教师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武送銮同志深入到许多女教师家中，商讨酝酿成立妇女救国会问题。教师、学生越来越多地团结在了我们周围，饭堂里，教室里，宿舍里，议论时局的气氛越来越浓。我们的活动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
一九三七年三月的一天，校长刘世传突然找韩豁谈话，指责她不好好读书，宣传共产主义，违犯校规，违犯“新生活运动”等等，威胁她说，这次先警告你，以后不改就开除校籍。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内外交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内抗日反蒋的浪潮不断高涨。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蒋介石于二月起在江西南昌发动了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礼义廉耻”为基本精神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其目的就是利用封建的道德与文化来麻醉人民群众，按照封建的“礼义廉耻”准则，把全国人民变为四大家族统治下的顺民和奴隶。
国难当头，校长竟用这种封建法西斯主义的道德准则束缚学生的爱国行动，韩豁同志义愤填膺，严厉地驳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中国人，难道连爱国的权力都没有吗？我爱中国，不愿做亡国奴，这有什么错？你是中国人，为何说出这种话？”刘世传被驳得哑口无言，恼羞成怒，火气更大了，但又发泄不出来，便气势汹汹地把宋守莲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拍桌子，瞪眼睛，当场拿出北平寄来的书刊作为 “罪证”。宋守莲同志毫不示弱据理力争，把校长驳斥得狼狈不堪。当天晚上，校方突然袭击，秘密搜查了宋守莲同志的宿舍。一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同学们都为宋守莲同志担心，杨乃光同学慌忙把自己的《圣经》塞在宋守莲同志的床铺下面，另外一名同学急中生智，迅速将宋守莲同志的箱子移到自己床下。校方来搜查的人万没想到宋守莲床铺下放的竟是《圣经》大感疑惑，邹尚卿同志机智地对他们说：“宋守莲是基督教徒。”
在同学们的掩护下，校长刘世传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不仅没有拿到我们的把柄，反而激起义愤，愈来愈多的同学逐渐认清了学校当局追随国民党卖国政府压制抗日爱国运动的反动嘴脸，更加同情我们，靠拢我们了。
曲 折
由于我们公开进行抗日宣传，又拒不理会学校提出的警告，终于与校方闹成僵局，我们的处境更加危险了，我们几个人处处受到监视，北平寄来的书刊不断被没收，私人信件也常常丢失。
我们把目前的处境向林浩同志作了汇报，林浩同志鼓励我们坚持斗争，并指示我们改变活动方式：少开大会；不是特别需要不搞集体活动；有些活动，不要所有的人都出面；不要以“民先”的名议出面召集会议，应以抗日救国会、读书会、抗援会的名义掩护“民先”的活动；减少与学校当局的直接对立，不要过分剌激他们等等。
在林浩同志的帮助指导下，我们改变了方式，尽量避免与学校当局直接冲突。余心清的太太是我校教授，并兼女生宿舍舍监。为了缓和关系，我们利用孙香亭、武送銮同志在山西铭义中学读书时与她的师生关系，忆旧事，叙友情，加强来往，博得了她的好感。这样，我们在宿舍的活动自由了一些，来往信件也放松了检查。
我们还积极向校外开展工作，利用社会关系，特别是上层关系作掩护，宣传抗日，组织救亡活动。韩豁同志利用与韩复榘的亲属关系，经常深入韩复榘府邸内外做工作，带宣传品给太太们看，教孩子们唱救亡歌曲，向她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使她们同情抗日。形势一紧张，韩豁同志就把宣传品存放在韩复榘的姨太太吉甘清处，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宋守莲同志利用她中学同学李生兰的爱人、国民党军队军医田玉璜的关系，往军官中送抗日宣传品，鼓动广大将士奋勇杀敌。
在这一段时间里，医学院的曹素月同志和韩豁同志的妹妹韩亮同学替我们收接宣传品、书信，通风报信，成了我们工作中得力的助手.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深入，群众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反日货运动此起彼伏，各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汇聚成一般不可抗拒的洪流。我们积极参加校外的各项救亡活动，并同各个抗日救亡组织取得联系，在斗争中互相声援，互相帮助.我们同北平“民先”总部、北平学生南下代表团、济南高中、济南中学、济南师范、济南职业学校及“济南各界妇女抗日救国会”、“济南各界抗敌后援会”等组织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
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我们在校内的活动又渐趋公开化，学校用加重课程，频繁考试的办法压制学生的活动。我们针锋相对，组织罢课、罢考。学校无奈，最后宣布提前放暑假，
我们找到李柱等同志，向他们请示今后的工作，经研究决定，刘静莹同志回合肥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孙香亭回山西找同学串联；宋守莲、韩豁、刘维祯到北平参加“民先”工作。把校内的工作做了安排，并给李度同志介绍了在校的联络对象。
六月，我们“民先”队员按计划奔赴各自的目的地，分头进行工作，在合肥、绥远、山西、北平的同志都参加了当地的学生运动，宋守莲、韩豁、刘维祯同志在北平积极参加了报告会，登台演讲，积极发展“读书会”成员，夜以继日地忙碌着。
抗 战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外地工作的同志迅速赶回济南。宋守莲、韩豁、刘维贞同志于这年七月十一日离开北平，经天津、烟台，抵达济南。
同志们返回济南后，与平津流亡学生一起，在“民先”总队部负责人陆平、孙陶林、姜文彬等同志的领导下开展各种活动。我们到学校、军营、市场，火车站、大明湖公园、千佛山等处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以及小型集会，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我们组织同学在街头巷尾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深受群众欢迎。我们还组织群众，教唱抗日救亡歌曲：
“工农兵学商，
一齐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
走出工厂，田庄、课堂，
到前线去吧！
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
《救亡进行曲》、《新编“九·一八”小调》、《五月的鲜花》等脍炙人口的抗日救亡歌曲，尽人皆知，响彻济南的大街小巷。
在全国群情激昂、同仇敌忾、抗战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我们更抓紧了对山东军阀韩复榘的工作。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韩复榘原系冯玉祥的部下，在一九二九年蒋冯战争中，倒戈投靠了蒋介石，但毕竟不是蒋的嫡系，蒋对韩处处防范，严密控制，韩对此深为不满。我们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多次对他进行工作，晓以民族大义，有时迫使他同意我们组织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为了及时救护从前线撒下来的伤员，我们举办了救护训练班，请医学院的学生讲课，并组织了救护队，救护伤病员，这些活动由韩豁同志负责组织，其经费就是动员韩复榘提供的。
九月十八日，我们参加了平津、东北流亡学生组织的“九·一八”纪念大会。会后，林浩同志指示韩豁同志留在济南，继续做韩复榘的工作；介绍宋守莲、武送銮、孙香亭、冯兰贞、贺海清、李金榜(李立和)等同志去延安学习；李度、刘维祯等同志去山东抗日根据地参加工作（因李度在齐鲁大学已毕业，回到北平。刘维祯尚未毕业，由齐鲁大学“转学”到北平的中法大学，到北平后，联系到北平地下党，随即带着李度等共五人去了冀中根据地）；李耕田等同志继续留在后方学习。
我们这些走上抗战第一线的同志，后来大部分都加入了党组织。光阴荏苒，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们都已双鬓斑白，记忆衰减。然而，几十年前那段斗争岁月，仍清晰地铭记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之中，每当相聚在一起，忆及当年，大家仿佛又回到了那如火如茶的年代，故去的刘维祯、刘静莹、李金榜等同志仿佛又回到我们身边，民族感、爱国心得到新的升华，血与火熔铸而成的爱国情感将伴随我们终身。我们热爱中华民族，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曾为挽救她的危亡奔走呼号，血染疆场。
当年，我们在救亡运动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今，我们的信念仍然没有动摇，大家决心发扬“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将自己的余生献给祖国，一息尚存，就要为中华民族的强胜而奋斗！
本文是一九八三年在北京工作的原齐鲁大学的部分同学集体座谈后整理的。参加者：韩豁、韩亮、张方、王泽、宋汀
摘自《泉城风云——济南革命斗争回忆录（二）》中共济南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山东省出版总社济南分社印行.1986.济南
照片由张双昭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