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山下、延水河畔的军民一片欢腾!经过8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当时那个高兴劲儿，不是语言所能形容的。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在延安学习和工作的一大批干部，编成若干大队，被派往全国各地开辟工作。我同出席“七大”的山东代表和干部共200余人，被编入山东大队，赶赴山东接受新的任务。8月23日，我们从延安出发，途经绥德，由葭县渡黄河，到了山西临县，徒步行军1个多月，于10月初到达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麻田。总部向我们转达了中央电令，决定我们山东大队改为东北大队，开赴东北工作。我们下太行，日夜兼程，于11月17日到达沈阳。当时沈阳形势异常紧张，国民党军队以优势兵力包围沈阳及周围地区，我军正准备从沈阳撤退。这时，大连市委派王西萍同志到东北局要干部，东北局就决定派我们30几名同志到大连工作。我们来大连后，分别被派到县、区、局等部门担任领导工作。金实遽到寺儿沟任区委书记；牟焕奎到西岗区任区委书记；郭超(女)到市妇联任宣传部长；罗丹到报社任社长；孔祥林和他的爱人杜晓霞被分配到教育部门工作。我被分配到旅顺接任吴善昌同志的职务，任旅顺市委书记。在旅顺工作1年，1946年底，我被调旅大地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刘清宇字同志到旅顺接替我的工作。
当时，国民党已撕毁停战协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随着战局的发展，其他解放区的大批干部先后撤退到大连，大连就成了干部的储存库和中转站。那时，从延安、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中原、两广纵队(也叫东江纵队)、山东省委、胶东、鲁中区党委、北海地委等地转移来大连的干部，几乎每天都有。地委组织部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接待、安排、输送这批干部。突然之间增加了这么多干部，大连出现了招待所满、疗养院满、医院也满的“三满”现象。听报告的时候，礼堂都容纳不下了，所以当时就想了个办法：发红蓝票。蓝票，是县团级以上干部使用；红票，由区营级干部使用。为此，还引起部分干部的误解和争执。
1948年春，我和大连市委组织部部长艾天白、中长铁路区委组织科科长董良玉一起到通化向肖华同志专门汇报旅大的干部工作情况。肖华同志听了以后高兴地说，你们大连储存了那么多干部，比哪个地方干部都多，以后你们要输送大批干部支援各地，这也是大连干部工作的贡献。1948年5、6月间，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同志到大连视察工作时也反复强调，旅大干部多，组织部门要加强管理，多作思想工作，以后要向各地多输送些干部。
当时大连确实储存了一大批干部。就拿疗养院来说，曾在大连疗养过的高级干部就有徐海东同志、张爱萍同志、华东的魏文伯同志，还有吕振羽、阿英、冯定、柳青等许多党员作家和学者。作家柳青同志就是在疗养期间写出了《种谷记》，以后又写了《创业史》等长篇小说。当时的旅大地委副书记刘顺元，地委常委、市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边慎斋)等同志，都是在疗养后留在大连工作的。虽然当时大连的财政比较困难，但为了使干部疗养好、休息好，地委在财政开支上给予了很大支持。仅1947年用于这方面的开支，每月就达6000万元(苏军军用币)。而地委本身，包括各部、委、办机关，每月的开支是1500万元。市政府财政局局长隋芸生同志曾说，我这个局长很不好当，迟子祥经常问我钱弄到哪里去了，我没办法就编这编那，让迟子祥找不出毛病来。
1946年11月～1949年4月，经疗养健康状况好转后的干部陆续重返前线，大批干部也被派往全国各地。1947年调往通化的县区级干部有153人；调出的技术人员236人。1948年3月，根据东北局和辽南分局的指示，大连输送县区级干部130名。同年7月，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又抽调县区级干部200名支援各地。
1948年11月到1949年3月，大连先后调出县级以上干部达200多人。离开大连较早的同志有：王西萍、陈瑞光、谭光廷、牟焕奎、郭超、燕文卿、隋芸生、张玉华、白学光、沈策、朱毅、周光、宋光、衣钦堂等同志。1948年底，东北局组织部派人来大连，要求大连抽调1500名干部进关南下。在此之前，大连陆续调出近千名县区级干部支援全国各地，再抽调这样一个大数目确有困难，最后商定抽调800名(实际报到818名)，其中县团级以上干部53名。这800多名干部编成“旅大南下干部大队”，下属7个中队，大队长是胡俊同志(他离开大连时恢复原名毛远耀)，我担任政委兼党委书记。
1949年4月1日，在我们即将离开大连之际，中共旅大区党委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宣布旅大党组织公开。我受南下大队全体同志的委托，在会上发了言。4月4日，我们告别了旅大党政领导和亲朋好友，乘车南下。在天津宣布了干部去向：留在天津40余人；到北京40余人；到南京40余人；到上海100余人，到武汉400多人；我和王泽民、李定坤、苏菲、孙悌青、张石民等180多人被分配到江西工作。到南昌后，我任市委副书记。以后调中南局做人民监察工作，有机会经常见到当年南下大队的同志。每次见面，话及当年，感到非常亲切。大连在解放战争时期，有着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就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我们党培养、储存和输送了大批干部支援全国各地，这也是大连人民和地方党组织在当时经济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的一份贡献。
