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南特委
1934年5月，河北省委负责同志对我说：“直南特委领导有问题，不好领导，你去检查一下，把情况了解一下。”我说，我不了解情况，可以派别的老同志去了解一下嘛。省委答复说：现在没有别人，只能派你去。于是，我便去了直南。哪里叫“直南”呢？现在有些青年同志弄不清楚。在清朝统治时期，现在的河北省以及河南省东北角一带叫直隶省，李鸿章、袁世凯等都先后当过直隶省的总督，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后来改河北省。顺此沿用下来，称河北省的南部为“直南”，到抗日战争时期又叫“冀南”，都是一个意思。
直南地区从历史上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要地。过去河北、山东、河南三省是个出兵最多的地方，直南恰在这三省（冀鲁豫）交界的地方。因此，军阀的军队中这里人最多。我们党对这个地区也比较重视，从大革命时期就有了党组织，发展比较早，力量也比较强。
1933年到1934年上半年，中共直南特委书记是王子菁，他是磁县的老党员了，听说后来被康生杀掉了，具体是怎么回事不太清楚。当时特委的同志都在邯郸，我去了之后，听了听大家的意见。当时主要是大家对王子菁有很多意见，那时也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就是召开会议，不让王子菁参加，怕他参加了别人有顾虑不敢说话。大家在会上反映了一大堆意见，多是领导作风问题。正在开会期间，省委来信，调王子菁到天津去，另行分配工作。并指示由我负责特委工作，兼任直南特委书记。于是，我就继续主持了特委会议。
当时特委的组成，有王从吾同志、王卓如同志，都是濮阳的老同志。再一个是纪德贵，是六河沟煤矿的工人领袖。还有王明（又叫王兴让，磁县人，不是中央那个王明）。李菁玉未参加特委，当时任磁县中心县委书记。我们经反复研究后把特委工作分了工：我任特委书记，王从吾负责组织，王卓如负责宣传，纪德贵任工矿职工部长，王明任秘书长。李菁玉仍然担任磁县中心县委书记。
磁县党组织曾经是基础力量，“立三路线”时期，搞暴动失败，受到严重挫折，一厥不振，接头都很难，李菁玉在那里发挥不了作用。于是，特委决定在磁县留个人，把李菁玉调到南宫工作。南宫形势不错，成立了中心县委，设在顺德（邢台）北面。南宫中心县委有李菁玉、张霖之、刘子厚、张子衡等几个同志：南宫建立中心县委后，就把磁县中心县委取消了，这是1934年九十月间的事。
特委机关那时也没有一个固定的驻地。因为邯郸县委被敌人完全破坏了，我们在邯郸不能久留。有同志建议到安阳去，因为安阳还有一些我们的干部。于是，我们就在1934年8月前后去了安阳。我住在一个木匠家里。在安阳住了个把月，又因为敌人查户口查得紧，于九十月间转移到磁县。
这时的直南特委（后来称“大直南”），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交通、联络都不方便，“大直南”管41个县，从南面彰德府（安阳）到北边顺德府（邢台），骑个破自行车要走一天，路上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管辖范围太大了实在管不过来。因此，我们向省委建议，一分为二，划成两个特委。省委表示同意。于是，从1935年初，“大直南”（又叫“老直南”）划成冀鲁豫边和直南两个地区，以邢台、任县、广宗、冀县、威县、邯郸为界分划。
新直南特委在南宫中心县委的基础上成立，管辖邢台、任县、永年、曲周、肥乡、鸡泽、南和、隆尧（和平、尧山）、巨鹿、广宗、威县、南宫、冀州、新河、故城等19个县。
冀鲁豫边特委管辖县份包括河北省的邯郸，磁县、临漳（当时属河南）、成安、大名、魏县、清丰（原属河北）、南乐、濮阳（原属河北）、东明、长垣；河南的安阳、内黄、林县、滑县、武安及山东的临清、范县、濮县、鄄城、朝城等22个县。
这两个地区合在一起共41个县，就是原来大直南特委的范围。这些县有些有县一级的党组织，有些仅有支部或个别党员关系，还有些县没有党组织。新直南地区新河、冀县、南宫都有县委。最初有个鸡（泽）肥（乡）永（年）中心县委，王卓如在那里领导，后来撤销了，改成南宫中心县委。鲁豫边部分，过去有磁县中心县委，还有六河沟、彭城、西佐、峰峰等矿区有些党的组织。濮阳曾经有个中心县委，但是基本上是没有开展工作，你要去人县委就有，你走了县委也没了，就是这么一种状况。濮阳、磁县是暴动搞的最多地方，党的力量一度很强。经过几次失败，干部都不愿意干了。那时候要找一个专门跑工作的人很难啊，都不愿离开家门。濮阳中心县委时而有时而无，我到那里时县委就没有成立起来。现在有的人说那时有多少组织、多少党员，我有些怀疑。过去鸡、肥、永一带虽有些支部，但说有好几百个党员，恐怕不确实。
那个时候兴代表制度，代表制就是个人领导负责制。我是河北省委代表，兼冀豫边特委书记并负责两个特委的工作。到1935年6月前后，我让纪德贵同志担任冀鲁豫边特委的书记。纪德贵是工人领袖，胆大心细，对党很忠诚。新直南特委书记是李菁玉，宣传部长是张子衡，民运部长是张霖之。王从吾同志到山东濮县和大名、内黄、滑县这一条线活动。王卓如同志则去濮阳、清丰、内黄一带活动。王明在磁县兼任县委书记。纪德贵兼管六河沟、西佐煤矿、峰峰煤矿的工作。我后来去了鲁西。那时工作，也没有什么办公室，都是在野外碰头，约好那一天上午或下午大概什么时间，那时候也没有个表，靠看太阳碰头。
1934年底，省委派陈少敏同志到直南来工作。我们过去在北平和唐山工作时就认识了，她丈夫任国祯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在太原被捕后英勇牺牲了。她本人原来是山东青岛的纺织工人，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下，革命很坚决，为人很正直。“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见到她，她说想到我家躲躲，我说可以。不过我家中也不保险，我也是“专政对象”啊。听说“九大”表决开除刘少奇同志党籍，唯有她没有举手。这是后话。陈少敏同志到直南，是以河北省委妇女代表的名义去的。我是“省代”，她是“妇代”，都参加特委的工作。她去了之后到濮阳井店一带作恢复组织和妇女工作。
大约1935年底或1936年初，省委派张玺同志来了，他来后负责峰峰、六河沟、彭城、西佐等几个矿区工作。这些矿区都在磁县一带，有个别支部和一些零星党员。我当时还没有离开冀鲁豫，我走以后他曾担任过一段特委书记。还有一个是栗再温同志，又叫李作舟，河北平山县人，也是我在北平工作时就认识的。他在解放后担任过山东省副省长，“文化大革命’’时期被“造反派”逼死了。后来又陆陆续续派了一些同志来工作，其中有个陕北来的小红军，姓白（对外称姓魏），在濮阳工作过一段时期。他说话口音很重，人家听不懂，人家说话他也听不懂，后来调走了。听说他现在还健在，在山西工作。
（二）历史教训
老直南地区（包括冀鲁豫边）党群工作过去是有基础的。虽然发展有不平衡的一面，但一般基层组织发展很普遍。如北面的南宫、广宗、巨鹿、任县；南面的磁县、大名、濮阳、濮县等都是重点县，党的力量比较强。其他县也有党的支部或党员关系。磁县附近有些煤矿、瓷器窑，有数万名工人，曾在党的领导下发动过多次罢工斗争，规模达到万余人。农村中也有不少支部，如濮阳县就培养了很多干部，活跃在直南以至华北广大地区。大名七师是直南的文化中心，也是党的一个战斗堡垒，在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3同志领导下，为党培养出了很多知识分子干部。
那时濮阳、内黄一带晒硝盐，贩硝盐的小贩很多，被盐巡查到就要没收，还要抓人。小盐贩靠贩硝盐为生，因此，与盐巡的斗争也很激烈，组织打盐巡，夺枪支，也有过一些胜利。如内黄县以3个盐民为核心，联合了井店、化村、千口等村庄共数万人开展了大规模的抗盐巡，驱逐盐巡出境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这些斗争最后并没有巩固起来。那时经过直南特委批准，提出的口号是“抓群众最迫切的要求”，群众有什么迫切的要求，就抓住这个要求发动群众搞暴动。1934年底前后，在南宫、威县、广宗等地都搞过打盐巡斗争。任县、广宗、南官一带是张霖之和刘子厚等同志领导的，把盐巡打跑了，群众很高兴。党的组织也发展了。
这些基础都是经过很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地集聚、发展起来的一些可贵的力量。但是，从1930年到1936年初的几年之中，先是“立三路线”，后是更“左”的王明路线，连续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得这些宝贵力量几乎损失殆尽。
1932年10月间，河北省委陈原道看到磁县六河沟工人罢工斗争出现的好形势，就要磁县组织红军，打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暴动后的第三天，游击队100多人在向西山（台子寨南）转移途中遭到民团包围，因寡不敌众而失败，王维纲等20多个同志被捕，使磁县党委受到了很大损失。
1934年磁县中心县委恢复了几个支部，但是群众情绪低落，甚至躲避接头，不愿意和上级党组织接关系。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时期，乱搞暴动。今天是什么“五一暴动”，明天又是“彭城暴动”，把暴动当做儿戏，其结果使大批党员、群众惨遭杀戮，接连的失败在群众中产生了恐怖情绪，甚至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情况给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到1935年，党组织的恢复工作总算有了一些起色，未搞暴动的县又积蓄了一些力量。结果，河北省委又提出组织红军抗日游击队，夺武器暴动，“声援红军北上抗日”等主张。首先是在新直南的南宫、任县、巨鹿、广宗、威县等地区拉队伍，贴大布告成立红军第一师，师长是刘文忠（即刘子厚），王光华是副师长。发动群众，搞分粮吃大户，也搞了点枪。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办法都用，也用了些土匪的办法，乱七八糟的。这些活动是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李华生亲自去指挥的。接着，李菁玉担任书记，也搞了这么些名堂。那时党的组织还不是很巩固，游击队也没有多少战斗力。国民党商震和宋哲元的一些师连续搞了几次“清剿”，就把我们这点队伍“清”的差不多没有了，很多群众和党员遭到杀害。与此同时，河北省委负责人亲自到冀鲁豫边特委来布置暴动，组织游击队，结果与特委同志发生了一场尖锐地辩论。
省委提出组织暴动的理由是“牵制北方的国民党军队，支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把暴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给特委完成，并且提出要老直南（指冀鲁豫边地区）和新直南来个革命大竞赛，看谁发动的队伍多，发动的队伍好。特委同志比较了解客观局势，感到不行，但省委提的口号是“支援红军北上”，谁敢说个“不”字。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愿首先发言。于是，我便对省委负责同志说：援助红军北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现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搞不好又要重蹈立三路线的覆辙，从我们客观力量上来说，现在不适宜搞暴动。另外，经过几年暴动失败的挫折，党员和群众的情绪受到打击，党的组织也没有完全恢复，如磁县和濮县等过去有基础的地方尚且如此。如果拿少数干部去拚，如同儿戏，后果不堪设想。再者，也不可以让冀鲁豫边和新南竞赛，因为两地区情况不同。新直南过去没有遭受过暴失败的挫折，在打盐巡等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形下，群众情绪比较高涨，“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但冀鲁豫边就不同了，过去遭到严重挫折，阶级对比力量悬殊。宋哲元的正规军驻顺德、大名一带，我们的暴动成功的可能很小。游击队在西山没有群众基础，也很难呆得住。这些问题都要做通盘考虑，我发言的大意如此。但那时还不了解应该积蓄力量，等抗日形势发展的有利时机发展党的力量这样一个道理，当时环境下我们也不可能具有那样的远见卓识。因此，争论了许久也不能把对方说服，反而遭到省委负责同志的严厉批评，我被扣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还受了处分。在当时党内“左”的路线影响下，会议上没有民主，也不实事求是地讨论、酝酿，更听不得不同意见。我们开会的结果，是省委负责同志硬性地决定并布置了冀鲁边地区暴动．要夺取枪支，组织游击队。下级服从上级么，既然省委硬决定，大家也只好执行。
具体的布置是分区负责。纪德贵负责发动与组织六河峰峰、彭城和磁县的矿工游击队，王从吾同志组织发动大名一带的农民游击队，王卓如与陈少敏同志发动与组织濮县、内黄、滑县为中心的盐民和农民暴动。我则去濮县、范县一带发动组织群众。最后的结果，除在濮县取得一些小胜利外，其他各地不是发动不起来，就是发动起来又遭到保安队、警察局的镇压失败，又损失了一些同志。
（三）徐庄分粮吃大户
省委硬性决定要组织武装暴动之后，我们只得执行。我去的是濮县，由特委巡视员兼濮县县委书记刘宴春偕我前往，也是要去冒冒险的。濮县有3个区，其中一个叫古云集，王士希同志在那里当区委书记。古云集区委的中心力量是徐庄支部，因此，我就去徐庄蹲点。
我到徐庄后，首先了解支部情况，和支部干部谈话，同积极分子小组长谈话。给予我深刻的印象是，一般成员都是贫雇农成分，有阶级觉悟，并且组织了一批“穷人会”（当时党支部团结的贫雇农群众组织）。其次，我调查了党员与群众的迫切要求，主要是缺吃少穿。1934年黄河在东明长垣一带决口，洪水泛滥成灾，粮食歉收，群众最迫切的问题是没有粮食吃。眼看年关将至，过年很成问题。我们就决定向地主分粮吃大户，以解决群众燃眉之急。我和徐庄支部的同志研究了斗争方案：行动第一步必须取得胜利，不能失败。也就是第一仗要打胜，以便鼓舞士气，为第二仗第三仗的胜利打下基础。第二，在行动中如何接受历史上挫折失败的教训，不再重蹈覆辙。我们决定在这次“分粮吃大户收夺枪支”斗争中，不采取公开路线，即事前事后不贴布告，不散发传单，不象立三路线或河北磁县暴动那样，我们还没行动或力量尚弱小时，就暴露了自己，这就等于告诉敌人我们要行动了，敌人当然会马上有所准备，对群众暴动进行打击。第三，对地主的粮食、枪支等情况作一次详细的调查。在调查地主对象中，选择了两户，一户较小，距离较近；一户较大，距离较远。第一步选择较近较小的地主，以便首先打好第一仗。记得当时反复琢磨了马克思的名言“暴动是艺术不是儿戏”这句话的意思。如何才算是“艺术”。除了第一不采取公开路线，不暴露自己外，第二采取突然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敌人摸不着头脑。不知何庄、何人，就无从下手捕人。等到我们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够公开游击时，行动也还是要“神出鬼没”，攻其不备地打击敌人。此外，还要善于利用敌人矛盾，但当时没有了解到什么具体矛盾。最后还有一条，就是靠我们自己的队伍坚强和进攻时的坚决果敢。
第一个行动，在夜间奔袭较近的一户中小地主。我和一个叫小魏的小红军带领了30几个人，每人背一条口袋，回来时，都装满了粮食，还搞来十几条花被面，大家士气旺盛，想很快进行第二个行动。
第二个行动，在第一个行动过了几天之后，把目标重新侦察了一下，看粮食仓库的位置及枪支等情况有无变化再定行动。第二个地主是大地主，其子在县教育局当什么长（后来是区长），仓库存小麦很多，并有钢枪，离濮县城近，距离古云集有70多里。我们决定扩大队伍，让每个队员带一条口袋，但不要装满，因为往返140多里路程，不方便。这点在出发前也是再三叮咛讨论了的。这次还是采取夜间突然袭击的方式。计算好了回来的时间。在太阳落山以前从徐庄出发，小队分散行军，带一些大刀等武器按规定时间悄悄到达指定的集中地点，没有手表，时间只约个几更天，这次参加的约百人左右都按时到了。大约到三更天，分两批进入宅院，前门有长工内应开门，后门有树可攀上墙头。我身背大砍刀，带了一个梯队从后院越墙，但到越墙谁先进时，农民都犹豫了，我当先头一个跳进去，这样，别人也跟着一个接一个地跳进去了。两个梯队进入宅院之后，都按计划进行，有守门的，有关地主家丁的，我和小魏等同志抓住地主，把钢枪夺下，审讯其现款贮藏所在地，这时村内枪声狗叫声响遍全村。我传令不要慌，赶快装粮食。很快就装完了粮食。在集合地点——一个坟地清点了队员，看到每个人的口袋都是装的满满的，大家都说能扛得动。每个人一路上都很有劲地快步前进。回到根据地，血红的太阳才刚刚伸出头来。徐庄的支书羊倌徐光泗同志马上把羊群赶出来，迎着来路散开，这样路上密集的足印就被羊群踩没了。
这一下来去140里，还背了这么重的粮食，大家都累坏了。我的腿肿的好几天下不了床。可是，大家分到了粮食，都非常高兴，那正是过春节前，有了粮食，大家能过个好年了，群众情绪十分高涨。我们趁着连接两次胜利的机会，发展穷人会，几个村庄都串通了，短短的一个星期，穷人会就发展了二三百人。这以后，四乡传说：“发生了怪事，光要粮食要钢枪，不杀人‘拉票’。看样子不是土匪”。
接着，另一区委来对我说，又调查了一个贩枪的，有很多枪，而且多是匣子枪。我问到一些详细情况时，他们只说是乡下流氓贩枪，别的情况都不知道。我说，一定要弄清楚，不然冒冒去失的失败了不好，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有些干部思想不通，我就耐心的说服他们，要讲究斗争策略啊。以后，把已经集合起来的200人解散了，没有再搞。
徐庄搞的两次分粮吃大户的胜利，使群众分到了粮食、衣物，又得了枪支，扩大了政治影响，穷人会迅速得到了壮大，而未遭到敌人打击。总结一下这个小小的成绩，更加证实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是不切实际的失败路线。我们在行动之前，认真研究了“暴动是艺术不是儿戏”这一精辟的马克思主义论断，在事前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然后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方案。在行动时；对队员们做了政治教育，详细交待了要注意的事项。行动对象选择是距徐庄较远的一个目标，采取神出鬼没地夜间奔袭；既不散传单又不贴布告，而是通过党员、群众有领导的以串亲戚、走朋友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这样做的结果，群众得到了粮食，我们也有了武器，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群众组织迅速扩大，党的力量亦得到加强。敌人摸不清是谁干的，也无从打击破坏。采取这种斗争方法和策略，在党的力量尚不强大，群众尚未经过锻炼的斗争初期，乃是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可取的办法。这种办法与省委布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对革命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臆想，是完全不同的。
1936年春，省委负责同志向刚到天津的中央代表兼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汇报直南地区发动红军游击队斗争的情况时，受到刘少奇同志批评，要求省委立即纠正这一错误，并肯定了我的意见，要省委取消对我的处分。
我从濮县回到磁县特委驻地时，省委负责同志向我当面传达了撤销对我的处分的决定，恢复了我省委代表的职权，并转达了北方局刘少奇同志派我去山东恢复党组织的决定。
我之所以叙述直南、冀鲁豫边这些情况，是为了使同志们了解直南建党以来的曲折，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山东党同样也经过严重的挫折，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处于没有省委领导的状况，这都是30年代“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在回顾党的白区工作时，这是一个不可忘记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