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之后，便千方百计破坏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分化、瓦解、破坏农民运动，逮捕我地下党的同志。莱芜县鹁鸽楼村小学是我党的一个活动中心，它被破坏不久，泰安中心县委也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如何相机应变，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党的联络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此县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这个问题，县委书记刘仲莹同志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要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充分做好应付局势发生突然变化的准备。并说，战国时孟尝君的谋士提出“狡兔三窟”的谋略，我们面对敌人的严密监视和疯狂搜捕，必须有更多的立足点。多几个立足点，进可攻，退可守，这是眼下开展斗争的好办法。
在讨论建立秘密联络点时，有两个方案：一是由潘德和同志在泰莱公路上的冶河村开设一座小饭馆，接应过路客人，掩护秘密联络工作。二是开设一处书笔文具店，下乡串学，“以文会友”。这两个方案，相比之下，小饭店座店迎客没有灵活性，且潘德和同志原是教员，如舍教开店可能招人注意，而文具店多与知识分子打交道，教员中我们的同志又多，通过他们还可以与农民联系，有利于开展工作。经过一番分析，同志们都觉得办个文具店好。那么派谁来干呢？县委经过一番讨论，最后集中的意见，让我接受这个任务。因为，第一，我当印刷工人时，师傅段登堂的父亲段西林开“文升堂”书笔铺，可以借此关系请他们给予业务上的指导与帮助；第二，国民党县党部撤销了石印所以后，我失业，曾在段登堂的帮助下串学，卖石印所的莱芜县地图，有初步的实践经验；第三，我在县农会当过工友，跑过交通，接触面广，认识人多。此外，县委还认为我是农业学校毕业的，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活动能力，不管从学历和经历看，开办个文具店不会使人觉得诧异。
党把办文具店的任务交给了我。为了筹借资金，采购文具用品，一九三三年夏末秋初我便去青岛，找到了在青岛市国民党警察局当警长的叔伯哥哥任敬先。
任敬先出身贫农，曾在莱芜县办的一个贫民工厂里当过织布工人，后来去青岛当了国民党的警察。在我党领导农民向地主、乡绅及国民党贪官污吏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曾回莱芜探亲。我们兄弟俩从小亲密，因此，我便把农村的运动和我个人的看法以探询的口气向他作讲述，他都表示赞成。所以这次我敢于而且抱着很大的希望去投奔他。
青岛市异常繁华，国民党的军警戒备森严。我刚去不免有些提心吊胆。找到任敬先，他把我安置在一个地下室里住下，并告诉我：“青岛在抓共产党，风声很紧，要留神，有人问你，你就说来找我找事做的。”他见我心情比较紧张，又安慰我说：“不过也没什么，再紧，也不会到警察局里来抓人。”
我在青岛住了半个来月，在任敬先的资助下，采办了一些笔墨纸砚等文教用品，还给了我二十元的盘缠费。临行前，我以探询的口气问他，若是万一情况有变化，我和别的同志到你这里来躲躲行不？他没有犹豫，一口应承：“可以，来吧。”后来孙启明、毕指南等同志，确实在此住过一段时间。
我回到莱芜，汇报了青岛之行的情况，县委比较满意。在家的同志也为办文具店凑了部分钱，你三元，他五元。最多的是刘夏峰同志，他把一块地卖得的五十元钱全部交给党。就这样大家凑了些钱，又买了个褡子，由毕指南同志把张轩亭老师题赠我的“墨醉花香动，文成剑气豪”的条幅中，摘了“文成”二字命为“文成书局”挥笔写在褡子上，就这样我们的文成书局便诞生了。
县委给文成书局定了三项任务：第一，在农会、鹁鸽楼两个活动中心因敌人监视不得不暂时回避的情况下，迅速担负起县委领导成员之间和县委与下级党组织的联络，并负责
与泰安中心县委和山东省委的联系，要保障党的联络通畅；第二，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马列主义和我党的主张；第三，利用文成书局的购销业务，为县委解决油印机等宣传工具，因为当时油印机之类是国民党严令禁购的东西。
背上褡子串学，褡子的前后装满了课本、笔墨纸砚及《呐喊》《彷徨》《母亲》《铁流》《拓荒者》等进步图书，所到学校，广大教员、学生十分欢迎。但是褡子的容量有限，后来为了更好地宣传群众，每次出去能多跑几个学校，就搞了两个箱子，挑着串学，每到一处，学生和村里的群众就把我围起来，有的买文具，有的买书刊。也有的年轻人爱打听新闻，我就利用这个机会从听闻的角度讲一番国内及世界上的新闻。什么各地的学生运动、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苏区反围剿的胜利消息等等。到后来竟有一部分学生利用假期成群结伙的到文成书局找我打听新闻，象亓景德、李华堂等一大批青年后来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串学时，教员中的党员同志更是积极支持。象冶河村的小学教师潘德和、柳行沟小学教师张雨村、丰登官庄小学教师刘夏峰、王家楼小学教师刘子正等同志，他们不但向学生介绍进步书籍，常常是一见我去，就停下课来，有意多留一些时间给我，有什么需要传达的消息和情况，就随时通知了每个同志。
经过一段工作，县委认为以这种串学的形式联系同志，宣传群众，既安全又方便，因此，又决定让我到泰安、莱芜、新泰三县交界处的徐家冶、鲁东冶、 峪、王家庄一带去开辟工作。这一带是丘陵地带，农民生活贫困，革命愿望强烈，而且三县的交界处俗称是“三不管”的地方，是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如果在这里密切联系群众做好工作，可以作为我们全县的工作基点。徐家冶是个有集的小镇子，每逢集日，我便到集上去摆摊。开始生意冷落，青年人也侧目相待，有时接触几个人，也是寒喧几句随即离去。我对这种冷落真觉得不是个意思，群众为什么这么冷落，这内中必定有些问题。后来，我主动找群众聊天啦家常，慢慢从群众的谈话中知道，这里的群众对剥削和放高利贷等非常仇恨，对做买卖的也视为从事剥削的人。这时，我听说南徐家治有一位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叫张鸿发，此人是这一带唯一有学问的人。他为人正直，思想开明，很受这一带人的推崇。根据过去的经验，做好这类人物的工作，利用他的影响和声誉开展工作是很有效的。于是，通过毕指南同志的关系，从“以文会友”的角度拜访了张鸿发先生。我们从文房四宝谈到书刊，进而又谈到了国际国内形势。在了解了他的观点之后，我也表明了我的主张。就这样经过一番谈话，不仅从此认识了，而且慢慢的比较密切了。他帮助我同各学校的老师建立关系，并主动向老师、学生推荐书刊。我也趁此机会，从传闻的角度向老师、学生、群众宣传一些共产党的主张，讲些外地的农民运动、工农红军战斗的情况，启发青年组织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这些消息很快传遍了周围的村庄，一股强有力的争自由求解放的欲望在群众中酝酿着。为使文成书局更好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我把这一情况汇报县委，县委通过农民协会，组织群众开展民运工作。
文成书局建立两年多的时间，同县立师范、高级小学和农村小学七十余处学校、一百五十多个村庄建立了联系，承担了县委的交通联络任务。如一九三四年泰安中心县委被破坏后，文成书局及时将这一消息传给县委的各位同志，县委于三月十六日在汶河滩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应付局势突变的措施。
文成书局除以推销文具的形式和县城、农村学校联系外，还借到外地采购货物的名义，执行与上级联络的任务。后来又派去曹春耕同志，并在鲁西村找了两间房，我就以文成书局掌柜的身份往来奔波于莱芜、泰安、济南之间。泰安的联络点是省立泰安第三中学和岱庙对门的常家客店。在这里与中心县委的代表朱玉干同志秘密接头。在济南则通过大明湖畔的“高升店”和省立图书馆的协助，到北园乡村师范与刘莱夫、张北华同志秘密接头。
高升店的任掌柜的，省立图书馆的馆长范明枢先生对我执行的任务，不管是传递消息，还是采购文教用品，都是无私无畏、机智灵活的给以协助。
那时的革命斗争是在白色恐怖之下进行的，工作上艰险，生活上困难。但我们坚信，我们从事的革命斗争必定要胜利。我们就凭借着这坚定的信念，接受各种困难的磨炼和考验。我一九二五年读完了农校，后因生活所迫四处奔走，到博山福兴炭栈学徒。一九二八年又通过社会关系到国民党县党部办的石印厂当工人，后又到农民协会当了工友。县委做出让我办文成书局的决定后，我放弃了每月挣八元钱的活计，筹办文成书局。后来我父亲出面以土地作抵押，贷了地主刘二麻子三百元钱，交给我为党开展工作。文成书局后来去的曹春耕同志家里更穷，也是甘当白尽义务的小伙计。虽然组织上允许我们用书局的钱买饭吃，但是我们俩都把这方面的开支压到最低限度，每次回到家里总是吃着的拿着的，尽量少花书局的钱。文成书局的东邻舍“三盛恒”酒店，掌柜的刘盛三看到我们生活艰苦，同时又看着曹春耕同志干活认真泼辣，忠诚厚道，曾不怀好意的拉拢曹春耕同志说：“你当这个小伙计，吃着自己家里的，早出晚归，一个月挣多少钱？”曹春耕看出刘盛三的用意，便不轻不重的说：“钱多少是小事，不吃气就行，我就喜欢这个不吃气的地方。”一次我们两个一到春耕同志家去，春耕的母亲说：“孩子回家来第一句话就问有什么吃的，吃起来狼吞虎咽，没个饱。”为此，我批评春耕同志不应饿着肚子往家跑。他却反驳我说：“还说我，你还不是一个样。”他这一说，我们两个都笑了。一次春耕同志到我家去，我母亲见他的褂子破旧不堪，便让他穿上我的。春耕同志回到文成书局对我说：“大娘叫我给你捎来的褂子。”我一看就明白，我说：“别撒谎，给你就穿，我身上这个还能穿。”我们肩负的任务是繁重的，当时的斗争形势是危险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但是，我们认识到了我们工作的重要性，看到了革命斗争的光明前途，我心里觉着甜，身上也觉着有用不完的劲。这确实是一种革命的乐趣。
一九三五年，县委成员刘伯戈、周茂森因剥削阶级的浓厚意识没有得到改造，受不了艰苦斗争的磨炼，便巧借名目向组织要钱。当时组织上为了稳住他俩，在活动经费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让我从文成书局送去五十元钱。但是这个家伙根本不把五十元钱放在眼里，扬言：“再不给钱，我就自首告你们去。”他已露出了叛徒的嘴脸。
时隔不久，刘伯戈、周茂森果然叛党，并在济南出卖了莱芜县的党组织，带回捕共队抓人。阴历十月初三，这天是莱芜东关集。我去赶集卖货正走在东门下，迎头遇见了鲁西“育生堂”文具店的掌柜亓葆荣，他说：“昨天，刘伯戈、周茂森带着人把你的书局查封了，现在到处抓人，把房东房西庚打得死去活来，你快走！”听他一说，我知道出了事，马上离开了东关，直奔柳家龙崮我舅父家，我舅父王清林是党的同情者，通过他，我和附近的党员取得了联系，得知县委的同志和文成书局的曹春耕同志，都已安全转移。至此，由于形势的突变，我们的文成书局才不得不停止了活动。
文成书局从建立到被破坏近三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文成书局以卖文具工作为掩护，为党传递信息上下联络，为唤起民众、教育青年起来革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犹如一把利剑，披荆斩棘，光荣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艰巨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